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究竟藏着怎样的神奇密码？

高光、阴影、腮红……在镜头前，班锐一步一步展示着变美的过程。看似是网红博主的熟悉操作，但不同的是，她的妆容灵感来自敦煌壁画。这位敦煌研究院“90后”讲解员正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讲述着古老壁画中的绘画技法，让因疫情不宜出行的人们也能通过网络领略敦煌之美。

时尚的敦煌已不鲜见。从方寸屏幕到舞台艺术，从沙漠之边到江海之远，遥远的敦煌变得可亲可近，在新时代扮演起了新的角色。

“活起来”的敦煌不一样的面孔

跟着班锐的脚步走进莫高窟，惊喜连连：壁画中的儿童和蜡笔小新穿着相似，壁画中的菩萨居然穿着吊带衫……疫情发生后，她想用更活泼的方法在网上讲解莫高窟。

化妆镜、美妆工具、闪烁的背景灯，在临时搭建的“直播间”里，班锐化好了“敦煌仿妆”。镜头一转，她进入莫高窟第428窟，讲解起1400多年前的壁画。“在敦煌早期洞窟中，流行的绘画技法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凹凸晕染法。”班锐说，古代画工会先用线条勾勒人物轮廓，再分部分逐层晕染，以色彩浓淡呈现立体感。画工使用白色颜料在眼皮、鼻梁等处描摹，就像化妆的高光效果。

化妆是引子，讲述敦煌故事才是关键。这样的节目形式博得众多点赞。“现在人们常常模仿欧美妆、日韩妆。但在敦煌可以看到，很多流行元素都源自古人。”班锐说。

在普通人眼里，敦煌因其厚重、遥远而自带神秘色彩，让人望而生畏。近年来，敦煌文化不断“活起来”，“人设”悄然改变。

在舞台上，人们穿上取材于壁画中的服饰，古韵悠悠，似从画中来。在音乐会上，壁画中的古乐器“复活”，古曲新创成为流行音乐。在手机的方寸屏幕中，敦煌成为游戏元素，获得年轻人的青睐。社交媒体上，厚重的敦煌文化被研磨成轻量级的新媒体产品，受到互联网用户的喜爱。孩子们也穿上取材于敦煌壁画的仿唐代半臂襦裙，走进“莫高学堂”，去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一面是古老的敦煌文化矿藏，一面是满足时代需求的多元文化产品，好创意、新技术成为连接两者的桥梁。

“敦煌文化要传承，关键要融入生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甘肃鸿文敦煌艺术研修中心主任范泉对此深有体会。

“敦煌岁时节令”是敦煌研究院近年来推出的一个文化传播品牌。《芒种：和风吹过漫山碧》《夏至：紫阳红云夏意浓》……每逢二十四节气和一些重要节日，敦煌文化就以充满诗意的清新模样呈现在人们面前。

“如夏至时，选择壁画文献中与夏日印象相关的内容，再通过设计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结合，给忙碌的人们以心灵的慰藉。”敦煌研究院新媒体中心副主任杜鹃说。

疫情防控期间，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网上宣介，推出了《一眼千年 云游莫高》等十余场直播，单场浏览量最高达到2500多万次。“云游敦煌”小程序、网络“云展览”及“云讲国宝”视频等也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古代的“全球化”

从千年石窟到丰富的“潮”产品，敦煌文化不间断地孕育出新生命。这座“母体”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神奇密码？

莫高窟的营造始于一道霞光。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和尚行走在敦煌三危山，突见对面山崖霞光万丈，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就此打开。此后1000多年，莫高窟的营造活动不绝。

而将敦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它的价值才真正展现出来。汉武帝为经营西域，“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便是其一。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大通道自此开通。到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总凑敦煌”，敦煌成为“咽喉之地”。

地理上的贯通带来商贸、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交融，敦煌莫高窟成为多元文明荟萃之地。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种宗教在敦煌并存，汉族、匈奴、鲜卑、回鹘、吐蕃、波斯、粟特等多民族多地区的人们共同在这里生活。

莫高窟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体。走进这座历史长廊，在不经意间就能采撷到遥远国度的花朵。

莫高窟第275窟建于北凉，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洞窟中，一尊身高达3.4米、交脚而坐的菩萨，与中亚犍陀罗地区（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有密切联系。

犍陀罗位于古代印度北部。公元前4世纪前后，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这一地区，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公元前2世纪，印度阿育王扩张占领了这一地区，犍陀罗艺术开始呈现出印度与希腊艺术结合的特点。

受希腊雕塑的影响，犍陀罗风格的雕像大多身形健壮、衣服厚重。交脚菩萨和思维菩萨是常见形态。在第275窟的雕塑中，菩萨体魄强健、神情平和，衣服褶皱用贴泥条和阴刻表现。

“敦煌艺术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说，从来自印度阿旃陀地区的中心塔柱窟的建筑形制，到源自波斯的火焰纹、连珠纹，还有与阿富汗一带如出一辙的平棋藻井，无不展现敦煌的兼收并蓄。

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超过5万件文献，则以文字形式记录下了古代敦煌的生动样貌。除了汉文文献外，这里还有古藏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叙利亚文、吐火罗文等众多文献。在莫高窟北区考古中，甚至还发现了景教（基督教）的十字架、回鹘文木活字等珍贵文物。

“敦煌自古就是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也是中外交往的枢纽，敦煌文化是各民族共同贡献的。”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说。

有意思的是，尽管外来文化有百般形态，但敦煌就像一个巨大的塑形之手，广泛吸收并将其与中原文化融合，最终呈现出了具有敦煌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人们一看便知：这，就是敦煌！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优长、为我所用。“唐朝大有‘胡气’，却没有被‘胡化’，这和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密不可分。传承敦煌文化，同样要不忘本来、接受外来、面向未来。”

几代守护人此生不悔入沙海

明朝嘉靖年间，嘉峪关闭关，敦煌随之被荒废400余年。20世纪初，飘摇晚清，外国探险家轮番来到敦煌，大量藏经洞文物流失海外。

从满目疮痍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从“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到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70多年间，敦煌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这背后是一代代人的执着接力——在美好的青春年华，他们偏偏走向了艰险道路。

1943年早春，寒风凛冽，一辆破旧的破敞篷卡车从兰州开向敦煌。不到40岁的常书鸿身裹羊皮大衣、头戴老农毡帽蜷缩着，就像是“没有生命的货物”。

此前，他是风度翩翩的留法油画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塞纳河畔的一本《敦煌图录》，将他牵引到了这里。

洞窟坍塌、流沙倾泻，可当绚烂的中国色彩飞入常书鸿的眼帘，他彻底成了一位“敦煌痴人”。纵然风沙肆虐、食物短缺、妻子离去，他初心不悔。

“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莫高窟）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他效力的人！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在常书鸿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士告别优渥、投身大漠，保护、研究、弘扬的格局开始搭建。

四川青年段文杰后来成为莫高窟的第二代“掌门人”。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临摹水平最高的艺术家之一。

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马竞驰记得，一个11月的早晨，他去段文杰的房间，见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目瞪口呆。“梨解渴又顶饿，上洞窟不喝水，不下来上厕所，可以一口气待到太阳偏西。”段文杰说。

上世纪80年代，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段文杰深感重任在肩，便带头搞学术。《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成果涌现，终于让中国人在敦煌学的研究上扬眉吐气。他还广纳人才，力推敦煌事业的国际化。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石窟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1963年，长于上海、从小吃西餐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直奔敦煌。生活依旧清苦，晚上睡着睡着会有老鼠掉到土炕上。她甚至一个人进产房，数十年与家人分居。可她却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80岁了，还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

她的坚毅、甚至强硬，避免了莫高窟被“打包上市”的命运，千年石窟拥有了法律的“护身符”。在她的推动下，终将消失的莫高窟正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容颜永驻”。

第四任院长王旭东是个“理工男”。初到莫高窟时，他对壁画艺术一无所知。莫高窟四下寂静，像极了他出生的小山村，他一下子被打动了。

当以李最雄、王旭东等为代表的文物保护专家运用理科思维介入后，文物保护迅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保护更讲求精准，也更注重背后机理的探寻。包括石窟大环境、洞窟微环境等在内的实时监测系统，让莫高窟处在可控范围内，“抢救性保护”逐步向“预防性保护”发展。

自称“不懂艺术”的王旭东加快了敦煌开放的脚步：古老的敦煌文化以更多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敦煌研究院先进的文保理念技术开始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丝路文化结晶成为沟通民心的桥梁……

接力棒到赵声良这里，就是第五棒了。怀着“敦煌学也应该中国人来做”的想法，这位来自彩云之南的青年走向了大漠戈壁。

他见证了初创的《敦煌研究》逐步成为国际知名敦煌学刊物的历程。起初，编辑出版要在相隔1500公里的三地进行，火车无座，他蜷在座椅下就是一夜。匿名评审、不收版面费等限制性要求，历练出了一本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刊物。

回顾敦煌事业的发展，赵声良说，根本在一个“人”字。卓越前辈奠基、大家关注，让敦煌学起初就站在一个罕见的高位。而让敦煌学生生不息发展的，也正是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向前方迈进向深处开掘

从莫高窟九层楼出发，走不到10分钟，就能看到一番全然不同的场景。实验室中，科研人员正穿着白大褂，在精密的实验设备前进行操作。

滴定管、培养皿，还有更多叫不上名字的科研设备……很少有人把这样的场景和文物保护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敦煌文化保护者的致力方向。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介绍，如今敦煌研究院有一支200余人、产学研一体的保护队伍，人才涉及化学、环境、生物等近20个领域。“近年来，我们加强基础研究，多角度了解病害机理，初步了解了水、盐、环境因素等对文物的作用机理，正在朝深水区探索。”

回望莫高窟的保护历程，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一个个新出现的问题被攻克。从以前的简单看守、抢险加固，到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敦煌石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敦煌石窟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石窟大环境、洞窟微环境、窟区游客数量等动态更新。“一旦洞窟中温湿度、二氧化碳等监测数据超过预警值，就会采取临时关闭窟门、调整参观线路等措施，确保文物安全。”敦煌研究院助理馆员柴鹏飞说。

深居沙漠中的敦煌研究院，还有着众多“唯一”和“第一”：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唯一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内首台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首个基于风险理论的石窟监测预警体系、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模拟研究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

预防性保护让文物本体“强身健体、预防疾病”，数字化则让莫高窟像孙悟空身上的毫毛，可以分身无数，从而有了更旺盛的生命力。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秀说，30年来，技术不断升级，图像精度从75dpi提升到300dpi，处理能力从一年一两个洞窟提升到二三十个洞窟。目前已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据采集，数字化成果开始广泛用于研究和大众传播。目前，“数字敦煌”资源库全球访问量已经超过750万次。

在科技让敦煌不断向前之时，还有一群人“甘坐冷板凳”静心学术，让敦煌研究向深处迈进。

两分册8开780页，沉沉的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樊锦诗交出的“考古作业”。运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逐窟记录了洞窟位置、结构、保存状况等，这是洞窟最翔实的档案资料。根据计划，这样的考古报告将要做100卷。

“搞研究不是开会，必须静下心来做，板凳不怕十年冷。”樊锦诗说。

经过70余年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耀眼的敦煌学研究中心，国内共出版了3000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四本敦煌学刊物共发表7000余篇论文。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起步，逐步扩展到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文化价值及精神内涵等诸多方面。

近年来，敦煌学研究涌现出诸多新热点。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赵晓星介绍，吐蕃、回鹘、西夏等敦煌周边少数民族研究、单窟研究等不断涌现出新成果。敦煌学的外延也不断扩大，河西汉简等也逐步纳入了敦煌学的视野。

2017年，敦煌研究院创建了“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张元林介绍，该中心组织了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学术考察，举办了20余次丝绸之路主题的讲座展览，正在组织撰写相关的丛书译丛等。

敦煌研究院是我国少有的前往阿富汗的学术考察团体。当考察团成员穿着防弹衣进入被炸毁的巴米扬石窟时，既为宝贵的人类遗产损毁而痛心，也深感要为阿富汗的文物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条件艰苦、冒着风险，但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拓宽了学术视野。过去我们对中国佛教艺术的研究集中在国内，考察发现中亚佛教对敦煌石窟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未来可以将中亚佛教艺术研究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探明敦煌石窟文化的源头。”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

赵声良说，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自身价值挖掘。“搞清楚了才能传承创新，文化弘扬才能言之有物。”

坚持开放成就“世界的敦煌”

2018年的一个初秋夜晚，在莫高窟九层楼前，3个老人手牵着手面对蛋糕，共度80岁生日，场面令人动容。是敦煌，让樊锦诗、文保专家黄克忠、内维尔·阿根纽结下了这样深刻的友谊。

几乎每年，美国人阿根纽都会不远万里前往敦煌。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他所在的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始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以来，他已在这迢迢长路上奔波30多年。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说，我国文保事业起步较晚，要赶上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事业得以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走国际合作的路子，尤其是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长达30多年的合作，拓展了视野、提升了技术、锤炼了队伍、建立了密切的国际友谊。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基于全世界对莫高窟这份独特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同和珍惜，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机构都参与到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中。莫高窟也在开放中获得巨大发展。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带着全球化的“基因”，当代敦煌继续演化出众多形态，走向世界各地，共鸣佳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中亚国家达成合作意向，敦煌研究院成套的壁画及土遗址保护技术正在为这些地区的文物保护提供支持。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常书鸿等老一代莫高窟人就带着敦煌壁画摹本等前往印度、缅甸、日本等国展览。当得知中国完整保存着千百年前创造的敦煌艺术时，当地观众称赞不已。1955年，包括历时5年修建的第285窟整窟原大模型在内的300多件展品赴日本展出，33天吸引了10万余人参观。常书鸿曾记载，“据有些日本朋友说，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艺术展览所没有的。”

如今，敦煌的相关展览已走进了美国、英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展览的形态也更加丰富，出现了3D打印雕塑等一些新成果。

曾前往多国举办展览的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说，敦煌让千山万水之隔的人们获得心灵共鸣。“在中东国家办的敦煌展览大受欢迎。观众从来自遥远东方国度的艺术中，看到了他们文化中的熟悉元素。既有陌生感，又有共鸣，从而引发强烈兴趣。”

敦煌之盛大多元，让新的艺术在它身上萌芽、开花，走向国际。

1979年，取材丝路精神、敦煌壁画的舞剧《丝路花雨》首演，敦煌舞姿“活”了。飞天的飘飘丝带，也将中外友谊牵于一线。40年多来，这台舞剧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了近3000场次，观众超过450万人次，成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艺术和丝绸之路的窗口。

旧档案记载着这份来自敦煌的礼物带给外国友人的惊喜。1980年，美国考古学家何慕文·尼兰夫妇在看过演出后说：“非常感动，外国人在剧里不是强盗而是朋友，看了使人感到亲切。看了这个剧我们更加相信中美两国今后是可以友好下去的。”

“丝路花雨讲述的是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在互相帮助、克服困难中结下的深厚友谊。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大爱，是这个剧目常演不衰、获得各国观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曾任《丝路花雨》负责人的陆金龙说。

敦煌文化广博与包容，用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去阐释敦煌也不生硬。近年来，芭蕾舞剧《敦煌》、交响乐《敦煌·慈悲颂》等接连上演，敦煌与世界对话的平台越来越宽广。

更坚实沉稳的国际脚步持续迈进。赵声良说：“我们希望树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大保护的格局，通过打造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研究中心、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数据中心等，全面提升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领域的科技水平，进一步完善敦煌文化传播弘扬体系，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从历史到未来，“世界的敦煌”正步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