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大者愈大”，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模优势？如何找到新的优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今年西北地区经济高增长较快的原因一是本身总量较小，二是西北地区经济结构以能源产业为主，在俄乌冲突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给西北地区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
今年前三季度，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这几个省份GDP分别增长了4.8%、4.1%、2.6%、3.9%、4.9%和5%，除了青海，增速都位居全国前十位，西北地区经济增速整体性的跃升至全国第一方阵。
能源工业强劲带动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西部。西北板块地处胡焕庸线以西，具有西部和北方的双重特征，发展一直滞后全国水平，但是今年以来，虽然都遭受过严重的疫情冲击，甚至至今仍在持续，西北地区经济表现却整体性的位居全国前列。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GDP增长了3%，西北地区除了青海，其他省份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而且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和新疆的GDP增速位居全国前十位，分别排名第3、第4、第5、第7和第9位。
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任保平向第一财经表示，今年西北地区经济高增长较快的原因一是本身总量较小，二是西北地区经济结构以能源产业为主，在俄乌冲突之后，能源价格上涨给西北地区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
西北省份都是能源大省，在2021年全国原煤产量排名中，内蒙古、陕西、新疆位居全国第2-4位，宁夏排名第9；在石油方面，陕西、新疆和甘肃分别位居第3、第4和第8位；在天然气方面，陕西、新疆、青海、内蒙古分别位居第1、第3、第7和第10位。
今年以来，价格和需求大涨使得能源工业产值和效益大幅上涨。以陕西为例，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非能源工业增加值增长7.1%。能源工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13.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3.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3.0%。
虽然甘肃的煤炭产量全国排名并不靠前，2021年排名全国第13位，但是今年增长很快，前三季度，甘肃原煤产量4027.6万吨，接近去年其全年产量，增长了30.3%。前三季度，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1%。
能源工业的高增长也带动相关投资的增长，西北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一扫过去几年的低迷甚至负增长的状态。比如，1-9月份，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比1-8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27.6%，制造业投资增长34.5%。
工业和投资这些指标的高增长，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西北地区几个省份的GDP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尤其在这些省份中，一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速遥遥领先全国其他城市。
比如，前三季度，陕西榆林市GDP为4609.4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较全国高出4.6个百分点，其增速在全国城市中也排名前列，同时，榆林GDP今年超过洛阳，成为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
谨防周期再现
因为今年以来整体性的较高增长，西北地区在全国几大区域板块中表现最为亮眼。不过，任保平表示，如果长期依赖能源行业，忽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能源行业景气周期过后，区域经济可能又会陷入增长下滑。
在过去10多年，西北地区已经经历过从繁荣到增长乏力的“过山车”。在宏观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西北地区经济高增长，经济总量大幅提升，能源带来富饶；但是经济增速逐渐下滑后，能源工业又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西北地区面临转型的阵痛。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计算，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GDP 总量与全国 GDP 总量之比呈倒V字形：2009~2014年，西北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是5.2%、5.5%、5.7%、5.9%、6.02%和6.06%，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几年却呈现逐渐下滑趋势，2015年 ~2021年占比分别为 5.8%、5.7%、5.6%、5.7%、5.53%、5.49%和5.59%。
实际上，在前几年，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煤炭等能源产品以及原材料产品价格波动，依赖能源工业的省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无论是投资还是工业等指标均不尽人意，在全国几大区域板块中，西北地区整体性的排名靠后。
在此轮能源价格上涨之前，这一趋势依然延续。以陕西和内蒙古为例，2020年分别增长了2.1%和0.2%，当年全国平均增速为2.3%；2021年增长了6.5%和6.3%，当年全国平均增速为8.1%，两省份在这两年的增速排名均位居全国后列。
任保平表示，因此，长期来看，西北地区要形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摆脱单纯资源开发的模式。前几年，西南地区省份普遍快于西北地区，就是因为西南地区在培育新兴产业成长，发展实体经济。
2018年8月30日，在国新办举办的西部大开发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肖渭明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速要普遍低于西南地区，就是因为西北地区工业比重大，能源原材料占比太大。资源依赖性强的地区经济增长普遍比产业转移早的地区要乏力。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此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煤炭行业和能源大省会有几年的好日子，行情不会从高点迅速下滑。但是，也要提醒这些省份，需要加快产业转型。“趁现在煤炭形势好，有钱的时候加快转型，因为产业转型是需要钱的，不要到了没钱的时候再想到转型
“双轮”驱动量质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3.9%，表现亮眼。
部分细分行业加快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支撑了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相对平稳。
“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对于中国是否还是“世界工厂”的讨论热度很高。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吸引各类资本来投资建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在产能和产量上的规模优势。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经历了两次大蜕变，第一次是依靠庞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原材料、土地和能源优势、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全球制造业企业投资建厂，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我国梯度转移，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我国市场的产品制造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三来一补”等产品制造，企业更看重的是我国工厂的成本优势。
第二次是靠产业链集群优势、物流供应链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工人优势、产业配套环境和政策优势等，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在我国的布局，企业的产品制造既面向我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我国工厂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优势。
当前，从区域上看，各地都积极发展制造业。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从区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若干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成为拉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关兵说。
辩证看“大”与“强”
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业内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因而不少人认为规模优势并没有多大用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许召元表示，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干中学”效应，很多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在生产中完善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中生产效率的优势就有了重要基础，这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我国制造业的“大”为“强”提供了坚实基础。赵刚认为，“大”使得我国制造业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很多产品订单只有在我国才能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例如，同样一个机电或装备类产品在中国制造，原材料充足、磨具能就近配套、整机可实现量产。
“大”能为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水平，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大”还能为中国品牌崛起提供更多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性价比的代名词，为中国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打好了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制造业韧性较强、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这一点此前在应对突发疫情、复工复产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新领域新赛道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制造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强链进行延伸，或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等方式衍生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未来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更多空间。”关兵说。
专家认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是指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大，但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与美国、德国等相比，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从做大到做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品牌打造，让我国制造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更强竞争力。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将“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炮制虚假信息，涉华内容严重歪曲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称新冠疫情可能起源于中国。美国此举的真实动机并不在于病毒溯源本身，而是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继续玩弄政治手段，加大对中国抹黑攻击的力度，使病毒溯源成为对华施压的新招术。
显然，病毒溯源“法治化”不仅无助于新冠病毒的科学溯源，反而导致病毒溯源复杂化，给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增添新的干扰。
病毒溯源“法治化”——美国的新操弄蒙蔽不了世人
推进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国的既定招数。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后，美国就将病毒溯源问题与政治挂钩，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将中国死死地钉在新冠疫情的被告席上。但几年操弄下来，美国并未如愿以偿；相反，国际社会对美国刻意掩盖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感到深深的疑虑。为了扭转被动处境，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新牌。不过，其操弄却蒙蔽不了世人——
手法翻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曾动用外交施压、散布谎言、制造舆论等手段，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试图迫使中国就范。但如今，继续采用上述手段的边际效应正日益降低。为保持所谓“武汉病毒”的热度，美国采取立法的手段，试图借手法翻新，夺人眼球，把本已趋冷的话题重新炒热，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政治压力。
途径转换。从外交施压到国内立法，表明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正在尝试由外而内的路径转换，通过国内立法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避免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内耗和彼此抵消，集中国内政治力量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对华施压制造所谓法律依据，从而保持对华施压的持续性。
策略调整。近年来，为了用足病毒溯源这张牌，美国不断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力图迫使世卫组织改变已经作出的论断，要求中国公布更多的所谓“信息”。在中国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美国打起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牌。在美国一些人看来，国内法地位高于国际法，美国今后继续对世卫组织施压就属于“依法办事”；如果世卫组织不予支持，美国就会降低对其支持，甚至对其工作制造掣肘或干扰。
陷中国于被动——病毒溯源“法治化”的真实图谋
病毒溯源是科学命题，一旦介入政治因素，就会偏离航向，与病毒溯源的目标南辕北辙。“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将美国家情报机构引入其中表明，美国的目标并非真正实现病毒溯源，美国的真实动机是借此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形象，造成中国政治上的被动。
一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被动。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中方看来，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操弄。美国迄今在溯源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从来没有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组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早期数据。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接受国际溯源调查，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美国政府尽管对国际社会的呼声始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不可能不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烈质疑和巨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牌。“法治化”不是目的，目的是持续炒作病毒溯源以推卸责任、洗白自身，实现“甩锅”中国。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压力点从美国转到中国，让中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处境，既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又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
二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世卫组织中被动。世界卫生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领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推进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的关注点始终聚焦于中国，就能大大减轻该组织对美国开展病毒溯源的压力。通过绑架世卫组织对中国施压，让中国始终成为“有罪推定”的“嫌疑”。一旦中方拒绝世卫组织的溯源要求，则可以将阻碍国际科学界病毒溯源的责任推向中国，让中国承担巨大的政治责难和道义风险。
三是想要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被动。三年多来，世界上很多人死于这场世纪大疫情，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生命灾难和心理创伤。国际社会迫切希望疫情溯源取得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抚平心灵的伤痛，更有助于避免悲剧重演。美国想要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充分表现对病毒溯源的“关心”，占据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同时，将国际舆论的压力引向中国，让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关联“定格化”，将疫情生成的“黑锅”死死地扣在中国头上。
旗帜鲜明反对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
新冠病毒溯源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但病毒溯源需要科学家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进行溯源研究，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精诚合作，共同开展科学探究。推进溯源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政治因素的干扰。
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立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方始终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溯源。溯源问题一旦政治化，就偏离了溯源的方向，成为霸权国家对外施压的政治工具，这不仅无助于病毒溯源本身，而且会因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复杂化。为此，中国有理由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的一贯立场，将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压力顶回去，让美国的相关法案成为一纸空文。
坚决反对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奉行霸权霸道霸凌做法，总是玩弄双重标准以维护自身利益、规避自己责任。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作为全球头号“病毒来源嫌疑国”，美国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拒不开放自己的相关实验室接受外部调查。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世卫组织对中国数据的高度透明化表示过赞赏。中国已经承担了自己应尽的大国责任，还将为病毒溯源工作继续作出努力，但中国绝不会接受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不会接受外部强权强加于自己的无理要求。
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国际合作。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破坏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国际社会只有携起手来，坚决抵制溯源政治化逆流，才能推动病毒溯源回归科学正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美国操弄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当下，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推动病毒溯源的国际合作，为病毒溯源工作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美方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注定不得人心，美方抹黑打压中国的险恶图谋也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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