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新主流电影中的“共同体美学”

高 炀

由饶晓志执导，张译、王俊凯、殷桃领衔主演的剧情片《万里归途》自上映以来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已经在多个海外市场发行。在国际环境、国家发展、影视政策等多重力量影响下，电影之“出海”已承载起更大的文化使命。

电影《万里归途》讲述了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官在努米亚共和国爆发战乱的背景下，逆行于荒漠与战火之中，并最终完成撤侨任务，带领同胞“回家”的故事。其视听语言的审美性与情节表达的人本性，带给观众不同于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心灵震撼。《万里归途》对于人本性的表达，既是导演饶晓志一贯关注个体命运的艺术风格使然，亦是我国当前电影工业体系下新主流大片转型发展中对“共同体美学”的彰显。

共同情感：塑造鲜活群像

新主流电影中的“共同体美学”在情感意义上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满足本土观众的审美需求与情感需求，与经典主旋律电影一样，以本土观众共同享有的历史符号或情感立场来唤醒共鸣；其次还需克服跨文化传播带来的文化折扣，回归人本性，探寻人类共同的情感情绪，从而引发共振。《万里归途》在人物塑造方面实现了“共同体美学”的表达，颠覆了传统爱国主义叙事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瑜有瑕、真实而鲜活的人物群像。

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面对远方独自待产的妻子，他有愧疚、有思念；面对又一次危险的撤侨行动，他有纠结、有迟疑；面对死亡的可能，他恐惧到颤抖、呕吐。他是一个有许多不勇敢时刻的普通人，也是一个始终深知自己使命与担当的外交官，这种“拉扯感”使人物的“大义”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民族话语。不同于宗大伟“身经百战”后的疲惫感，外交部新人成朗则是热血而懵懂的，理想主义的化身，也因固守原则导致同行者陷入危险，经历自责与颓废后终于成长为年轻一代的接棒者。中资企业驻外负责人白婳，兼具了团队领导者、母亲、妻子的三重身份，展现出艰难困境中坚毅的女性力量。

同时影片还赋予次要角色以人物弧光：看似世故圆滑实则真正做到“处义而不回”，并最终牺牲异国的外交官章宁；狡黠阿谀、精明能干的小工头刘明辉；退伍的军人；爱美的女孩……鲜活的群像传达出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也是《万里归途》对“共同体美学”情感内涵的具体表达。

共同价值：唱响和平之歌

《万里归途》创造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叙事空间：一是战火纷飞的海外时局，一是和平安详的国内家庭。影片通过宗大伟与妻子的联系，将上述两种叙事空间进行多次反复比较，这种叙事方式与剪辑手法创新了对国家形象及主旋律价值观的艺术表达，超越了直接生硬的展示或歌颂，从而赋予影片“战争与和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讨论。

此外，努米亚小女孩法提玛吟诵的阿拉伯童话《航海家辛巴达》贯穿了众人穿越荒漠的“回家”之路，“辛巴达”不仅是对中国外交官们智慧、勇气、人格精神的隐喻，更使得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在此刻发生交集，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影片中并未交代一对中国夫妻为何有一个异国的女儿，读者自会书写出想象的文本，这一超越血缘、国籍的设定本身就闪烁着人性之光，以一种高度包容的审美建构出共同的价值判断。

努米亚籍司机瓦迪尔与边境官哈桑升华了《万里归途》的价值观念。前者一路为异国的友人保驾护航甚至牺牲自己，后者以祖国“守门员”的身份至死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不仅热爱自己的国家，也爱这世间所有善良正直的人，向往和平，却仍被战争夺去生命。影片末尾，主角宗大伟在除夕烟火中的惊吓与颤抖，观众紧张感的最终释放，与此前战火中的牺牲形成语义上的互文，这是《万里归途》对战争的沉重控诉。

“共同体美学是立足于‘我者思维’基础上的‘他者思维’。”《万里归途》作为本年度新主流电影的代表作，真正做到了回归人本性，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更多共识，宣扬了人类共同情感与共同价值。因此，《万里归途》无论在主旋律电影发展史还是文化“出海”方面，必将产生不可忽略的意义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