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灯长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来的大地之歌

《元灯长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来的大地之歌

《元灯长歌》傅菲湖 南文艺出版社

读傅菲的散文《元灯长歌》，总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散文家苇岸。“泥土就在我身旁”的苇岸，以乡土为对象，用质朴而简约的文字深情讴歌农业文明，表达着对乡土精神的眷恋；而傅菲更多时候对乡村的勘探，勘探地域文化、勘探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的乡村现状、勘探乡村的生态伦理，他把乡村当作眺望这个世界的视角，渴望与之建立起特定的联系。

傅菲说：“我血液的上游，是一条河流的出生地。它是我观看、审视这个世界的坐标原点。”

某种意义上，傅菲始终还是个农人。他在寻找着土地的另一种未来：当传统乡村渐行渐远，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故乡是否能成为我们精神的原乡？傅菲给出了答案：

“我的双脚深深陷入土地，我的根须在土地下交错。我知道一粒谷种通往大米所走过的隐秘之路，正如一个家族枝开叶散。我和土地上的人血脉相连。土地是他们的证词，也是我的证词。”

或许，在傅菲看来，只有和土地建立隐秘联系的人，才能真正发现土地的未来。

一盏永不熄灭的故乡之灯

元灯是渊源、希望之灯，也是初始之灯；它是起点，也是终点。

元灯的故事是从死亡讲起的。弟弟的暴毙、妻子染疫而死、父亲故去……一系列惨痛事件拉开了大时代一位“纨绔子弟”的人生序幕。这个“纨绔子弟”叫傅元灯，他是傅菲的公（祖父）。当傅菲的太公傅文标用“元灯”这个词来命名他儿子时，寓意不言自明。

“我还是十几岁，公常常对我说：什么都可以丢，人不可以丢，什么都留不下，人要一代代留下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击垮这位年轻人，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用不屈来抵抗着时代的洪流，一如余华《活着》里的那位“老福贵”。而后便有了姜桂生、姜荷荣等人的故事登场——

“姜村的姜桂生是一没落的大户之家，其妻月娥于晌午时分产下女婴。这是桂生的头胎孩子。女婴肥嘟嘟，面容肥阔皎白，啼声洪亮。”“姜氏家族有祠堂，有私塾。荷荣八岁读私塾，读了三年。十六岁，荷荣已出落得如荷花盛放，说亲的人络绎不绝……”

姜荷荣是傅元灯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傅菲的嫲（祖母）。因丈夫意外离世，她改嫁到了傅家：

“1932年，姜荷荣自己挑着箩筐，颠着小脚，来到傅家。1935年秋天，土干气燥，荷荣生下一子，命中带土，兵荒马乱之年，取名土生。”

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傅姜二人就这样在枫林村抱团取暖过上了新生活。“2007年，是我公和我嫲的百年诞辰，家族有了大聚会。我公门下的血脉，百余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演进，傅元灯终于实现了当初的承诺——“人要一代代留下去。”而他们散落在历史尘烟里的往事，成了这座村庄里永不熄灭的灯，照亮着后人。“公嫲的墓地，在夏家墓的一个矮山冈上。公落棺之后，我再也没去过。但每年清明，我都要回枫林。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那个荒草茂密的山冈。椭圆形的盆地，山冈贴着人烟，黑黛色的古城山像一堵高墙。太阳从山顶跳出来……元灯：渊源、希望之灯、初始之灯。我到了五十岁，才理解了这个名词。把它作为一个人的名字，是世间最好的名字了。我活在这盏灯下，如鱼活在饶北河里。”

那些消失的故乡人

傅菲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者或亲历者，他是枫林村的一分子，笔触所至，都自带温度——

“严春快六十岁了才第一次吃上樱桃。在种下樱桃之前，他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樱桃的水果。樱桃甜中带酸，汁液丰沛，他爱吃。”

“墨离这个人，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只有他的父母偶尔会想起，那个痴痴呆呆的儿子，去了哪里？是不是还活着？直到他的父母离世，也没再看过这个儿子。”

他以“在场者”身份呈现着自己所见所闻，如拍纪录片一般，还原着故乡里的那些手艺人、重症患者、鳏夫、离异者、嗜赌者、嗜酒者、创业者以及退伍军人的故事。他们不再被标签化，而是成为生活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傅菲通过他们与足下的土地建立起了血脉联系——

“我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以村志的形式，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写他们与土地生死相依的高贵情感，写他们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讴歌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

在枫林村，傅菲是用赤子的情怀来书写这个村庄所发生的一切，追寻着生命存在的永恒困境。他在记录这些生命形态的同时，也目睹着他们的消逝。

散文集《元灯长歌》如同一部真实的社会纪录片，向我们展示着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真实村庄现状：这里有贫穷、荒老和生存的挣扎；这里也有勤劳、狭隘和友善相伴。无论是远赴北京的林采薇，还是与村庄相羁绊的阿萝抑或是早已离世的小嫲……他们和脚下土地共同构筑起这个村庄的全部，成为村庄记忆的一部分。

元灯长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来的大地之歌。（作者：黄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