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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科幻作家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梦想家。
这是一个真事：一家出版社收到一名科幻作者的投稿，作者很着急，问能不能今年就出版，出版社问为什么，作者说，我怕这个情节明年就实现了。
这种担忧也有“前车之鉴”：《三体II：黑暗森林》中，雷迪亚兹使用的人类最快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500万亿次浮点运算。而就在这本小说出版当年，美国IBM公司就研发出“走鹃”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为1026万亿次浮点运算，速度是科幻小说中的两倍多。
那么问题来了：科幻是不是预言，科幻小说中的想象都会成真吗，都成真了科幻小说还怎么写……
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梦想家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飞氘，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科幻世界》杂志。他在研究中发现，早在20世纪初，凡尔纳的作品已被译介到中国，那时候还是清朝末期，民国读者就已经很熟悉《海底两万里》《从地球到月球》了。
“我们经常讨论科幻多么重要，其中一个论据就是科幻小说中的发明在今天已经或者即将实现，凡尔纳的作品就是一个典例，比如潜水艇。”飞氘认为，很多科幻作家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梦想家，而且这个梦想带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他表达的是人类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后的合理想象。
比如，100多年前人们开始使用电话，就想象未来电话可以随身携带；电话既然能传递声音，未来就可能传递图像信息。再比如，100多年前人们发明了电影，当时就有人设想，几十年后在家也有一个装置，可以接收“总站”发出的信号看电影。以上想象，均已早早实现。
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小时候看过的不少科幻小说中的情节，都已经被模糊了科幻的色彩，“经典”的想象显得“平平无奇”。
首届“鲲鹏”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长篇小说组一等奖获得者、在校大学生王艺博第一次看了《海底两万里》后，觉得不过是一个讲潜水艇的故事。青年科幻作家王诺诺小时候读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是《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部讲到一个电子表，不用上发条，也没有指针，是一个液晶显示器直接显示数字。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普通，这不就是我每天戴的嘛”。
“后来知道叶永烈在20世纪70年代预言可视电话，这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想象，与其说多么有预言性和建设性，不如说我们更应该学习老一辈科幻作者的乐观态度，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方便。”王诺诺说。
还是有很多科幻小说中的情节目前来看没有成为现实的迹象，比如太空电梯、太阳帆飞船……当然，也有现实发展远远超出想象的：刘慈欣写过一篇《中国太阳》，幻想到2035年时，主人公水娃打工挣到一些钱，就去看房子，售楼小姐告诉他北京的房子一平方米要3500元，水娃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
很多人可以预测汽车的发明，但科幻作家要预想堵车
每一个科幻作者首先一定是一个科幻迷。当初吸引他们走上科幻阅读和创作之路的因素，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惊奇”与“哲思”。
王诺诺认为，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在于想象是不是足够跳脱，也就是脑洞是不是足够大；第二个在于想象是否足够合理，也就是阿西莫夫提出的“电梯效应”。
假设有一名1850年的科幻作者，想象了未来百层高楼的存在，开始通过自己的经验来构思摩天大楼中的生活：首先，爬楼很辛苦，所以大楼里的人不会想离开，所以楼里会发展出独立的经济体系；大楼里会有文明人必需的生活设施，比如餐厅、理发厅、健身房，因为人们也不会想爬太多层，所以这些设施隔几层就会循环出现；高层的人要在楼与楼之间来往，所以两栋邻近的大楼间会有桥梁，如果要到达地面，坐一个螺旋式的滑梯……
小说家想象不出电梯，所以他对未来的想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可笑。王诺诺说，“一个优秀的科幻小说家想象出汽车非常简单，但让汽车跟人、道路发生关系，这需要高超的技巧。不仅想象出一件今天没有出现的事情，还能将这些没有出现的事情与其周围相联系，织出一张合理的关系网，这是每一个科幻作者要去深刻思考的问题。”
飞氘说：“很多人都可以预测汽车的发明，但科幻作家要做的是预想堵车的出现。就像元宇宙，我们能预言元宇宙的到来和人们在元宇宙的连接，但能不能预言到现实中的元宇宙公司发不出工资的问题，就很有意思。”科幻与现实之间，不仅是科技的距离，还有了那么一点社会学和哲学的意味。
十几年前有一部美剧《疑犯追踪》，设想的是摄像头遍布世界各地，采集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从制止犯罪、拯救生命的动机出发，若有人预谋想犯罪，可以提前制止。“这是一种个人隐私和生命安全之间的权衡，科幻最有意思的思维方法，就是在艺术领域讨论非常切实的问题。”飞氘说。
留给科幻合理想象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
今年的想象，也许明年就能实现，留给科幻合理想象的空间会不会越来越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世界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讲起。
那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讲的是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把不同尸体能用的部分拼接在一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给组装起来的尸体通电，尸体就活了……故事内容在今天看来非常不科幻，甚至是不科学，有些像哥特风的恐怖故事。
但为什么被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王诺诺解释，因为小说创作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英国，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玛丽创作小说的出发点，是当时的生物电实验——几个科学家给死去的青蛙双腿通电，发现青蛙的脚还会动。于是，人们猜想，生命与电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王诺诺说：“前沿科学+精彩故事，就是非常好的科幻。今天也是一样，科幻作者不必焦虑地去追现在绝对正确的科学定论，因为很多科学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科幻作品最重要的是审美，不仅是文学审美，还有科学审美。一篇小说有没有对科学基本的尊重，这很容易看出来。”
其实，在宏观层面，科幻对未来的预言有两种，一种是科技悲观论，一种是科技乐观论。前者总是在毁灭世界，后者总是在拯救世界。不仅是对未来科技的想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之一：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何夕的《异域》警示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必然要付出代价；王晋康的《替天行道》，讲述了基因技术让落后国家的农民陷入不再拥有种子的窘境……
不久前，成都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身处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觉得，那正是科幻的好题材，“科幻有太多的方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但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系最为紧密”。对此，凭借短篇小说《夏日永恒》获得首届“鲲鹏”青少年科幻文学奖的徐西岭透露，他正在创作一部新作品，灵感正是从此次成都的热浪中来，希望寻找一种对抗环境灾变的方式。
王艺博读过斯蒂芬·金的一本科幻小说《卡车》，讲的就是车辆觉醒、反过来统治人类的故事。现实中的卡车诞生于1896年，《卡车》创作于1972年。现在读到汽车觉醒统治人类，觉得非常可笑，但我们没有资格嘲笑，现在的科幻在写什么呢——人工智能觉醒统治人类。
“都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宇宙被探索完之前，科幻都有能写的东西。”王艺博说。(记者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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