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洞窟坐西朝东，正面为三危山，一条名为宕泉（俗称大泉）的河流从窟前流过。在鸣沙山的断崖上密密麻麻开凿的这些石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如蜂窝状。
断岩属酒泉系砾石岩层，南北延续数公里，高约40米至50米，由积沙与卵石沉淀黏结而成，鹅卵石较为坚硬，沙层却疏松，很难抵御水的浸泡和大风的腐蚀，不适合雕刻，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先在崖面上凿成洞窟的形状，再在洞窟壁面上抹泥涂粉，平整墙面后绘画，又用木桩、树枝、木板、木片以及芨芨草等扎成塑像骨骼，表层敷泥雕塑成塑像。
这是莫高窟与中国其他石窟相比最大的特点。
敦煌壁画发达，而造像较慢。
北朝时期，敦煌佛教仍继续发展，时任敦煌地方长官的许多人都来自中原，并崇奉佛教，如穆亮、元荣、于义等，他们不仅崇佛，同时也大力开窟造像，使得“合州黎庶，造作相仍”。
莫高窟第内244窟景
佛教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北魏晚期正光五年至建明元年（524—530）关陇大起义，使得丝绸之路阻断，西魏初期敦煌与中原、西域的联系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关陇大起义的影响，丝绸之路中断，敦煌自北魏晚期开始与中原的交通贸易等受阻，文化交流也一度停顿，佛教艺术受此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石窟中覆斗顶的四个斜向坡面称为“披”。
石窟中的中心柱占据了洞窟后部的主要空间，环绕中心柱形成一个走廊，以供人们环绕塔柱右旋观瞻和礼拜。洞窟前半部分较为开阔，顶部为中国式的人字披顶。
大型覆斗顶禅窟
敦煌石窟人字披或覆斗顶的四个斜向坡面称为“披”。古建筑中一般把屋顶的斜面称为“坡”，但在敦煌石窟的研究中，为了与古代木结构建筑形式相区别，就把窟顶形成的斜坡统称为“披”。人字披不称“人字坡”。长期以来，这样的名词已经成为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称呼。
巨型造像
隋唐时代的塑像，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与人等高的群像，而巨型佛像的出现，则是唐代前期莫高窟彩塑艺术的显著特点。敦煌巨型造像的出现，是与唐前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
当武则天夺得皇位宝座后，为了称帝改号，便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十个和尚于载初元年（689年）著《大云经疏》，说弥勒菩萨为化渡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女王承正，威伏天下”，意指武则天应该当皇帝。
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高窟
武则天收到这部《大云经》后，如获至宝，立即向全国发令，让“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同时改唐为周。敦煌北大像（即第96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
莫高窟第130窟南大像
北大像的出现，是与武则天的一系列佞佛行为分不开的。它内塑33米高的弥勒佛一躯，后经晚唐、宋初、清末和民国的重修，其手势、衣纹、色彩均非原作，只有头部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除北大像外，还有南大像。南大像即第130窟，内塑26米高的弥勒大像一尊。除其右手为后加者外，基本上保存原状，比例适当，躯体健壮，曲眉丰颐，神态庄静，充分显示了盛唐的风格。
敦煌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创举，同时也是唐代敦煌及整个国家繁荣、强盛的象征。
敦煌石窟中的覆斗顶形式是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覆斗顶窟（或称“覆斗顶形窟”），因其窟顶从四壁向中央形成一个斜坡，在窟顶正中则构成一个较小的四方形，整个窟顶像一个倒扣下来的斗而得名。
敦煌晋墓立面图
覆斗顶窟形制的源流，是中国汉晋墓葬的形式。从汉末到两晋期间的墓室中，可以看到覆斗顶形式的墓室逐渐多了起来。如敦煌佛爷庙到新店台一带的墓群中，就有不少晋墓形制为覆斗顶。其中一类较大的墓，墓室为方形单室，墓顶为覆斗形，中心有向上凸起的方形藻井。
酒泉丁家闸5号墓内景 东晋
在酒泉、嘉峪关一带发现的魏晋墓，大部分为穹隆顶，也有不少为盝顶，与覆斗顶的形制十分接近。敦煌覆斗顶窟于西魏时期确立，北周以后流行，略晚于魏晋墓的时代，应该是受到了这类建筑的影响。
莫高窟第249窟
东王公
莫高窟第249窟窟顶为覆斗顶，窟顶南北披分别画出了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形象。这些主题及画面布局均类似于酒泉丁家闸5号墓。与莫高窟第249窟时代相同、风格接近的第285窟也是覆斗顶，窟顶东披画出了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四披还分别画出雷公、霹电、开明等神灵形象。这都是汉代以来墓室壁画或画像石、画像砖中常见的表现神仙思想的题材。
当时的中国人按照汉代以来的神仙思想来理解佛教，并从空间结构上改变佛教石窟的形式。当然墓葬中覆斗顶形式本来就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斗帐形式而来的，这一点已有学者指出。归根结底，敦煌石窟中的覆斗顶形式就是模仿斗帐的产物，是中国式的佛教艺术。
甘公网安备 6201050200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