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20世纪是我国学术发展成果丰硕的时期，其中，沈从文的名字一定不会令人陌生。他不仅用优美的笔触描绘一幅幅湘西边城的秀丽美景、展示一个个淳朴真实的人物故事，同时深耕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的服饰、丝绸、染织、瓷器、铜器、玉器、漆器、家具等物质文化史专题都有所建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是其代表作之一。回顾沈从文的学术成就，其中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是他秉持的正确史学观与研究方法。

沈从文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学者，但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仅是他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知之甚少，更鲜有人系统研究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通过对其学术历程的研究，笔者认为沈从文在研究中所秉持的史学观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他重视探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尤其注重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揭示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

在历史的进程中，每段社会历史发展都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国浩瀚如海、类型丰富的遗存文物，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形成的。如何观察、掌握不同历史时期中文物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又如何归纳、辨析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演变规律，成为研究者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沈从文首先在博物馆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当时设施条件较为艰苦，尤其在北京冬天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室温常常低到零下十几度，博物馆却不允许生火或通电取暖。在艰苦的环境中，沈从文硬是“转了十年”，其间经他过目、研究过的丝绸、地毯、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等诸类文物数不胜数。通过大量的基础工作，沈从文大体掌握了这些文物的基本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随后，他又在不同类别文物研究过程中，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观察、总结、提炼，寻找文物背后的文化与史实。沈从文指出：“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式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式的社会也在变。”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沈从文的服饰史研究没有仅仅止步于对服饰本身时代、结构、色彩等进行介绍说明，而是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着眼，在对服饰形式本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更为广泛的问题和范围进行进一步探索，力求发现服饰和穿着者背后的故事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信息。

沈从文在研究商代服饰时，发现安阳殷墟墓出土人形雕像“辑录了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着体型的商代人形”，“这些人形，不仅反映商王朝不同阶层，可能还包括有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当时与商王朝对立各部族”。他注意到，在殷商时期，殷王朝“主要征伐的对象有两个，即西南的戎羌和东南的淮夷。至于荊蛮成为征伐对象，时间似较后。这些在玉、石、铜上的人物形状，可能有一部分正是各个敌对而又强有力的西羌和东夷人形象。特别是铜器上的卷发人形，必有寓意，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一研究中，他通过对稍早时期商代人形雕像服装的研究，引发了对穿着者身份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不仅搞清楚了当时服饰的阶层信息，同时也加深了对商代社会历史环境状况和早期民族分布的了解，而且还令研究内容结论更加真实可信，可谓以小见大。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治史者世代延续，众多史家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籍。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文献内容虽然比较多，但是大多都并未从当时历史环境角度对服饰名物进行记述，其记载带有一定的简单性和片面性。面对这类问题，沈从文并未仅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素材简单堆砌、排队了事，而是坚持对具体服饰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去伪存真，得出结论。譬如，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的披帛，在多种文献和壁画等资料中都有记录和体现，但不同记载中披帛出现的时期出入较大。他通过对多种文献、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一些古人在“谈日用器物历史起源”时，“多喜附会”，“用矜博闻，而总是虚实参半”。他认为，对于一些空泛的文献记载不能照章全信，而需在研究鉴别后选择利用，继而认为唐式披帛的应用虽早见于北朝石刻石窟造像，“但在普通生活中应用，实起于隋代，而下至五代，宋初犹有发现”。

沈从文认为：“我们说学习思想方法不是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断发展性。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沈从文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都是因循上述原则完成的。

“纳石失”（即织金锦）融合中西工艺、图案、色彩等文化特色，曾经是元代丝织文化的象征，被广泛用于元代帝王、后妃、百官等人群的各式服饰之中。这种独特的丝织物，伴随着蒙元政权的兴衰在历史上存留了近一百年。“纳石失”的使用盛况在《元史》《元典章》等文献中都多有反映，甚至通过外国人的游记进入西方社会的视野中。但是，到了明代以后，这种丝织物“竟然和元代政权一样，已完全消失”。沈从文认为这种情况与“历史现实发展不大符合”，在当时，“纳石失”在全国的生产规模较大、使用范围较广，且关联于元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这类被社会广泛认可、应用的物品，绝不会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突然消亡。由此，沈从文对“纳石失”在明初突然“消失”的谜团产生极大兴趣，他思考的问题包括：“纳石失”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包含多少种类、颜色和花纹，又有什么特征？它与唐宋以来加金丝织物有什么不同？对明织锦有多少影响？而要寻求答案，仅依靠《元典章》或元代其他文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他以明织金锦的各方遗存文物为线索进行追踪了解和研究，终于从大批保存至今的明代版《大藏经》丝织物装饰封面的工艺中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珍贵难得的钥匙”，并结合《天水冰山录》和《万历野获编》等相关文献记载进一步加以证实。最后，沈从文通过细致研究得出结论：明代加金丝织物，大都是元代的“纳石失”发展而来的，求证了这一物品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诸如此类，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沈从文解决了物质文化史领域许多相关学术问题。

从沈从文学术研究的成功历程来看，除了用正确的历史观指导治学实践，他还掌握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很多工作都是要靠方法，方法对了头，那么说服力就强。”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通过自身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加以灵活运用和总结提升。他将原来“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即地上地下两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拓展为用传统文献结合文物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他认为，“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在研究过程中，“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若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沈从文还形象地指出，“（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笔无比丰富宝藏。”这无疑更加强调重视文物在学术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他以文物为主导、结合文献进行研究的治学方法。

面对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土数量空前的大批服饰文物，沈从文在惊喜的同时，也很快发现依靠历史文献记载进行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有望得到解决，“前人千言万语形容难以明确处，从新出土文物中，均可初步得到较正确理解。有的形象和史传诗文可以互证”，“且可充实文献不足处”。根据出土服饰实物、图像、壁画、墓俑等考古资料，沈从文在一些服饰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采用将考古资料分类排比，再结合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或“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由此出发，日积月累，或许还是一条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路”。沈从文还依靠“二重证据法”使得诸多文献记载问题也得到了印证解决。譬如，对深衣“衿”的认识，如《方言》所记载“绕衿谓之裙”，“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衿’字解释为‘衣领’，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可以说，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成果，为学界解开了诸多历史疑团，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问题，有待后学继续研究破解，而其秉持的正确历史观与研究方法更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