别人都说敦煌就是樊锦诗的命运! 但她不这样想

樊锦诗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别人都说敦煌就是她的命运，但樊锦诗自己不这样想，她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要离开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了敦煌，那时候全国正在举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樊锦诗心想，我既然在学雷锋活动上宣誓了，那就必须得像雷锋同志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刚从大学毕业的小姑娘，抛下了父母男友，只身远赴了大西北。

敦煌是每一个考古学学子心中的梦想，那里的艺术遗产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人，但与此同时，敦煌艰苦的生活环境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樊锦诗到敦煌的第一个晚上就失眠了，她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想出门上趟厕所，都害怕屋子外头有狼。

那段时间樊锦诗的头发都洗不干净，总是黏糊糊的，后来听当地的老乡说，敦煌的水质特殊，洗头发必须得用洗衣粉才行，可怜了樊锦诗精心保养的一头秀发，就这样被劣质洗衣粉糟蹋成了“一堆杂草”。

樊锦诗自认不是圣人，她曾经多次向上级请示，想要调回上海去，但当时保护敦煌的任务重大，她是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就这样，樊锦诗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敦煌的漫天黄沙里。

别人二十多岁的时候，都在甜甜蜜蜜地恋爱、结婚，而樊锦诗却只能把对爱人的思念放在心底，每个月给男友彭金章写一份信。在信里，她是小樊，男友是老彭，小樊和老彭远隔千里，却彼此惦念，也正是老彭的那些鼓励，才让樊锦诗有勇气在敦煌继续工作下去。

后来，樊锦诗结婚生子，带孩子也成了一大难题。她出门的时候给儿子裹好毯子，放在炕上，孩子一天天长大，总在炕上爬来爬去，为防止孩子跌落，她又把被子叠起来放在床沿。每天上工，樊锦诗都特别紧张，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那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下班回来，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了下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儿子正坐在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每当这个时候，她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敦煌有她心心念念的壁画，可是孩子还小，他不该跟着自己受罪啊。

樊锦诗把她的心思告诉了丈夫，老彭担心妻儿，坐了好几天的车才从武汉赶到敦煌，他深知妻子的痛苦和挣扎，便将儿子接回了武汉抚养。

彭金章一边在武汉大学任教，一边养育年幼的儿子，一有空他就会给樊锦诗写信。在信中，老彭一直在鼓励樊锦诗，要坚持做好敦煌的工作，保护文物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如果现在退缩了，那就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

老彭的这句话深深刻在了樊锦诗心中，她没再向上级打过调离的申请，一心一意扑在了敦煌的建设上。

在1998年前后，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做成旅游热点，樊锦诗坚决不同意，搞旅游是好事，但是搞旅游的人懂文物保护吗？现在的莫高窟承受不了那么多的游客，稍不小心，那些珍贵的壁画就会被损坏。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莫高窟最终没有上市。2003年，樊锦诗联名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2005年首创了“旅游预约制”：每天游客不能超过三千人，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开放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这一措施既能保护壁画，又能方便游客，学术界的不少人都交口称赞。

但即便如此，敦煌的命运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木料和颜料制成的壁画，在时间的流逝下，总有一天会消亡。樊锦诗深知壁画的命运，但是她作为专业的文物保护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可能把壁画保存得更长久一些。

有一次，樊锦诗到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看当时的新鲜玩意儿：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永远不会变，这句话点醒了樊锦诗，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肃省科委报告，提议建立敦煌数字资源库。

打这以后，敦煌数字化工程就开始了，十几年里，樊锦诗带领她的团队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种屏幕，敦煌文化传向了世界各地。

有次，一个小朋友对樊锦诗说：“奶奶，我知道敦煌，敦煌可真漂亮啊”，樊锦诗问他是从哪里知道的，他说：“我是从手机上看到的”。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樊锦诗都会露出笑容，在她心里，将敦煌壁画完完整整地留给后人，就是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

樊锦诗在敦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人生，年轻时她沉默寡言，照相都不愿意站在中间，工作以后却变得雷厉风行，直来直去。敦煌的黄沙将一个江南女子变成了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守护着那些黄沙深处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