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上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汉墓砖画上的汉军士兵图
汉军士兵画像（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自东汉立国到灭亡，分别在光武帝、安帝、灵帝时期，爆发了三次关于凉州弃守的论战。弃守双方异见横出，驳议不断，背后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支撑。从当时朝廷关于凉州弃守双方的意见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凉州在汉代的政治地位，也有益于理解汉代的文化传统。
1 光武十二年的弃守凉州论战
东汉年间第一次弃守凉州的讨论发生在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西汉末年，因王莽改革失败，汉王朝陷入了内斗之中，无暇顾及边城之事，羌人趁机占领了金城等地，“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面对日益强大的羌人，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东汉帝国选择息事宁人，不欲发起争战，准备放弃这些常年受到羌人袭扰的郡县，据《马援传》载：“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金城以西，即敦煌、酒泉、张掖、姑臧等地，因其距离帝国十分遥远，中央对其的管控力微弱，叛乱时有发生，故当时汉准备放弃这些地方，将重心放在巩固内郡的统治上。
西汉帝国初立时，面对割据自立的南越尉佗，汉高祖采用的策略就是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高祖放弃统一南越的缘由是“为中国劳苦”，战争对汉帝国的民生影响太大，不利于帝国生机的恢复。
汉元帝时期，珠崖郡叛乱不定，汉元帝召集群臣讨论，准备派遣大军，讨伐不臣。此时司马迁的外孙贾捐之站出来，写了一篇《弃珠崖议》的奏疏，汉元帝看完后，总结历代攻伐周边不服的原因是因为君王的私心作怪，“羞威不行”。而讨伐必然造成民不聊生，个人的荣辱与社稷的重担相较为轻，“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因此决定放弃珠崖，让其自治。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热烈讴歌贾捐之与汉元帝的弃崖珠之举，如匡衡说：“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扬雄曰：“朱崖之绝，捐之之力也。否则介鳞易我衣裳。”匡衡、扬雄等人认为虚耗中国的财力去维护珠崖的统治，是以“介鳞易我衣裳”，所以弃置珠崖是维护九州百姓利益之举，是走向天下太平之路。
汉成帝时，大臣杜钦继承贾捐之的态度，接连上了《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绝罽宾》等文章，反复宣扬“宜罢郡，放弃其民”的观点，劝谏当时掌管朝政大权的大将军王凤，放弃对帝国周边的夜郎、罽宾等地的管理。
汉光武帝时，则发生了一次弃置西域的论战。当时的西域不堪匈奴的压迫，派遣使者前往洛阳觐见光武帝，希望光武帝能够将西域纳入保护范围。光武帝因为汉朝初立，国家实力没有恢复，不愿意去管周边之事，就拒绝了西域内属的要求，“建武中，（西域）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
面对犹豫不决的光武帝，时任陇西太守的马援上书力谏不可，理由有二：一是当地的城池高大，防御性较强，且经济生态较好，足以自给，不需要朝廷资助，“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历代的边境之地被放弃，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边境的经济不行，需要中央政府持续性的供血资助。
因边境是不毛之地、无用之处而将其置之不理的观点渊源有自，李斯谏诤秦始皇征战匈奴时的理由便是“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韩安国也说匈奴是“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无论是开发西南夷，还是置郡苍海、朔方，公孙弘的态度都是始终如一地反对，“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在公孙弘的认知中，汉武帝新开辟的领土都是无用之地，其百姓都是无用之民，不值得中国消耗力量去开发、去征服。
这种见解贯穿于有汉一代。简言之，汉帝国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立国的政权组织，其秩序结构的核心是耕地与农民，边境之地的水土由于自然条件与生产因素的限制，不能被帝国吸纳作为耕田，而游牧之民随水草而居的生活状态，也难以令帝国进行有效地管理，因此才有不毛之地、无用之民的认知视野。
马援反对弃守凉州的第二个理由是倘若羌人占据这些放弃的地方，则会危害着朝廷的腹心之地，“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西晋江统的《徙戎论》极具远见之明地指出将游牧民族徙入内地，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灾难，“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不久之后爆发的五胡之乱，即是《徙戎论》的注脚。整个东汉绵绵不休的羌乱，也跟羌人迁徙至内地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于马援的建议，光武帝欣然接受，“帝然之”，选择固守金城及其以西之地。并且根据马援的意见，“设置长吏，修缮城郭，建筑坞侯，开凿水渠，劝民耕牧”，就这样，第一次弃守凉州之议不了了之了。
2 安帝永初四年的弃守凉州论战
第二次弃守凉州的讨论发生在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永初三年，羌人大举进攻凉州，凉州各地的守令“并无守战意”，并且齐力上表中央，建议朝廷将边境之民迁往内郡，“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对于各地守官的要求，“朝廷从之”，于是朝廷将河西四郡的百姓徙往关右。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谒者的庞参撰写了《奏记邓骘》一文给当时掌管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文中在详细分析了凉州的现状后建议帝国放弃凉州，邓骘读完后深以为然，便将此事放到朝议上讨论，于是，“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
庞参主张放弃守凉州的第一个原因是就现实利益来说，劳师远征的花费过多，代价太高，所谓“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取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奏记邓骘》）庞参详细列举征伐凉州羌人对百姓既有生活秩序的戕害与毁坏，“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帝国对凉州羌人的讨伐，会给帝国百姓带来无尽的伤痛，给帝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损耗。
在传统中国观念中，京师的地位高于内郡，内郡的地位高于边境，如果为了管理边境而疲累内郡，那是不值当的。如西汉末期的严尤评点历代征伐匈奴的事迹时说：
当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严尤点评的基础立足于征伐所造成的物资消耗力度，周宣王对待夷狄的方法是“驱之而已”，消耗最轻，可为中策；汉武帝对待夷狄的方法是“选将练兵”，致使“中国罢耗”，消耗其次，已为下策；秦始皇对待夷狄的方法是“不忍小耻”，导致“中国内竭”，则被视为无策。严尤认为帝国政府的首要目的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提高群众的待遇，而不是消耗民力去做讨伐周边等无用之事，“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
庞参主张放弃守凉州的第二个原因是就未来收益来说，凉州之地乃不毛之地，得之无益，失之无害。庞参《奏记邓骘》曰：“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庞参以为对凉州的管理和开发不能给帝国带来相对的经济利益，不如放弃为好，这种观点是传统弃地理由的延续。
邓骘召开公卿大臣讨论庞参的意见，结果是“议者咸同”，庞参之议得到了朝野广泛的认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四年前曾爆发过一次“弃西域”的大辩论。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弃西域。”西域被帝国放弃的缘由，即在于其“险远”，管理控制的成本太高，司隶校尉崔据曾说：“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此次主张放弃守西域的人里面，庞参就是其中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参前数言，宜弃西域”。有着“弃西域”的历史依据和史实典故，朝廷上下继而想弃凉州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面对朝廷上下对弃守凉州决议的赞成，时任郎中的虞诩向太尉张禹进言，指出凉州不可弃的三个原因。第一，祖宗之地不可弃，弃则有违孝道，“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自汉武帝击破匈奴以来，便一直是帝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西汉中期的汉武帝五次兵发北方，历经辛苦才浇灭了匈奴嚣张的气焰，设立了河西四郡，才有了此时的凉州局面。现在一有波折，便准备放弃凉州，有愧历代先祖的拼搏奋斗。汉代以孝治天下，背离孝道会动摇帝王统治的合法性，这种代价是皇室难以承担的。而且，放弃凉州，也会寒了天下士人的进取之心，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弃凉州乃祸国殃民之策，“庞参之邪说始乘之，以愞缩消生人之气，可不戒哉！”
第二，凉州一旦被弃守，国境线便移到了三辅之地，“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自《诗经》时代以来，中国就有着蛮夷、边郡、内郡、京师层层拱卫的政区观念，如《大雅·板》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国语》说先王之制是“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就是说边郡是内郡的障蔽，内郡则是京师的障蔽。因此王符针对当时的弃凉州之议发言道：“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凉州一失，则三辅之地面临着羌人的威胁；当三辅之地也顶不住被放弃后，则京畿之地的弘农郡成为战争前线；当弘农郡也被迫放弃后，京师洛阳避无可避。
第三，凉州民风剽悍，百姓勇猛，如果被帝国放弃，怨恨的凉州士民起而反抗的话，可能会对帝国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事实上，凉州百姓对于中央政府已有不满和怨气，因常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凉州士人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备受汉朝上下的歧视，在人才选拔方面常常吃亏。因此虞诩提出一个补救性的措施，建议定向征辟凉州士人，增加其入仕人数，以抚慰其心，“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太尉张禹看完虞诩的上书后，在朝会上重新发起弃守凉州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朝廷采纳了虞诩的建议，以保凉州为国策，“更集四府，皆从诩议”。
3 灵帝中平二年的弃守凉州论战
第三次弃守凉州的讨论爆发在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这次主张弃置凉州的朝臣是司徒崔烈，而且他的态度非常坚持，“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可以看出，崔烈主张弃置凉州的缘由还是在于凉州不间断的战争，让整个帝国在持续性地流血，“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崔烈之所以再次重启弃守凉州的讨论，背景是凉州的边章、韩遂等人率军攻打三辅，朝廷令皇甫嵩、董卓前往击敌，因宦官从中作梗，结局是“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面对这种局面，新任三公的崔烈便提出弃一指保全体、弃凉州安天下的战略提议。
不难看出，此次提议是前面弃守凉州争议的再演，但不同的是，凉州的乱兵已经开始攻打三辅了，如《桓帝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童谣讲述的是西北游牧民族威胁三辅的状况，从这一民间叙事的童谣中可以看出帝国对西北凉州一带的恐慌。凉州的威胁已经从假设的可能走向了实在的现实，同时，征讨凉州的花费也已经成为确切的事实了，“征发天下，役赋无已”。这些现状暗示着虞诩保凉州意见的失败，因此弃守凉州的提议又开始风行了。
时任议郎的傅燮坚决反对崔烈的提议，疾言厉色地说道：“斩司徒，天下乃安。”傅燮的理由与虞诩相似，首先是凉州乃列祖列宗打下来的领土，不可以轻易言弃，“高祖初兴，使郦商别定陇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之右臂”。其次是放弃凉州，则羌人占据此地，待羌人不满凉州之地，则中原之地又将沾染战火了，“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傅燮的理由与前面反对弃凉州的理由相似，抓住了帝国关注的要点和担忧的重心——违背孝道和天下大乱。因此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帝从燮议”，朝廷上下一如既往地支持保凉州的一方，傅燮的坚持让朝廷上下对他刮目相看，“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东汉年间的三次弃守凉州争议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它反映了东汉帝国政策的收缩和尚武精神的没落。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曾解释说天子的责任是令万民都沐浴到他的仁泽，“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在司马相如看来，天子不但负责“封疆之内”群众的幸福，也对改善“夷狄殊俗之国”的“政教未加，流风犹微”生活状态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就是说，帮助野蛮落后的周边民族迈入礼乐文明是天子的使命与担当。司马相如反复论证君主教化整个天下的责任与义务，就是为了说明将周边四夷纳入帝国支配的开边政策是君主践行先贤政治理想的必要方法。此时帝国崇尚武道，政策以扩张性为主；到了东汉，光武帝和大部分群臣都是儒士出身，他们崇尚儒家精神，讲究的仁柔之道，政策也以防御性为主，前述的弃置争议也就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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