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地名中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

原标题：嘉峪关地名中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

讨赖河大峡谷 李巍 摄

李陵碑 李巍 摄

陈彦友

嘉峪关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殊关系，在历史上曾是我国内地通往新疆、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之路，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段之一。虽饱经历史的风风雨雨，但在今天，嘉峪关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古地名。嘉峪关地名是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符号，呈现出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是研究嘉峪关市地理和文化的“活化石”。不仅记录了当地地理环境的变迁，还注入了当地人的记忆与情感，寄托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美好愿望，表达了浓郁的乡情。

以姓氏得名

现辖嘉峪关区域，古代只有游牧部落在此住牧，居民寥寥无几。嘉峪关现辖三镇姓氏来源有三：一是世代祖居；二是移民迁入。明代在此修建嘉峪关长城后，边关戎马倥偬，先后大量迁移内地民众戍边；清代先后在嘉峪关内外大兴屯田，移民落户。随着屯垦的发展，人口渐渐有所增加，土地和居民定居点也渐渐扩展起来。清乾隆初，黄文炜编修的《重修肃州新志》“风俗”记载：嘉峪关地区“大约秦、晋客民也。”记载了现辖三镇相当一部分居民是由山西移民而来的事实。三是流落漂泊或工作调动而定居的。以世代祖居和移民迁入居多，约占全部姓氏的80%左右。原来的住户，分散居住在有水有土的地方，一家一户独居一处，有的几家人聚集在一处，多以较早的姓氏为村庄定名，以后从外地迁来定居者也是如此，如吕家庄、狄家庄、何家庄、梅家庄等。以一姓命名就近分居两处者，则冠以东、西、南、北、上（高处）、下（低处）等方位词称呼。如东杨家庄、西杨家庄、南张家庄、北张家庄、上王家庄、下王家庄、上何家庄、下何家庄、东王家、西王家、上刘家等。六十年代后，农村建立居民点，十几户或数十户集中在一起修建了新房舍和街道，但有许多村庄仍保留着原先姓氏的命名。

以地形、地物得名

以山得名。嘉峪关因嘉峪山而得名。元喃哒失太子立《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载：“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洞壑寂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此碑记述了文殊山以前名叫“嘉谷山”。“嘉”是“好”的意思，“谷”同“峪”，“嘉谷”即“嘉峪”，意指美丽的山谷，嘉谷山就是嘉峪山。《明史》卷43《地理志十一·肃州卫》中说：“（肃州）西有嘉峪山，其西麓即嘉峪关也。”乾隆年间《重修肃州新志》卷2《山川·景致》中说：“嘉峪关，在（肃州）城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代以前，现在的文殊山本名嘉谷山，明代以后，嘉谷山才有了文殊山这个别名。

“南山”为祁连山的通称。河西地方志中，各地也把祁连山的支脉称之为“南山”。祁连山的一条长60华里的支脉——嘉峪山，其中段，当地人因山势形状，称之为“鳖盖山”。峪泉镇断山口村的三个近山自然村，分别以山形取名，叫长山、元山、平山。

以古建筑得名。峪泉镇中部的一个村庄、因位于举世闻名的嘉峪关坡下，为嘉峪关村；新城镇安远沟村甘新公路旁古烽燧附近一个自然村，名五里墩。峪泉镇黄草营村古代有石关峡驻军戍守的黄草营盘，分三个营院，后来在原营院基础上设的三个自然村分别名为上营院、中营院、下营院。

以寺庙得名。文化大革命前，嘉峪关附近寺庙很多，有些村庄就建在寺庙附近，或庄中有庙，这些村庄就以寺庙命名。文殊镇团结村，以前称善家沟，因灌溉渠首建有善家沟庙而得名。峪泉镇黄草营村村民委员会所在地，原有一座古庙，庙中泥塑神像已不存，庄名为“庙迹”。新中国成后，改名团结村。

以泉、湖、沟壑得名。居于泉边的居民在为居民点和村庄命名时，常以泉取名。如大红泉、小红泉等。以湖为名的，如条湖；村庄建于沟壑旁者，多以沟壑为名（沟也往往冠以姓氏、方位等词）如安远沟、东沟、小东沟、大东沟等。以山口为名的，有断山口村；临沙窝的庄子，取名沙窝庄子；在荒芜土地上建的村庄则以黄草为名，如黄草营村等。庄建于梁上者，多以梁取名。如南梁、侯家梁等。

以古代军事设施命名的地名

明代嘉峪关成为御敌保疆的最前沿，嘉峪关管辖着“腹里、沿边、境外墩台三十九座”。关西有两路墩台，关北山巅有一路墩台，关东有一路报警墩台，关南还有一路沿山环形墩台。关内外墩台林立，纵横交错，相互瞭望，互通情报，传递军情，类似今日的邮电通讯设施。大墩设有坞，内有驿马、驿驼、食宿供给等。每墩有5至7名士卒守护。大墩多设置墩、燧，若遇敌情，白天举烟，夜间烧火，通报远近驻兵前来应战。小墩只有一墩台，3至5人守护，任务是瞭望、通报敌情。现存有大墩（高3.5米）、火烧沟墩（高4米）、小青羊墩（高4米），还有近青杨车站的墩台（高3米）、近冰沟的墩台（高6米）。从卯来泉堡到嘉峪关有卯来泉堡墩、界碑墩、文殊山口墩、塔儿湾墩、河口墩、鳖盖山墩。《重修肃州新志》记载，“界碑墩，城西南二十里。文殊山口墩离城二十里。卯来泉堡墩，城西南七十里，万历三十九年（1611）筑。”还有边山墩、边墙墩、安远寨、新城堡、河口墩、讨赖河墩、断山口墩、野麻湾墩、沙岗墩、塔儿湾堡等。

讨赖河墩。嘉峪关南的讨赖河尽头之处，有一座高大的墩台，原名讨赖河墩，因是万里长城西陲的第一座墩，又名“万里长城第一墩”。该墩在嘉峪关之南，位于讨赖河北岸高达82米的悬崖峭壁之上，距关城7.5千米。据《肃州志》记载：“讨赖河墩，城（酒泉）西七十里，乃边墙南，近讨赖河尽头之处。”该墩台是肃州兵备道李涵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至十九年（1540）监筑。

文殊山口的塔儿湾堡，位于文殊镇石桥村二组，是明嘉靖十八年所建嘉峪关南的一座城堡，明代有兵把守。传说有一年，干旱的戈壁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洪水将城堡的西南冲出了一个大豁口。洪水过后，人们修补了倒塌的堡墙，为了防止洪水再次侵扰，在城堡外建了一座“镇龙塔”，从此，这个城堡就叫塔儿湾堡，明代塔儿湾堡曾为兵戎之地。

双井子堡，在甘新公路上。陈庚雅《西行视察记》中说：“关西四十里，曰双井堡，已无人烟，传昔日居民繁多，咸以淘金为业，现其堡院落之遗迹，亦颇近似。”堡周长708.3米，为长方形，现存残墙586米，高4.2米，底宽2.8米，上宽1.6米。城堡开东、西两门，东门已残，西门楼台遗迹清楚可见。西门洞，深10.5米，宽4米。据说双井子堡内有水井数十眼，每两口井紧挨在一起，为一对。一对井中，一眼有水，一眼无水，称为“真井”和“假井”。真井水源充足，驻守官兵在时，人畜皆用真井；如因敌人攻占需撤离时，对真井加盖掩埋，断去水源，露出假井，使敌人无法在城堡立脚。此城堡因有真假两井，故取名“双井子堡”。现在堡内只有一眼枯井，其他井已不复存在。

以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命名

用人名来作地名往往体现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以人名作地名，如李陵碑、杨家墓、木兰城、岳王山、荀子沟、黄公滩等。“李陵碑”位于泛沙泉墩，是明代的一座墩台。明万历四十四年李应魁撰写的《肃镇华夷志》记载：“泛沙泉墩，亦去城（肃州城）四十五里。先年无墩，此处有沙湾，藏虏常截哨马墩军。嘉靖三十五年，兵备陈其学添筑，今虏或不能掩伏，而瞭望亦为之近便矣。”就是说，此墩台修筑于明嘉靖三十五年，是防御蒙古骑兵的。后人附会说，汉武帝时骑都尉李陵率军由肃州北出居延海抗击匈奴，大获全胜，班师凯旋过酒泉，见新城一带水草茂盛，四面沙丘回护，是个屯兵休憩的好地方，便下令在此驻扎。一日，李陵举目四望，南边祁连雪山高耸，近处湖水秀美，北边戈壁沙漠广阔，想到征战匈奴的赫赫功绩，不禁豪情顿生，萌发了勒石记功的念头。于是，命令将士运土填湖，夯筑了一座黄土墩台，李陵亲笔书写了“誉满边关”四个大字，署名“骑都尉李少卿题”，然后刻字勒石，立于墩台之上，遂称之为“李陵碑”。英雄广场是纪念为中国核事业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核城老一辈建设者而得名。

以颜色命名

如黑山、红土山、红山湾、青土坡、黄土坡、黄沙湾、黄土台子、白土掌子等。在嘉峪关西门外的土山里，蕴藏着大量的天然红土。大大小小的土丘上面覆盖着一层砂石，砂石底下全是红土，是打三合土、和煤的最佳红土。因此，此山就叫红土山。

以动物命名

如鳖盖山、老鼠塘、野猪湖、黄鸭窝、狼行湾等。在嘉峪关外向东眺望时会看到，东南方不远处有一座奇特的山峰，貌似乌龟，人们称之为鳖盖山。鳖盖山的形成是自然界风蚀作用的结果。鳖盖山在地质学上称为风蚀柱，为丹霞地貌的一种，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当地多风的象征。鳖盖山在形成之前和许许多多的山包一样，只不过比周围的山包高一点罢了。数千年以来，由于长期强烈的西风夹带着沿地面飞奔的砂石，从其南、北两侧磨蚀而过，而山头受砂石磨蚀作用比较小，天长日久，使山腰向里凹进去，形成乌龟的形状，所以叫鳖盖山。老鼠塘，在新城泥沟村以北孙家石梁附近（现移民点处），地处沙窝之中，过去沙窝中草籽多，非常利于老鼠栖身繁殖。很早以前这里老鼠特别多，冬天太阳一出，成群的老鼠屁股坐地，直立沙滩，并起前爪晒太阳，稍有警动，立刻进洞，鼠洞密布，故名老鼠塘。四十年代还有大量老鼠存在，现已很稀少。在新城草湖李陵碑东北，有一块不大的地方，东、西、北三面环山。传闻过去这里狼很多，经常聚集在山中空地上，伺机袭击羊群，是狼群出没的地方，故名狼行湾。

以植物命名的

如岌岌沟、大柳沟、红柳沟、梧桐沟、蒲草沟、桦树沟、兵草坡、野麻湾等。

反映新时代特点命名的

如翻身庄、和平庄、团结村、英雄渠、军民团结渠。

反映历史变迁的命名

如新城镇，以“新城”冠名缘于明代早期。为屏蔽州城，明洪武初嘉峪关建土城以后，即在此地置堡。据《乾隆肃州志·关隘》载：“新城堡……明置，土城周二百十五丈，设官兵防守。”因附近已有上古城和下古城，此堡与之对应，取名新城堡。据《乾隆肃州志》载：“新城堡，城北三十里，亦冲要之地。先年内无居民，止有西番住牧。嘉靖二十八年，同古城堡展筑城垣，添设官军，其地可耕牧。”新城堡的展筑和大量驻兵，嘉峪关两翼长城以及新城至新腰墩长城的修筑，野麻湾堡的兴建，都是明王朝边疆政策调整的直接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