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地形，为什么像遮护中原的一堵铁墙，斜插在大西北的中腰？
这是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挥洒睿智留下的精粹。他在这里演进了一场极具特色的守善性战略，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影响两千年、安定西陲的战果奇迹，并引导匈羌游牧民族从不断冲突向农耕世界过渡。
时光远去，足印还在。就让我们上溯两千年，探寻先贤们的雄图思考。
改革朝纲 积蓄制敌力量
公元前140年，十六岁的汉武帝刘彻临朝执政。此前，由于高祖刘邦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击匈失败，之后几任皇帝再不敢和匈奴作战，“和亲”求安也难支撑。当时，匈奴占领了陇西以西，祁连山、天山、贝加尔湖一带，以及河南大部分地区。青海的羌，也扩展到今新疆、四川。摆在武帝面前的是：如果汉军不能控扼河险、迅速占领黄河北岸，首都长安立刻就成前线！
史料证明，西周以来各朝都把退匈大事放在西北，一是这里地广人稀，匈奴善骑驰骋大漠，任意袭夺农耕产品，集结和分散速度极快，很难捕捉。二是朝廷战略上缺少一个“牵一发动河西”的基地，不能聚势击匈。武帝还了解到一个事实：祁连山匈兵新近抢占河西走廊后，快速南下，过乌鞘岭（洪池岭），迅速占领了临黄河的一块险地（即后来的金城），兴奋地给河边高山起名“皋兰”。这个事实使朝野人众相当惊诧：一是怕青海羌从西面沿湟水谷地无遮拦涌到“皋兰”，与匈奴合兵；二是怕“皋兰”匈奴往东兵发陇西直逼长安京畿。
为了积蓄制敌力量，汉武帝对朝纲进行了改革，为统一思想他独尊儒术，为发展经济他劝课农桑，为广纳人才他制定了郡县推举贡士制度。还在开战前派张骞赴西域考察，探求多方消息。组织专人，研究匈羌百姓觅草而移、亲缘合聚的生活方式，集中认识匈兵精于骑术、快速集结的战术。并变汉军的步兵为骑兵，昼夜训练。之后，制定出“分割羌匈，取重速攻”的退匈战略，史书上记的是“隔阂羌戎”。“戎”指匈奴等以畜牧为生的所有部落。“阂”指范围，“隔阂”既指整体战场上的分割，又指局部战场上的分割。从分析史料看，还指山川河谷的分割。
甘肃的地形
成就了大汉的国家战略
公元前121年春，战争打响。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占河西、直插匈奴老巢祁连山腹地焉支山，大获全胜，激战中斩首顽固匈王多人；夏，又派霍去病由此地（今宁县）出发，向西2000里，涉钧耆，济居延，尔后向南，进军至祁连山，击败匈奴另路各部。秋，武帝下令把四万降兵分置于五个属国，由匈人自我管理。并在其地设武威、酒泉二郡，统之。至此，整个河西走廊归汉所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加强了对河西的重视，分武威、酒泉地，充新置的张掖、敦煌二郡，还徙民充实。整个战场从右翼切断了匈奴和羌兵的联系。
在先击匈奴的战略中，为防青海羌偷进河湟、背击汉军的图谋，责成霍去病部将大行李息，从左翼下到刚收复的皋兰（今西固地)，发现此地极好用兵：正前黄河浪险，左临岸门峡口，右为蒙恬长城。更喜的是，前行十多里，是占据黄河之险的十字路口(今河口古镇），上可达河西，下可通河湟。李息便在（西固）峡口离河三里处筑建“金城”，亦为县地。多年后，青海羌几次沿河湟谷地围攻已纳入汉版图的令居（今永登）、枹罕，均被金城驻军击破，足见武帝前瞻智能。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为继承武帝战略，置金城郡，后将下辖六县增为十三县，使金城郡的控扼能力伸至西宁、湟源一带。完整了与河西四郡的唇齿相援关系。
从霍去病击匈到金城成为退羌“轴心”的40年里，整个战场从“罗布泊、祁连山、河西四郡、金城至河湟谷地”的三千里江山，成了一堵大自然山川和汉武帝战略紧紧相合的“铁墙”，这就是甘肃的最早形体。后因稳边作用明显，借吉祥意被称为今天的“如意甘肃”。
史学界对金城隔化民族战火的历史效应给予很高评价，《读史方舆纪要》载：“（金城）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哉。”
屯田生息 不战而屈人之兵
汉庭把这一“铁墙”的立足地统称为“河西五郡”（包括金城），设“河西五郡大将军”主管军地政务。当时承担“分割”战略推进时，同时跟进的“战地经济”。
大量资料证明，武帝和继任者还指挥了另一场战地降兵屯耕建设新家园的活动，特点如下：
一是变战争常用的“屯田为战”为“屯田为友、为民”。视降兵为朋友，同耕同利；二是国家广设“屯田区”，设主官“农都尉”、“护田校尉”、“守农令”、“劝农椽”、“仑长”等，保证屯耕制度畅通；三是屯田人员除降兵外，还有汉军、原住民、中原熟农、实边徙民等，互相合作，平等对待；四是注重解困，鼓励降兵自立自救，派汉兵助其建房修渠、搭桥拓路；五是引种中原多类农作物和园艺业；六是能总结提高，有一定规划。史书上把上述认知采取的策略归为怀柔、体恤、包容，我们总结为“守善性战略”，有史记载，霍去病二击匈奴时，“得降兵四万（又说十万），安置在陇西、北地五属国”，这儿记的“属国”，是专门安置降兵的，属国内的降兵，自己选出“护匈（羌）校尉”，自我管理屯田事物，由郡县统之。公元前61年，汉宣帝支持后将军赵充国在金城郡进行屯田调查，批准了规范型的“屯田生息”十二条建议，并设定在县试行。敦煌汉简对河西屯田记载说“田二顷十七亩，入仑粟八百五十六石……”，亩产约同中原农地。包容、屯田、同利，使大多匈羌民众改变了游徙生活习惯，获得了多年向往的生活急需，使原有袭汉的观念产生了自我突破。
除“屯兵抚羌”规定外，还有“招怀匈羌”、“和睦为重”、朝廷公示包容政策、纳匈羌为同胞兄弟等要求。在具体问题上，规定汉军用匈羌盛产的牛马作耕力时，必须和羌匈公平分食，养护贫老。以上作为，争取了民心，为“不战而胜”创造了新的条件。
此外，在国家郡治下，设属国安置匈、羌降兵，不打、不杀、不侮辱，由他们推举本民族的“护匈（羌）校尉”，自己管理自己。最大范围地重视了他们的自尊心。怀念历史精粹 传承守善精神
守善性战略的实施，决不是武帝的一时兴起，它昭示着汉武帝顺应人类发展潮流、引领国家走向变革的雄才大业。
专家说，两千年前的人类历史，实际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不断冲突，最终走向融合的文明进程。文明产生的物质标准正是“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汉武帝是当时最早主动与匈羌融合的大国帝王，他有征服匈奴的绝对国力，但他放弃了纯武力的灭匈战法，而采取了“守善”。直接原因是，世界三大文明之一的中国儒家论理学说触动了他的思维。孔子的仁政，特别是“彼此承认对方人格”的儒家主张，使他对两个世界的“冲突”有了新的认识。深层次原因是武帝务实的探新思想，而“探新”永远是文化生长的土壤。值得敬重的是，河西五郡屯田使匈羌人众“震服”之后，武帝没有举国同庆，而是把思考的维度从“战地经济”转向文化根基的思考。他的作为影响了朝野大小臣众，纷纷上建议书，丰富了“守善性”战略的实践内容。
“守善性战略”的历史价值，远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实践，它引导两千年前的游牧民族，过上了春种秋收，定居的农耕生活。
有了这一步，就有了所居地方逐渐形成城市中心、推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融合、促使西北少数民族走向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征程。
文献证实了这一点，匈羌大部人众经过屯田，很快把所居战场变成了绿洲，开始形成以大田、园艺农业、畜农并重、家庭养殖、手工业、货物交换的经济格局。从西域、河西在内的广阔战场来说，也产生了多个民族、多样城市、多种风俗、多向信仰和语言交流的“大复合”文化现象，使封闭的中国有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雄伟气魄及包容理解的社会气质。
另有一种结论是，汉匈战争解决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问题，而“守善性战略”的根脉是向善守正的中国精神，最大的心向是消除仇恨，民族团结。两千年来，正是息灭仇恨这一奇效，使一辈又一辈来此的探险家、实业家、文旅家，情不自禁地欢呼道：“这儿，交往的地域如此宽广，融合的内容如此丰富，互补的机会如此之多，‘黄金段’的丝路通道如此美好，怎不令人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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