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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大者愈大”，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模优势？如何找到新的优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双轮”驱动量质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3.9%，表现亮眼。

　　部分细分行业加快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支撑了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相对平稳。

　　“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对于中国是否还是“世界工厂”的讨论热度很高。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吸引各类资本来投资建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在产能和产量上的规模优势。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经历了两次大蜕变，第一次是依靠庞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原材料、土地和能源优势、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全球制造业企业投资建厂，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我国梯度转移，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我国市场的产品制造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三来一补”等产品制造，企业更看重的是我国工厂的成本优势。

　　第二次是靠产业链集群优势、物流供应链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工人优势、产业配套环境和政策优势等，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在我国的布局，企业的产品制造既面向我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我国工厂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优势。

　　当前，从区域上看，各地都积极发展制造业。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从区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若干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成为拉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关兵说。

　　辩证看“大”与“强”

　　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业内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因而不少人认为规模优势并没有多大用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许召元表示，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干中学”效应，很多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在生产中完善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中生产效率的优势就有了重要基础，这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我国制造业的“大”为“强”提供了坚实基础。赵刚认为，“大”使得我国制造业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很多产品订单只有在我国才能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例如，同样一个机电或装备类产品在中国制造，原材料充足、磨具能就近配套、整机可实现量产。

　　“大”能为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水平，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大”还能为中国品牌崛起提供更多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性价比的代名词，为中国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打好了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制造业韧性较强、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这一点此前在应对突发疫情、复工复产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新领域新赛道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制造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强链进行延伸，或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等方式衍生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未来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更多空间。”关兵说。

　　专家认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是指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大，但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与美国、德国等相比，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从做大到做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品牌打造，让我国制造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更强竞争力。

　　打造竞争新优势

　　得益于浪潮海岳企业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山东方原集团用工减少40%左右，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60%，产品质量一致性明显提升，成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首家标杆桥隧装备制造智能工厂。

　　当前，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高的优势比较突出，依然具备产业链集群、物流供应链、生产技术、高素质产业工人、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环境和产业政策等优势，进一步正向增强了规模经济优势，但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我国制造的新优势要靠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提升在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绿色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建厂。

　　赵刚认为，在高端化方面，要发挥我国在清洁能源、核能、电动车、新型交通、船舶、装备制造、电子家电产品、移动通信等领域品牌、技术研发和整机制造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我国形成产业链集群。在智能化方面，应发挥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工厂、“灯塔工厂”，发展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网络化协同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供应链协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中国制造业更具竞争力的效率和成本优势。

　　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达80%，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但当前，各地更加重视新兴产业。对此，关兵表示，新兴产业整体还处于发展阶段，短期内仍难以填补传统产业的空白，制造业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高度关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方面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引领未来增长的新引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制造业巩固已有优势，找到新优势，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是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筑牢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一是‘守正’，要继续提升我国产业链集群竞争力、供应链效率、产业工人技能和品牌影响力，保持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的组合优势。二是‘创新’，要着力打造创新链，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形成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赵刚说。

日前，各地陆续展开2023年公务员省考招录，多地将部分岗位的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引发人们对能否打破“35岁职场门槛”话题的关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2023年河南公务员省考公告中发现，除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职位外，2023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人员）的招录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以下（1982年1月以后出生），而过去年龄限制通常为35周岁以下。贵州、天津、湖北、江西、广西、四川、云南、重庆、内蒙古等地在个别基层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条件上也放宽了年龄限制。

　　“一些地区把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实际上这对各行业的招聘起到风向标作用和方向性指引，为更多年轻人就业从年龄上提供机会和可能。”中公教育陕西研究院院长王健说。

　　1994年6月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中明确：报考国家公务员“年龄为35岁以下”。2019年中组部修订的《公务员录用规定》中，报考公务员条件要求：“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不少事业单位、国企乃至民营企业同样将不超过35岁作为录用标准。《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5岁以下从业人员占65%，细分行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70%。

　　35岁本该是职业发展黄金期，却成为某些行业的年龄门槛。2022年全国总工会开展了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4.02亿左右职工的平均年龄为38.3岁。这些本该发挥职场主力作用的年龄群体，却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求职难、流动难、晋升难、再就业难等现实问题。

　　近年来，“35岁职场门槛”持续引发热议，职场上的“年龄焦虑”一度成为舆论焦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提交了《打破35岁职场门槛，建设中高龄劳动者友好社会》的提案，建议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35周岁限制；探索建立录用中高龄劳动者激励机制，对聘任一定比例中高龄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补贴；鼓励中年人才返乡建设，支持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出台“倦鸟归巢”人才回流计划等。

　　一年前，吕国泉收到一封署名为“大龄青年”的联名信，反映渴望打破“35岁职场门槛”的诉求。“这些署名‘大龄青年’的人反映的都是35岁左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35岁应该是正当年的年龄，他们好像是提前15年表现出了就业困惑。”

　　2022年，全国总工会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35-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消除不必要的年龄限制，为更多人拓展就业渠道、打开就业空间，有利于缓解就业焦虑，避免造成人才浪费和年龄断层。”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清瑶认为，29年前，《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发布时，我国公民整体学历层次比较低，现在有大量的博士、硕士走向就业市场，还有一些人才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面临二次就业，因此，适时放宽公务员招录年龄符合时代的要求，客观上有利于打破“35岁职场门槛”，推动时代进步。

　　在吕国泉看来，将部分公务员岗位的年龄从35岁延伸到40岁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利用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和示范性，会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以及一些互联网企业带来正向示范作用。吕国泉认为，一些特殊的行业或特殊的岗位，可能对年龄有些硬性要求，比如有的岗位，如果劳动者的年龄偏大，他们的体力能力有限，在安全生产保障方面存在一些风险，“尽管35岁以上的劳动者在年龄上不一定有绝对优势，但是他们的社会阅历、责任感、经验是可以弥补很多不足的，这是单纯的书本知识难以替代的”。

　　“不少年轻人连续‘考公’五六年，励志服务基层，公务员招录放开年龄，为这部分中青年的就业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王健介绍，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面向优秀村干部、优秀城市社区干部招录的职位，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以下；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报考年龄放宽到45周岁以下。在学历条件上，2023年招录考试要求报考者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但面向优秀村干部、优秀城市社区干部招录的职位，学历可放宽到高中、中专。

　　“地方招录对于年龄放宽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对于优秀人才的尊重，公务员招录单位从岗位实际出发，综合考量不同工种特性和年龄的匹配度，有利于全社会建立更加科学开放的用人观念。”王健说。

回应群众诉求，传递司法温度。人民法院建设12368诉讼服务热线，通过创新服务机制、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听民声、解民忧。

　　截至2022年底，全国四级法院均已开通12368热线，搭建便民服务“暖心桥”，有效发挥了服务群众的“民心线”作用。

　　“您好，这里是北京法院12368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是司法所工作人员，辖区内有一批涉及遗产分割的继承案件需调解处理，想请法院提供法律支持。”

　　这样的来电声，每日都会在全国法院系统响起。诉求直通、一号响应，12368诉讼服务热线有效发挥了“民心线”“总客服”的作用。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建设12368诉讼服务热线，大力推进‘一号通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刘雪梅介绍，截至2022年底，全国四级法院均已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日均帮助解决诉求5.9万件。

　　回应诉求，打开双向沟通渠道

　　“就剩两天的上诉期了，我想上诉，希望法官尽快与我联系。”不久前，山西法院12368热线接到了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一名当事人李某的电话。

　　在法院热线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李某通过热线的自助留言平台给法官留言表达了诉求。

　　另一端，法官手机收到了12368热线平台的短信推送，了解到当事人诉求后，第一时间致电联系，提示注意事项。

　　“留言后很快就收到了法官的回复，诉求已经办理完毕。”当事人表示。

　　“12368热线打通了当事人、代理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与全省3000多名员额法官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人工或自助语音服务，实现了诉讼服务24小时不打烊。

　　诉讼过程中，不少当事人有这样的疑惑：“给法官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去法院想见法官，可法官却不在”……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法官在开庭、接待其他当事人或奔波在调查取证的路上，使得当事人通过拨打电话成功联系上法官的情况与当事人的预期有差距。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解决“找法官难”问题，切实为诉讼当事人和法官之间架起一座沟通联系的桥梁，12368热线增加“联系法官”功能——当事人需要联系法官的，可以通过拨打12368热线进行留言，方便法官处理，不仅解决了“联系法官难”的问题，还进一步规范了法官与当事人等的沟通方式。

　　“12368热线作为全国法院统一对外诉讼服务热线，经过几年建设，从最初的‘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一个值班员’的工作模式，发展为集网络在线、语音自助、短信和人工坐席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刘雪梅介绍。

　　热线的服务功能也不断扩展，从原来的诉讼咨询、案件查询等单一服务，扩展为包括咨询、查询、预约、转办、投诉建议、联系法官等“一号通办”的诉讼服务，涵盖立案、阅卷、保全、鉴定、送达、执行、信访、律师服务、满意度评价等20多项内容。

　　截至2022年底，全国法院接听群众来电3250万件次，有效响应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2022年，全国法院12368热线处理群众诉求1465.3万件，日均5.9万件，是2021年的2.8倍。

　　诉源治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不久前，北京市公积金中心的工作人员拨打12368热线，“数十名员工集中反映某公司欠缴公积金问题，中心虽组织多轮协商，但进展缓慢，员工情绪激动，希望法院提供帮助，对中心的协调调解工作给予指导。”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接到来电后，委派法官赶赴现场。经了解得知，该案件背后原因复杂——涉及上市公司拆分改制、分公司资金临时管控、债权债务清算等诸多问题。欠缴公积金问题涉及121名员工，欠缴时间短的五六年，长的近20年。

　　法官了解情况后，即刻开展工作。一小时后，一场由法官指导、公积金中心组织、两家企业负责人参加的调解协调会召开。各方对企业欠缴公积金的事实均无异议，但这笔钱由谁来缴却各执一词。该上市公司提出，分公司是带着资产进行的移交，应从分公司资产中补缴；而接收企业认为，这是原公司的历史欠账，应由原公司支付。

　　调解协调陷入僵局，法官兼顾法理情，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分析法律关系，界定法律责任。经过两个小时会商后，解决方案逐步形成：从撤管专项基金中先行支付，次日中午12点前，把资金补缴到位。

　　“不到36个小时，所有欠缴公积金已全部补齐到员工账户！”两天后，北京市公积金中心打来感谢电话，问题圆满化解。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全市各级诉求承办单位在接诉即办和诉源治理过程中，尤其在矛盾纠纷的调处上，急需法律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诉服办主任崔秀春介绍，2020年以来，北京法院在12368热线增加“诉源治理”受理服务功能，对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各公共企事业单位等市民诉求承办主体的司法需求“一号响应”，促进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近几年，12368热线在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刘雪梅表示，如北京法院构建12368“一号响应”诉源治理工作机制等做法，用“热线”回应群众诉求，传递司法温度。

　　跟踪督办，推动案件源头解决

　　“一段时间以来，12368热线多次接到反映诉讼费退费问题的来电。”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话务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一情况后进行上报。

　　群众诉求服务处立即对群众诉求进行梳理研判，发现来电人集中反映“退费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太多、手续复杂”“从申请提交到收到退费周期长，退费流程及要求不科学”。

　　“从来电情况看，退费问题已成为当事人反映较为集中的热点问题，应引起重视并予以解决。”这一事项被纳入当期院长督导会进行通报。

　　会后，院领导又召集立案庭、办公室等多部门对问题进行研究，从便民利民、集约高效的角度对诉讼费退费流程、办理所需资料及退费时间节点等进行全面梳理，并出台了相关规定，以建章立制的方式彻底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为了让外部评价和内部督办考核真正落地，深圳中院每周召开“院长督导会”。选读群众诉求典型案件，就是院长督导会的一个固定环节。院领导逐件听取案情分析并进行研判与反馈，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发出重点问题提示建议，推动案件源头化解、制度化解，做到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应。

　　“29个省份法院实现12368热线免区号转接功能，方便当事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能直接拨打12368，更加畅通人民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刘雪梅表示。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司法为民宗旨，推动12368热线朝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12368热线“一号通办”建设，更好发挥12368热线畅通民意沟通渠道、听民声、解民忧功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