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霖
二十世纪初，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敦煌汉简”首经发掘，但这笔“功绩”却永远地记在了英国人斯坦因的功劳簿上。1913年前后，斯坦因将他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汉简千枚以及其他古简帛书交由沙畹考释，遂有《斯坦因所得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
“敦煌汉简”地宝甫一面世，便为异邦学者所获取、研究，当时中国考古学人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
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学识卓越、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堪称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先驱。当他与罗振玉共同研读沙氏所寄予的《考释》一书时，便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批汉简的重大学术价值。于是握椠操觚、心系缀简，补古史于经籍、启新学于流沙。在与罗氏分端考订、潜心钻研匝月之后，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流沙缀简》便问世了。
王国维虽未见到实物，但凭借着卓荦不群的国学修养，依旧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他在《致缪荃孙》中写道：
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这批汉简多为屯戍士卒的簿籍文书，是研究古烽候地理的一手史料，王氏的惊喜之情可谓洋溢于字里行间。而“裨益最多”“颇有创获”亦绝非虚美自夸之辞，《流沙缀简》对于遗址性质、汉代长城走向、中外交通以及文书制度等方面的见解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是简牍学界所共知的。
王国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关注到了简牍的独立价值，而不局限于与古书相参证。诚如他在书信中所说：“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如果说《流沙缀简》中戍卒的日常文书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那么，与此书相为表里的《简牍检署考》可谓填补了“典籍们”语焉不详的遗憾。古人著述的载体是简册，可其形制究竟如何？历来学者争论不休、未定一尊。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重要价值便在于根据简牍这一新材料，初步阐明了我国古代的简册制度。正如李学勤先生所称赞的：“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以大半年时间，四易其稿，著成《简牍检署考》一卷，主要依据新发见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互相印证，创获甚多，妙义纷呈。”而王氏对于简牍制度的考察又何尝不是今日“简牍学”的先声呢？王国维不愧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大师。
时至今日，简牍学可谓一门显学。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念前贤的筚路蓝缕之功。鲁迅先生曾这样激赏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缀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诚然，研究经史子集是国学，但挽坠简于流沙、补旧史所未及更是国学。王国维先生拓荒于敦煌汉简研究，不仅是汉简之功臣，也是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功臣。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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