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被巧妙转换成了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由于这种转变，昔日高高在上的英雄回到了人民群众中，人物也变得血肉丰满起来。这样的叙事才能更为真实地抵达读者内心。
刚刚落幕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又一次引燃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激情。盘点这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10篇中短篇小说几乎清一色具有强烈的现实律动，在讲述有现实温度的中国故事方面格外亮眼。
首先，获奖小说在关注重大题材、塑造为共和国默默奉献的人物方面有了可喜的收获。从题材方面来说，王松的《红骆驼》、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是西部工业题材，王凯的《荒野步枪手》、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是军事题材作品，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是革命英雄题材。由此可见，具有英雄品格、奉献精神的中华儿女的赞颂，占据了获奖小说的半壁江山。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带有主旋律色彩的作品皆艺术水准上乘，细节丰盈，人物生动，情节动人，并没有此类作品所惯有的主题先行的生硬感与说教气。作家在塑造人物时非常注意日常性，隐去了英雄身上的光环，将他们还原成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呈现出这些默默奉献的共和国建设者身上所散发出的质朴且可贵的人格魅力。如此，有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被巧妙转换成了日常生活的平凡叙事。由于这种转变，昔日高高在上的英雄回到了人民群众中，人物也变得血肉丰满起来。这样的叙事才能更为真实地抵达读者内心。
王松的《红骆驼》故事内核是描述扎根西部的医学专家潘大兴为核工业奉献了一生乃至宝贵生命的动人故事。王松是讲故事的高手，小说显示了作家出色的叙事能力。作品巧妙选取了潘大兴的妻子顾芳和从未谋面的女儿顾莎乘飞机去基地探望潘大兴的角度，将潘大兴的无私奉献作为潜叙事放在了幕后，放在了他者的讲述之中。母女二人探望到的，却是潘大兴的墓园……
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采用了儿童视角，从戈壁滩矿区子弟对绿色的渴求，反衬506铀矿区职工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为祖国奉献的伟大与坚强。父母在矿山开采的放炮声惊扰了孩子们，孩子们“在炮声隆隆中上课，飞石砸在房顶上，如天神的战鼓”。作者自然清新的叙述，令这样一个厚重的题材变得轻盈与诗性。这对我们今天多少有点陷入西化、娱乐化模式的儿童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是颂扬大西北戍边战士的。小说写得异常简洁、朴素、真挚。文本间扑面而来的刚健与硬朗，像西北边地一样粗粝、恢宏而瓷实的人物和情节，叙事的老到、内敛与克制，在简短的文字里蕴含雷霆万钧的力量，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80后”女作家之手。正如一位论者所说：“他们仿佛天然地领受了一份命运，在边地将艰难险厄的生活平淡地过下去。边地的苍茫、辽阔、空旷、沉郁，诠释着戍边官兵的心性和品格。”作者研究生毕业后心系军旅，大部分时间都在新疆生活，经常下基层体验戍边战士的生活。这使她的写作能够深入边疆战士的内心，将战士们的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化作最为平淡质朴的文字道出，展现了天地间至纯至美的英武之气。
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选取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赞颂。作品采用的画师视角非常独特，由模糊到清晰，用画笔逐渐勾勒出一个革命年代牺牲的无名英雄形象。这样一种侧写甚至是反写的手法，是革命英雄题材作品在新时代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动向。
其次，从获奖的其他几部作品也可以看出新时代写作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写作的重心继续朝着城市偏移，着力表现都市人的生存状态。获奖作品除了索南才让讲述西部牧民生活故事的《荒原上》，缺乏书写内地乡村生活的作品，可见相对于乡村书写，城市书写已成压倒性的主流。而在表现城市方面，知识性写作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势。
葛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新南方文学的开掘，《飞发》的获奖是对这一写作的褒奖。《飞发》将写作地点放在了他所熟悉的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也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深度参与了故事的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批学者型作家的成长，长篇小说流行知识性写作，小说不仅仅是要展现人生百态，还要给人以丰赡的知识。典型作品如王安忆的《考工记》。葛亮早在2014年就提出以“格物”的形式进行城市写作，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加大知识性的成分，写作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知识的炫技。他遍访民间艺人，相继创作了“匠人”系列小说《书匠》《瓦猫》《飞发》。《书匠》涉及古籍修复，《瓦猫》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飞发》处理的是更为日常性的理发手艺。小说的精彩部分是有关“飞发”精湛技艺的描绘：“一个优秀的发型，同样存在着灰度，如何去铲青或偷薄，使头发在薄与厚之间，展现出优美的渐变、结构、轮廓和光泽，道理就如摄影中对灰度的处理一样，无比奥妙。”小说文本由学者视角下理发的“考据”篇和创作视角下虚构叙事的“故事”篇构成，并对香港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深度解读。小说里混杂了大量的粤语、沪语和英语，不仅仅提醒着我们香港的多元性，也隐含着对城市身份的思考。
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蔡东的《月光下》都是写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写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写灵与肉的挣扎，这里面没有城市文学所流行的欲望化、猎奇性。《地上的天空》以超常的想象力，突破了惯常的都市情感小说的叙事模式，故事游走于虚实之间，“在日常生活裂隙中探测人性的高度”。蔡东的《月光下》讲述两个外地女人在深圳打拼的故事，充满了生存的艰辛与不易，疲惫与不甘。两个女人一路走来，在深圳扎根，向往光鲜亮丽的人生，却深陷生活的泥沼中，也许这就是真实的都市人生的一个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家级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看重的是一种刚健、雄浑、质朴的审美风格，推崇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黄钟大吕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获奖作品所表现的，一是西部边陲、戈壁滩、草原、边防线，二是城市。城市与西部，构成了书写的两极。这不仅是文学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出发点。这启示我们的作家，要走出个人的一己之悲欢，摒弃柔靡、苍白、虚伪的文风，响应新时代的召唤，投身于奔腾的祖国建设大潮，深入生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作者：王德领，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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