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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凌晨。两点多，张伟国被一阵惨叫声惊醒。
他顾不上穿拖鞋，跌跌撞撞冲进父亲房间。房门打开的刹那，恶臭扑面而来。看见儿子闯入，父亲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孩，迅速用被子盖住了床上的排泄物。

张伟国沉默着，与父亲四目相对。后者突然大喊，“你们要害我，我不认识你们。”

张伟国情绪有些失控。他开始扇自己的耳光，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打在脸上。

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他冷静下来，戴上口罩，熟练地把污秽物收拾干净，将父亲背入浴室。趁着父亲洗澡间隙，他赶紧打扫房间，喷洒空气清新剂。

父亲洗完澡，已经凌晨三点半了。老人没去睡觉，而是打开电视，对着一个购物频道看得津津有味。张伟国在一旁气得全身哆嗦，可他没办法——那毕竟是他的父亲。

张伟国63岁，父亲85岁。自从两年前，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他就被父亲困住了。没有人能帮张伟国分担。他的母亲、妹妹很早就去世了。妻子和女儿原本能搭把手，可自从父亲总在家裸奔后，母女俩便很少登门了。

日渐衰老的身躯，让张伟国有时也力不从心。这两年，他除了头晕乏力外，走路时也总会双腿发软，有时还会伴随剧烈疼痛，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为了照顾父亲，他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体检了。

偶有空闲，他会给几个老伙计打视频电话——但各自家里都有老人要照顾，往往说不上几句话。张伟国发现，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低龄老人”，需要照顾更加年迈的父母。

2月11日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年）》发布结果发布显示，我国已经进入长寿时代，2020年全国百岁老人11.9万人，2021年人均预期寿命78.2岁，到2050年，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翻两番。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已达4500万。北京大学一项人口学研究显示，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规模将超过7700万。

这意味着，“老人照顾老人”可能成为每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养老困局。

“抛开孝道和伦理的话，很多人会活在残酷与绝望中。”张伟国说。

被困
父亲张大均总会做一些让张伟国尴尬又不知所措的事。比如趁他没注意，抢走别比人的东西；又或者，突然抱住路过的女性。这些“为老不尊”的行为，没少让张伟国挨骂，甚至因此惊动过警察。警察到现场看了，批评张伟国几句，让他好生照看老人。

于是外出遛弯，他得紧跟在颤颤巍巍的父亲后面，生怕老人离开自己视线。

在这个闹市区的工厂家属院里，邻居们知道张大均老年痴呆，见到他都绕着走。

张大均以前可不这样。退休前，他是厂里的工程师。妻子去世几年后，他找了个老太太当女朋友，同居，彼此有个照应。在外人看来，张大均是个“挺独立乐观的老头”。彼时，张伟国和妹妹的工作都不错，俩人从未担心过父亲的养老问题。

平日里，兄妹俩不管谁有时间，都会去陪父亲坐会儿，日子平静且闲适。

2020年，是张伟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他天天幻想着退休后的生活——和妻子到处旅行，也可以再上个老年大学。他还专门学了驾照，准备和年轻人一样开着车浪迹天涯。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妹妹突然车祸去世。张伟国马上意识到，以后只有自己照顾父亲了。下半年的一天，父亲的女友打来电话，说老张最近总是目光呆滞、健忘，性格变得异常暴躁，还整宿整宿看电视。

张伟国没太在意，他觉得父亲可能只是年纪大了。

2021年1月，张伟国正式退休。退休后，他和妻子外出玩了一圈。回家后，他去看父亲。老人表现很正常，女朋友在一旁胡乱收拾着屋子。他陪父亲在沙发上坐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妈去买菜了，怎么还不回来？”

“我妈都去世十几年了，你糊涂了吧！”张伟国有些诧异。话音没落，父亲抓起茶几上的杯子摔得粉碎，用极为难听的话辱骂儿子。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对张伟国说，“你叔下午过来找我办事，你吃完饭就回去吧。”

张伟国彻底听蒙了——他唯一的叔叔，早就过世了。

午休过后，张大均看上去又恢复了正常。张伟国看着没事，就回家了。回到家，他讲起父亲的异常表现。“我爷爷不是老年痴呆了吧？”女儿说。张伟国赶紧让她在网上搜了些资料，比对下来，他觉得父亲的确有了点儿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之后的日子，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橡皮擦不断抹去老人的记忆，他有时完全不认识儿子，有时偶尔记起有个女儿，但不相信她已经去世。张伟国带父亲去医院检查，他很快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医生开了些改善认知功能和控制精神症状的药物，让他们回家了。

医生告诉张伟国，这个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病人需要人全天陪护，日常再做些智能和社交方面的训练，不能整天关在屋子里。

他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女友。老太太很冷静，要了一万元“感情损失费”后，头也没回地离开了。当房间只剩张伟国父子俩时，他彻底明白，自己被困住了。

妻子迅速表态说和他一起分担照顾老人的重任。但张大均太能折腾了，乱发脾气、骂人不说，还动不动脱光衣服乱跑，渐渐的，妻子和女儿便不再登门了。

张伟国成了唯一照顾父亲的人。退休前，他朝九晚五，早睡早起。现在他没有固定作息，父亲做什么，他就只能做什么，经常熬了一个晚上，还没睡几个小时，父亲就又起床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张伟国只能跟着一起起来。

他知道自己也在不可避免地衰老着——血压忽高忽低，呼吸偶尔急促；有时特别想上厕所，站在马桶前，却要半天才能尿出来。

张伟国用父亲的退休金陆续请过几个保姆，但保姆们受不了张大均裸奔，纷纷离开。张伟国还想过把父亲送到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但出于孝道，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困在时间里的张大均，记忆还在不断消失——他先是忘掉了近几年的事，接着又忘了近十几年的事。到了今年，他只能记住些自己三四十岁时的生活片段。他也从不认为自己病了，一切来自儿子的关怀，都让他觉得是在加害自己。

“那是我爸，无论指责、谩骂，我都要忍下来。”张伟国知道这是愚孝，可他没得选。

“如果可以安乐死”
张伟国也想过一些“如果”——如果父亲在睡梦中去世就好了，如果经历一场意外也行。每到这些念头冲上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配做人。而父亲再度暴躁、折腾后，“如果”又会出现。并且，这种渴望来得直接而强烈。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沿儿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日本一本叫《看护杀人》的书中，记录了不少家庭看护者的普遍困境。

这种困境对66岁的常桂英来说再熟悉不过，而类似张伟国那些“如果”的念头，也在她的脑海中不只一次出现过。

常桂英的母亲88岁了。6年前，她在小区遛弯时，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倒，头部受了重伤，成了植物人。医院诊断她是“弥漫性轴索损伤”，属于比较严重的颅脑损伤。即便能幸存，也是严重失能或植物人状态。

“我母亲最终活了下来。”常桂英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一年内醒不过来的话，就是植物人了。那之后，她按月数着，在医院过完了12个月。这12个月，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

陪在母亲床窗边，常桂英一直对她讲话。讲累了，就用手机小声播放河北梆子片段，但母亲从没做出过一个动作，安静得如一株植物。

12个月过后，常桂英将母亲接回了家。她拿出自己记的账本一看，母亲在医院的这一年，共花费了22.4万元，其中5万是肇事方出的。常桂英薪水不高——上班时月薪4000多，退休了只有2000多，夫妻俩少量的存款原本是留着给儿子结婚用的，现在都花在了母亲身上。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退休的丈夫在小区当起了保安。

母亲有一套小房子，常桂英和丈夫商量后，自己搬了过去。从此，她彻底没有私生活了。

原本，她和丈夫都爱跳舞。母亲成为植物人后，她一次都没再跳过，甚至连想一下的心思都没有。每天早上6点多，她得起来给母亲做早餐。等待早餐做好的时间里，她用温水浸泡毛巾，为母亲擦脸、擦手，再用消毒棉签，蘸着漱口水清理口腔。接着，她把饭菜汤混在一起倒入榨汁机，打成糊状，再通过注射器打到母亲的胃管里。

胃管是从鼻腔插入，置于胃部，医学术语叫“鼻饲”。

常桂英的“鼻饲”技术是在医院学会的。她每次给母亲喂饭，都会先注入少量温开水，喂完饭，再用温开水冲洗胃管。“不管是食物，还是汤水，温度太冷、太热都不行。”常桂英每天要这样喂三次。每次“鼻饲”，还得将床摇成45度角。否则食物反流，容易造成肺部感染。

看似繁琐的喂饭过程，对常桂英来说已经是日常护理中最简单的操作了。

为了不总洗床单，她给母亲穿了尿不湿，每隔一会儿就要检查下。一旦皮肤被尿液浸泡，容易发生溃烂。排便则比较麻烦，“她不会表达，经常弄得的满床都是”，常桂英说，几乎每个植物人的房间，都会有粪便的残留臭味。

“什么也做不了，人生就这样消耗着。”这些年，常桂英错过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微信群，她看到之前的同事旅游、聚餐、跳舞时，自己只能偷偷落泪。再比如，儿子带女朋友见家长时，常桂英只让他们见了丈夫；儿子结婚当天，她在婚礼现场待了1个小时，就匆匆回去照顾母亲了。

亲家总叮嘱自家女儿，多心疼婆婆，没事去看看老太太。可常桂英不想让他们过来。因为有一次，她听到儿媳小声说，“姥姥家怎么总是有一股臭味。”

常桂英知道儿媳妇没恶意，但她宁可只有自己和母亲，困在那个60多平米的家属楼的房间中。

“我经常右耳耳鸣，听声音总有咚咚的声音，有时心脏会连续快速跳动，手脚麻木、冰凉，甚至会瞬间失忆，明明很累，又整夜整夜睡不着。”常桂英知道，这是“三高”症状，但她没有去医院看。儿子为此没少和她争吵，她总说休息一下就好。丈夫劝常桂英把母亲送到植物人托养机构，可她总认为守在母亲身边更安心。丈夫知道，她其实是怕花钱。

守在母亲身边，常桂英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得给母亲翻一次身，朝一侧躺的时间太长，容易生褥疮。她还得不停地给母亲的四肢做按摩，防止肌肉萎缩。

“我最害怕自己走在母亲前面。”常桂英说，那样的话，妈妈就没人管了。

偶尔，她会拿着儿子送来的平板电脑追剧。她喜欢那个叫靳东的男演员，陪母亲的这几年，都是靳东的剧在陪着她。不管是《伪装者》《我的前半生》，还是《精英律师》和《底线》，常桂英都能说出每集的具体情节。有时，她会把平板放在母亲身边，希望母亲也能喜欢靳东。

随着剧集一遍遍地的播出与结束，常桂英不得不回到现实——现实里的她，对着母亲叹气、发呆，一遍遍念叨各个亲戚的是与非。母亲无法回应，常桂英越来越疲惫。每到这个时候，她会和张伟国一样，想到“如果”。

如果中国能放开安乐死就好了，常桂英觉得，虽然听着不孝顺，至少大家都能解脱。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过丈夫。丈夫说，“你胡说啥呢？我们年纪再大，也得照顾老人。况且，咱们就这一个老人了。”

每每这时，常桂英便不再说话。她日复一日盯着床上的母亲。她觉得自己好歹是一株鲜活的植物，母亲这株植物却枯萎了。

去年6月，家里多了个小孙女。常桂英很高兴，但她至今才见过孙女几次。她不让儿子把孙女带来，担心床上骨瘦如柴的老人吓坏孩子。

这段时间她总劝儿子再要一个孩子，“你看你姥姥的情况，一个孩子根本不行的，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人一老，大概率就没人喜欢了”
按照这种“养儿防老”的思路，89岁的何金忠不存在太多养老困境——他有1个儿子、3个女儿，看起来足以照顾一个年迈的父亲。他本身还算健康，没有老年痴呆，也没特别麻烦的病症，只是单纯因为年纪大了，独自生活不大方便，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乡下。

早些年，妻子去世后，儿子何书文提过让父亲到城里生活。何金忠怕给子女添麻烦，也担心自己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拒绝了。2022年12月，他在老家感染了新冠，儿子把他接进城，让他不要再回乡下了。

何金忠就此留了下来。

他的四个子女中，何书文年纪最大，68周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3个女儿，年纪最小的今年也有60岁了。何书文原本想着，老父亲住在自己家里，3个妹妹没事时，可以过来照顾下。如果父亲生病住院，大家各尽所能。妹妹们嘴上应允了。

何金忠新冠康复后，身体也一直虚弱。平日里，何书文会给父亲喂饭、喂药，天气好的时候，用轮椅推着他下去晒太阳。几个月下来，他发现，几个妹妹很少过来看老人。偶尔过来几次，都还会抱怨大哥没有照顾好父亲。

何书文起初不在意所谓的指责，可次数多了，他委屈起来，“明明我照顾得很好，为什么挑毛病？”这种情绪感染到了妻子和孩子，一家三口关起门来吐槽——妻子说，老父亲是乡下人，没有退休金，在城里的开销都要靠他们夫妻俩的退休工资，“几个妹妹一分钱没给过不说，还总说风凉话”。这些吐槽在房门打开后销声匿迹，大家维系着表面的和谐。

矛盾终于在2023年春节爆发了。

春节前，何金忠在家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由于他年纪大了，本就骨质疏松，医生建议他至少住院一个月，到时候看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住院。

老人住院后，自然需要有人陪伴。按照何书文的预想，自己和3个妹妹每人陪护一周。住院费除了新农合报销外，剩下的费用平摊。

但三个妹妹分别只陪护了一天，就离开了。

每个人都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大妹说自己“三高”不能熬夜，二妹称要回去照顾婆婆，三妹必须带孙子。三人临走时，何书文说，自己可以多负担一点，但还是希望她们能规划出些时间来。之后几天，何书文每天泡在医院，连除夕都没回家。过年那几天，三个妹妹倒是分别来医院待了会儿，但每个人都没超过半天。

何书文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他有糖尿病，平时格外注意。父亲住进医院后，不规律的生活和饮食导致他双腿麻木不听使唤，后来又出现了心慌、胸闷、胸痛等症状。他做了检查，医生说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血管病变”。”

身体状况突变后，何书文再次提出希望妹妹们可以分担，但她们也再次以各种理由推脱。

何书文的妻子显然不太高兴。一开始，她还在医院帮忙，看到三个妹妹不去，她也不去了。夫妻俩为此吵过几次。一次吵完，何书文直接到住院处，将上面家属的联系方式，更换成了三个妹妹的电话，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他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倒逼三个妹妹陪父亲。可才回家两个小时，医院电话打过来了，“你们家里怎么回事，咋一个人都找不到？”何书文赶紧去了医院。后来他从父亲那里得知，大妹妹的确来了医院，可没待一会儿就走了。

妹妹离开医院时，又去住院处，将联系电话变更为大哥的。

何书文愤怒地把三个妹妹叫到医院。兄妹四人在父亲的病房里翻旧账，妹妹们表述的大概意思是，何书文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的财产都会由他继承——所谓遗产，就是老家一处旧宅子，和几千元存款。接着，她们把父亲对儿子的好、对女儿的坏，罗列了一遍。

躺在床上的父亲始终没有说话，只是木然地看着没有打开的电视机。

争吵了几个小时后，三个妹妹集体决议，“不出钱，尽量出力”。何书文知道，这个“尽量”是空头支票。那之后，妹妹们果然再也没去过医院，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了。

何书文没办法，只能自己每天出入医院。值班护士看到他，有些惊讶，“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没人替你班吗？”何书文都尴尬地回答，“她他们忙，她他们忙。”

他没想过这样的日子要继续多久，他觉得只要尽到一个孩子的本分就行了。经过这次的事情，何金忠倒是看明白了不少，他说不想活太久了，“人一老，大概率就没人喜欢了，在这方面，很多人都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