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丝路花雨》是怎样“炼”成的

一部舞剧诞生了42年，已连续演出3720余场，走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就获得了两位文学大师的称赞——沈从文说：“我太激动了，这个演出让我一夜未睡！”曹禺说：“这次演出就是一次爆炸！”

丝绸之路、敦煌舞、飞天、反弹琵琶、千手观音……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作品，绽放出史诗般的光芒。最美的它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近日采访了甘肃省歌舞剧院院长李金江、副院长张沛等“花雨人”，他们引领记者回溯了那个百业待兴、到处充满蓬勃精神力量的改革开放初期，讲述了《丝路花雨》创排的幕后故事。

一股时代所需的创新精神

李金江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正创新，回顾《丝路花雨 》的创作，一个‘新’字，是解锁‘丝路花雨’的关键词。”《丝路花雨》诞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1977年，样板戏的创作思路仍然主导着全国的舞台创作，当时甘肃省歌舞团准备打造一部关于革命烈士题材的作品，但开会时，在场的甘肃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舜瑶说：“这样的主题，全国每个省都在搞，敦煌就在甘肃，为什么不创作一个关于敦煌的作品？”

立意就这样产生了。现在来看这样的立意十分普通，在当时却十分大胆、有新意。据1979年版《丝路花雨》编导晏建中介绍，第一稿是写敦煌，后来经过分析，是先有丝绸之路后才有了敦煌，写敦煌应该和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而且创作团队明确了一个理念——不能走别人的老路。如编导朱江所说：“我们一定要搞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所有人都希望创作“一个最美的舞剧”。

伴随着《丝路花雨》的创作，一个新的舞种——敦煌舞诞生了。主创人员从敦煌壁画中提炼一招一式。在训练的过程中，编导们慢慢发现了符合这种舞蹈内在变化的韵律，这就是后来他们所总结的“S”型韵律，即扭腰出胯、抬腿、勾脚，呈“S”型造型，而且每一个舞姿不是一个“S”型，而是由多个“S”型组成的丰富曲线。晏建中举例，跳“反弹琵琶舞”时脚是勾的，演员不习惯，但正是这种“反常”使它出新。“如果舞蹈中有从戏曲里拿出的古典舞动作，人们能明显看得出来，就必须把它去掉。”晏建中说。

剧中，除了伊努斯有一些芭蕾动作，窦虎有一些武术动作，英娘的全部动作都是新的。所有编导都对英娘的动作精雕细琢，他们有一个意识——英娘的每一个动作都应是敦煌舞的代表性动作。

创新贯穿于方方面面。舞剧一开始的亮相尤其要精彩，主创人员用了很长时间思考，最后决定把“飞天”搬上去。

一次千年文化的深沉召唤

在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丝路花雨》不仅是一次舞剧创作，更像是沉淀千年的文化力量对创作者进行了强烈的召唤和感染。

说来也巧，就在《丝路花雨》创作之前的几个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完成了第一次对敦煌莫高窟舞蹈动作形象的搜集调研。该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吴曼英将“宝库”中的舞蹈形象绘成了线描图。“敦煌舞蹈那么美，为什么不能把它搬上舞台呢？”同为舞蹈研究所研究员的董锡玖向朋友陈舜瑶提出了这一建议。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丝路花雨》的创作者总会提及这些敦煌学专家，认为他们的学识给予创作者很大的帮助。“走进敦煌，接触到那里的老师，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编导许琪感叹。“是段文杰老师告诉我们哪个是飞天、哪个是经变图、哪个是伎乐天。”助理编导安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流露出对这些学者的钦佩。

最开始，主创人员不知道怎么下手，就每天到洞窟去观察，听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讲相关知识，白天临摹壁画，晚上去图书室查阅资料。樊锦诗曾在一部纪录片中介绍，《丝路花雨》创作者特别投入，特别好学，“问这问那”。在敦煌学者的带领和讲解下，他们了解了莫高窟一幅幅壁画里的故事，为壁画上的舞姿所震撼，迷恋其中的故事，沉浸在敦煌这一文化瑰宝之中。

而吴曼英的线描图让创作者欣喜、激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吴曼英的线描图进行了学习，“凭栏天女”“反弹琵琶”“飞天”壁画里飘逸、灵动的形象不断刺激主创人员的神经。他们揣摩、分析，感受这些千年前的舞蹈形象背后的文化力量。

除了敦煌文化的滋养，甘肃武威的攻鼓子、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也都化入舞蹈之中。

一部用心用情用功打造的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创作时要求：“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一部经典的诞生，背后经常伴随着曲折、磨难，《丝路花雨》创作者同样经受了重重考验，其诞生过程，正是艺术家深入生活、解放思想、团结拼搏、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创作经历了两年时间。最初的剧本起名《敦煌曲》，并投入创排。然而，排着排着竟然进行不下去了。编导们回忆，那一稿仍然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印记，上任不久的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表示，要从剧本开始重新抓起。

然而，在创作中仍有反对的声音，为了避开这些声音，主创人员到距离兰州100多公里外的临夏地区封闭创作。这部剧是由多位艺术家集体创作的，6个编导相互交流，争论、反驳，不断地碰撞、否定、取舍，过程艰苦又折磨。“创作过程中，一个人讲了一个情节，第二个人马上反驳‘太俗气了’，这种情况非常多。” 许琪介绍。主创人员甚至差点分裂，要分头创作不同主题，是吴坚表示：一定要集中力量。

创作中，吴坚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甚至参与到剧本创作的一些细节中。陈舜瑶还组织甘肃省的艺术、话剧人才一起参与创作。

深入一线采风是那时的优良传统，但敦煌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主创人员于1977年11月第一次赴敦煌的时候，敦煌已经十分寒冷，而且蔬菜缺乏，每顿饭都是水煮白菜。两年里，编导、作曲及舞美、化装设计七赴敦煌。

已故的编导刘少雄当时甚至在梦中惊醒，重复白天的动作，以至于吓到家人。化装设计杨树云常常一工作起来就是十几个小时。

那时几个编导在排练室轮番给“英娘”扮演者贺燕云排舞。“担任这一角色，既自豪又很有压力，因为没有前人可去模仿借鉴。”贺燕云说，练第二场《告别》时跪了不知道有多少次，练《盘上舞》时胳膊肿得抬不起来。正因为这种付出，如1979年版《丝路花雨》助理编导张聚芳所说，“敦煌舞都长到贺燕云的骨子里了。”

今天，舞台上的英娘已经传承到第27位，最年轻的扮演者才18岁。人们看到的《丝路花雨》已经不再是对1979年版的原貌照搬，而是新的演员新的演绎。2008年，《丝路花雨》启动过一次重要的改版，在保持剧情不变、人物不变、敦煌舞风格不变的前提下，最大改变是音乐采用交响乐的形式。同时舞美做了提升，包括现代灯光设备的运用，演员服饰的重新制作。此后又有2016年版等。一代代剧组主创的不辍努力，是为了延续“永远的《丝路花雨》”的生命力，也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呼唤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李金江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的重要指示，与时俱进，推出精品。秉承着老一辈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当代“花雨人”用更加苛求的态度来对待当下，对舞蹈演员动作的精准把控，对表演情绪的反复斟酌，使敦煌舞在一代代人的演绎下愈发经典。为了将这张名片擦得更亮，剧院多管齐下，利用“国内外巡演”“敦煌旅游驻场演出”“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力争让敦煌艺术与百姓走得更近，走得更亲，走得更远。

专家学术点评

《丝路花雨》在创排之初就实现了舞蹈艺术性的超越，完成全新的舞蹈身体语言塑造，开创了享誉中外的敦煌舞语言体系与身体美学。《丝路花雨》之后舞蹈界出现“古舞新创”艺术创作潮流，敦煌舞成为当代中国古典舞在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流派，对中国当代舞蹈学科体系、当代舞蹈“中国学派”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丝路花雨》的产生和中国舞蹈历史研究成果几乎同步，也是舞蹈研究为舞蹈实践提供历史依据和指导的典型范例。作品以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回应舞蹈创作与研究中亟需持续深入的问题：历史与再造、继承和创新、民族性和世界性、经典的再造与继承……尤其是古代舞蹈语言的重建问题，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成功范例。《丝路花雨》之后的敦煌舞流派，应在此基础上贯通历史，融汇中西，产生更多优秀之作，扩展其语言谱系，充实当代中国舞蹈语言。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舞蹈学系主任、教授 张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