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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资助对手共和党竞选人参加党内角逐，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比其他共和党人在两党对决中更容易被自己击败；

非洲裔居民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亚拉巴马州划分国会选区，7个选区中只有1个是非洲裔占多数；

共和党主政州把“移民大巴”源源不断送入民主党主政城市，华盛顿特区、纽约市等地不得不进入紧急状态；

前总统特朗普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家”；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遇袭受伤；

……

这些都是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年的真实景象。

美国长期自我标榜所谓“自由选举”：“民主政治的精髓”“人人有权参选”“一人一票”……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一幕幕闹剧，一番番算计，凡此种种，让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7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中的戏剧性场面在今天的美国更加不足为奇。

150多年过去，美国“民主假面”之下，金钱与权力的丑陋游戏愈演愈烈。

党争丑态——“我们这是在玩火”

“我要给他寄张感谢卡。”宾夕法尼亚州持右翼激进立场的共和党人道格·马斯特里亚诺今年早些时候在赢得本党州长候选人提名后，公开感谢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乔希·夏皮罗主动替他打广告。

这正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竞选中的怪象：民主党人花费巨资给共和党竞选人打竞选广告。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科罗拉多、伊利诺伊、马里兰等至少9个州，民主党人已花费5300多万美元来支持立场更激进、也因此在本州最后的两党对决中可能更易被击败的共和党竞选人。

“我们这是在玩火……”前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对此批评说。

这只是美国选举乱象的冰山一角。

美国以选举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模式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客为谋权力不择手段，党派恶斗愈演愈烈，而选民的根本利益却无人真正在意。

今年9月中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家门外聚集了从南部边境运来的近百名移民，他们抱着枕头、席地而坐。几个月来，得克萨斯、亚利桑那、佛罗里达等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将数以万计非法入境的移民用大巴或飞机送到东北部一些民主党主政的城市，目的是通过炒作移民问题来攻击民主党，以提升共和党支持率。

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骚乱至今余波未平。围绕国会山骚乱调查，民主、共和两党在一场场听证会上大打“口水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被“搜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裂，甚至引发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暴力事件，“内战”论调甚嚣尘上。政客们不惜撕裂国家也要卖力表演，其实都是为了在选举中获利。

10月28日，就在中期选举投票日临近之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遭到暴力袭击。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围绕肇事者的身份和目的互相激烈指责。

至于两党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讦、抹黑，更是屡见不鲜。在最近举行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竞选电视辩论中，两名候选人恶语相向，互斥对方是“马屁精”，场面十分不堪。在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竞选中，民主党阵营则集中攻击共和党候选人的私生活问题。

无尽的党争令美国政治陷入巨大的内耗，枪支暴力、堕胎权、通胀、新冠及猴痘疫情等选民关心的诸多问题只见争吵、不见解决。随着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政治圈日渐失望、愤怒，对美国民主失去信心的人也越来越多。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今年8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近七成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崩溃风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年10月的民调显示，八成美国选民认为，两党无休止的恶斗将摧毁整个国家。

制度不公——普通选民“影响几乎为零”

“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不公平的。”《纽约时报》曾这样对美国选举制度作出论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国宪法创立者宣扬的“人民”，还是《独立宣言》中标榜的生而平等的“人人”，都仅限于白人男性，“生而平等”只是谎言。美国白人妇女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出台才获得选举权；印第安人1924年才获得公民权，其选举权直到1962年才得到美国所有州的法律认可；非洲裔虽然1870年就被赋予选举权，但实际饱受压制，其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才实现，至今依然面临诸多人为制造的障碍。从1870年1月第一个非洲裔联邦参议员海勒姆·雷韦尔斯算起，到2021年1月拉斐尔·沃诺克当选联邦参议员，美国在一个半世纪里总共只产生了11名非洲裔参议员。

如今，表面上，美国公民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就能参选和投票，但实际上，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选举过程基本仍被政商高层操纵。国会的人员组成与美国人口结构差距明显，少数族裔的代表权仍受到压制。据皮尤研究中心统计，本届国会中，非西班牙裔白人议员占77%，显著高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约60%的占比。

“杰利蝾螈”就是一种美国特有的典型的选举操纵手法。181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杰利为了本党利益，签署法案将该州一个选区划成类似蝾螈的极不规则形状。这种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此后被称为“杰利蝾螈”。

美国一般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结合人口变化情况重新划分选区。美国宪法将划分选区的权力赋予各州立法机构，为州议会多数党借此操纵选举提供了空间。其手段有二：一是“集中”，尽可能将少数党选民划入少数特定选区，牺牲这些席位以换取多数党在其他大多数选区的绝对优势；二是“分散”，将少数党选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拆分划入周边不同选区，从而稀释少数党选票。

例如，非洲裔约占亚拉巴马州总人口的27%，2020年人口普查后，该州60%的非洲裔被划到一个国会选区，导致其他一些选区非洲裔占比变低，其投票难以对这些选区的选举产生有效影响。

通过选区划分来操纵选举，政客得以“挑选”选民，而不是由选民选择政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操纵手法。据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统计，从去年年初至今年5月，美国有18个州通过了总计34项限制投票的法律，使得选民申请、接收或投出邮寄选票变得更加困难。研究还显示，美国低收入人群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他们经常因交通、疾病等问题不能去投票。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西格指出，美国体制的核心已经“腐坏”。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援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更直截了当的结论：“普通美国人的选择似乎只能对政治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从统计学上看几乎为零。”

“杰利蝾螈”这样的明显漏洞200多年不补，选民投票障碍越来越多，少数族裔和中低收入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种种不公，原因何在？

“美国民主的设计从来不是为了民主。”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梅南日前在《纽约客》网站的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金钱主宰——“一人一票”实为“一美元一票”

那么，美国民主的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专家马克·汉纳曾这样道出美国政治的真相。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者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因为打广告、雇人、印宣传品、办活动等都离不开钱。于是，利益集团就以竞选捐款的形式，出钱资助代表其利益的政客。而这些政客上台后，则用手中权力制定有利于金主的政策。就这样，选举成为资本与政客权钱交易的“市场”，“一人一票”实为“一美元一票”，投票过程只不过是为资本代理人掌权提供“合法性”的障眼法。

尤其是在2010年和2014年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判决后，政治募捐获得松绑，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走向新高潮。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对此评价：“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

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美国本届中期选举选战“账单”已高达48亿美元，预计最终将超过93亿美元，打破2018年中期选举创下的纪录，成为美国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当然，美国政客掌握权力不仅要服务于资本，自己也要分一杯羹。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前披露，佩洛西的丈夫至少从大型科技公司股票投资中获利多达3000万美元，尤其是一些精准“踩点”的操作十分惹眼，这对夫妇因此被美国网民戏称为“国会山股神”。据美国媒体统计，佩洛西夫妇2020年投资回报率高达56%，远超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同期26%的成绩。这种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并非个例。《纽约时报》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至少有97名现任国会议员涉嫌利用职权提前获取内幕消息，据此买卖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

多年来，媒体曝光了很多政客腐败案例，但问题始终得不到真正解决。这说明，症结并不在个别政客的贪婪，而在美国民主本身。

美国精心设计的选举制度，并非是为服务于最广大人民，而是把人民割裂为不同群体，使之相互争斗、无法团结，从而让统治阶层更方便地进行统治。各政党的活动离不开资本所提供的资金，离不开资本所掌控的媒体，离不开资本所塑造的价值观，也摆脱不了资本游说的影响。更不用说，很多高层人士通过“旋转门”往来于政商两界，本身就是“亦官亦商”。因此，这些政客不可能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国家权力始终稳稳攥在资本家手中。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在联合撰写的《美国有民主吗？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中写道：“美国经济精英阶层和利益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有巨大影响力，而普通美国人几乎没有影响力。”《纽约时报》与美国西恩纳学院今年7月联合民调显示，58%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崩溃，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1863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以“民有、民治、民享”来形容理想中的美国民主政府。150多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在其著作《亚洲的21世纪》中借用并改造了这一表述：“事实表明，美国已远离民主而走向财阀统治，其社会是‘1%有、1%治、1%享’。”

假面之下，“金钱至上”才是美国民主始终不变的本质。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扬所言，无论美国选民投票给谁，“赢家总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