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鲁迅传”为何成为一道风景

80年代“鲁迅传”为何成为一道风景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被立传最多的人，同时也是近现代文化名人中被立传最多的人。据多方搜集与统计：自20世纪20年代出现“鲁迅传”的雏形，到2021年1月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在生活·读书·新知出版修订版，近一个世纪出版各种由他者书写的、成书意义上的“鲁迅传”已达300种之多。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多的数量，成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文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风景。

作为百年“鲁迅传”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一方面继承、总结了以往写作的经验，预示了“鲁迅传”创作新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则以全新的观念和文本的有效探索，为跨世纪“鲁迅传”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继往”与“开来”的地位决定了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张立群，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青年杰出学者。在近期举行的2022中国小说论坛中，张立群以《一段“继往”与“开来”的历史——1980年代“鲁迅传”写作论析》为题，作出阐释——

　　“鲁迅传热”生逢其时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鲁迅传”共计43种。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就有如此规模的“鲁迅传”出版，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首先与现代作家作品和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复兴有关。随着现代作家研究逐渐走向正常状态、文献资料发掘日渐丰厚，现代作家传记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一，在学术研究的推动下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次，思想解放、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形势，使文化界呈现繁荣的局面，出版业的发展、刊发传记园地的出现，西方现代传记作品和研究文章的引入，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促进了现代作家传记的创作。再次，现代作家传记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同样受文学创作整体发展形势的影响，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又在客观上决定其是被立传的最佳人选，这也是“鲁迅传”数量多、作传者众的重要原因。

此外，1981年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文化界围绕鲁迅诞辰百年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鲁迅传”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多部“鲁迅传”或是再版或是出版修订版来呼应纪念活动之外，一批当时尚年轻的作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从曾庆瑞的《鲁迅评传》直接在正文之前的扉页印有“谨以本书献给伟大的文学家 伟大的思想家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一百周年诞辰（1881.9.25—1981.9.25）”，到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在“后记”中提到“谨以这本极不成熟的书，作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以及陕西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于同期出版的同题为“鲁迅研究丛书”中的传记类著述，都说明历史为“鲁迅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生正逢时的契机。

“再版”与“修订”一方面接续了20世纪40年代“鲁迅传”的创作史，一方面则是和20世纪80年代新生的“鲁迅传”一起构成写作的“新起点”。应当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书写“鲁迅传”的作者而言，之前的“鲁迅传”既是其必要的参照，又是其渴望超越的对象。这种逻辑对于“再版”与“修订”的前辈传记家来说同样适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最致命的弱点是先验设定，将鲁迅局限于已有的历史判定之中，以致以讴歌代替记述，以尊崇简化历史，这种以英雄、传奇代替人物生平的做法自是极大限制了“鲁迅传”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通过“再版”“修订”与“重写”适时推动了“鲁迅传”的书写，提升了“鲁迅传”的水准，这不能不说是新的历史机遇塑造了“新的起点”。

　　把“神化”的鲁迅请回人间

“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作为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界十分响亮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这一时期“鲁迅传”写作者的热情。“写出我心中的鲁迅”之所以令传记写作者追崇，是因为它在反思以往“鲁迅传”写作模式中，抵达了传记写作的理想状态：在充分掌握传主已有材料的基础上，融入了对传主写作的个性化体验，从而实现了传记写作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显然，即使面对相同的材料，由于传记家个性及理解的差异，也会形成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本不同的“鲁迅传”的局面。“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当然无法等同于写出完美无缺的“鲁迅传”，因为任何一位写作者在具体写作、材料取舍、谋篇布局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印记和局限，但“写出我心中的鲁迅”却可以在最大限度发挥传记家能动性的过程中，显现当前这本传记的艺术个性，符合人物传记的写作规律，从而向优秀的“鲁迅传”行进。

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就篇幅上说，相对于以往有显著的增加：无论是再版修订，还是新生的文本，史料的发掘、整理与日趋丰富自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之相比，刻画更为完整、真实的鲁迅形象以“写出我心中的鲁迅”显然更具目的性。

以林志浩的《鲁迅传》为例：“忽略杂文，对共产主义者的鲁迅缺乏足够的描述和评论，这几乎成了鲁迅传记写作中的惯例。我私自以为，这似乎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真正表现鲁迅伟大人格的大问题。”正是看到了以往传记的不足，林志浩的《鲁迅传》才有意加重了鲁迅后期部分写作的分量：他的《鲁迅传》分三编、共27章，“第三编1927—1936”共14章，从篇幅来看超过全书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鲁迅杂文作品的分析，从而在填补以往“鲁迅传”写作不足的过程中凸显了自己作品的特色。

　　形式、手法“百花齐放”

仅从书名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已包括“正传”“评传”“故事”“画传”“印象记”等形式，这种表面上笼统的区分方式，结合具体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如郭同文编著的《鲁迅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等，就因为只描写了鲁迅生平的一个阶段而成为具有“阶段性”或曰“半部书”性质的传记（即叙述传主部分生平）；而像罗慧生的《鲁迅与许寿裳》、范志亭的《鲁迅与许广平》等，则可以列入“关系式”的传记；此外，还有像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这样难以归类、但又对传记研究本身提出特别案例的文本等。值得补充的是，“连环画”也丰富了“鲁迅传”的书写。“连环画”虽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不多，但与人物传记在叙述上没有区别。20世纪80年代鲁迅的“连环画”主要包括黄侯兴的《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家传记形式的多样，可以理解为其传记写作已进入繁荣的阶段。“鲁迅传”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复兴期就取得如此成就，预示了其不断走向成熟的未来。当然，在形式多样化的同时，手法也必将相应地丰富起来进而适应于形式、作用于结构。

在曾庆瑞的《鲁迅评传》中，著者写到“本书不是传记文学，也不是理论著作，而是带有较为浓厚的评论色彩的人物传记。不同于旧有的一种‘评传’的是，拙著不是‘传记’加‘评论’的截然两部分，而是寓评于传，传、评结合，追求题材的连贯性，结构的完整性。”

与之相比，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则呈现了另一种图景。《人间鲁迅》分为三部，分别有17万字、30万字、30万字，第三部虽于1990年5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但就其写作时间，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在“鲁迅传”刚刚起步、初现繁荣的年代，林贤治便以“三部曲”的形式书写鲁迅，自是深入理解传主并攒足了力气，并开创了“鲁迅传”系列写作之先河，由此成为20世纪200余部“鲁迅传”中最长的一部。

另外，《人间鲁迅》第一部“勒口”的“内容说明”也提及“历史哲学的高度”“散文的抒情笔调”。仔细阅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在“散文的抒情笔调”之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议论、描写、分析和诗性的笔法，力求在展现鲁迅生平各个阶段、生命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深入内心世界，揭示其心路历程。在和张梦阳的通信中，林贤治曾不无动情地表示想写出一点关于鲁迅的“本质的东西”即“鲁迅的独立的哲学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林贤治诗人兼文化学者的身份决定其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不如说他是期待以文学的笔法呈现更为生动、真实的鲁迅。

　　80年代“鲁迅传”的得与失

任何一个时代的传记书写都摆脱不了这一时代赋予它的权利，同时也必然呈现相应的限度。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在取得突出成就之余，也存有一些不足，这些可以称之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凝结和留存的方式见证并影响着“鲁迅传”的创作史。

从问题方面上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书写必然带有转折年代的痕迹。从沿革流传的角度，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还无法完全摆脱之前年代的印记：“左”的痕迹。这会在不同程度上削弱“鲁迅传”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

与鲁迅有过交往的现代作家、报人曹聚仁曾认为，为鲁迅作传的人应当与鲁迅结识。他的看法从当代人写当代人的角度上说，自有其道理，但从为历史人物立传的角度说，却未必符合实际。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理解传主和具备高超文学性的前提下，后人同样会写出优秀的“鲁迅传”。只是在此过程中，传记家应当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方面的学者，而后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写作者，并最终在传记文本中彰显自己的“德、才、识、力”。结合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具体文本，林非结合自己《鲁迅传》写作提出的“素朴而又高峻”；陈漱渝在《民族魂》中所言的“要在选材上做到‘博学约取，厚积薄发’，在语言上做到‘文华而不失实’，似乎也多少要有些功力”，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写作方面积累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何启治的《少年鲁迅的故事》涉及现代作家传记的阅读与接受的问题。单演义的《鲁迅在西安》，朱忞、谢德铣、王德林、裘士雄编著的《鲁迅在绍兴》等叙述形式较为特殊的文本，则涉及对传记本质和范畴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上丰富“鲁迅传”写作与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传记的写作与研究。还有一些院校编辑的收录鲁迅生平的“内部资料”，它们的存在丰富了“鲁迅传”的认知域。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传”是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独特存在。20世纪80年代“鲁迅传”不仅在超越以往写作过程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还以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鲁迅传”的书写，并为“鲁迅传”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写作经验与物质基础。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王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