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大者愈大”，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模优势？如何找到新的优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双轮”驱动量质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3.9%，表现亮眼
短短数月内，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溪农商行”）相继有两笔合计比例达12%的股权作为执行标的出现在司法拍卖平台中。
其中一笔来自花溪农商行第二大股东的超5600万股的股权，不但存在多笔轮候冻结情况，且被质押给了花溪农商行占股15%的一家村镇银行——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
媒体记者发现，在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的监管规定下，银行股权内部质押是被禁止的。但近年来，资产规模近300亿元的花溪农商行，与由其发起设立、受其实质控制的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不时接受对方股东质押对方银行股权。
花溪区隶属于贵州省贵阳市，而花溪农商行业务主要覆盖花溪区及其下辖乡镇。近期，每经记者多次联系花溪农商行，并发送了采访提纲，希望就包括上述质押情况在内的一些问题进行采访。但最终，花溪农商行方面表示暂不接受采访。
那么，如花溪农商行和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这般，股东将所持银行股权质押给本行的子行或者母行，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反映出股东怎样的状态？是否存在信用风险？
“若在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发现此类现象，至少会要求机构进行整改。”一名就职于地方监管部门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人士对每经记者分析称，这样的“双向质押”从明面上看没有太明显的违规，但风险可能存在蔓延、传递、隐匿的情形。
从近年的监管实践看，监管部门对于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并提供授信的行为已亮出“黄牌”，一批银行机构及相关责任人相继被罚。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律师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指出，银行“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提供融资”的同时构成银行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而关联交易的不合规不规范是近年来银行出现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银行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银行需要注意伴随此类交易可能产生的股东套取、占用资金问题，加强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查。
价值1.7亿元股权流拍，来自失信第二大股东
据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信息，近日，一笔评估价近1.72亿元的5613.61万股花溪农商行股权在第二次公开司法拍卖中仍无人问津，以流拍告终。
在今年7月底的一拍中，上述股权以9折起拍，报价约1.546亿元；8月中旬，在二拍中，法院将起拍价下调至1.237亿元，相当于评估价的7.2折。
花溪农商行8%股权二拍流拍 截图来源：阿里司法拍卖
每经记者注意到，2020年以来，花溪农商行曾有数笔股权作为执行标的出现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而本次被拍卖的超5600万股股权，不但占到了花溪农商行股份总额的8%，也是近年来现身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数量最多、总额最高，且首笔拍卖底价超过1亿元的花溪农商行股权标的。
公开资料显示，花溪农商行成立于2004年5月28日，前身为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是全国新体制框架下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2013年12月29日经监管批准，正式挂牌成立为产权明晰的花溪农商行。2021年末，该行资产总额285.64亿元，机构覆盖花溪区内所有乡镇，并在市内跨区设立了3家支行。
拍卖公告显示，上述股权全部来自于花溪农商行的股东贵州麒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麒鑫房地产”），2021年10月9日被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到期日期为2023年10月8日。此外，该股权还同时存在多笔轮候冻结情况。
据公开信息，贵州麒鑫房地产作为花溪农商行的第二大股东，成立于2000年9月。2020年以来，该公司因“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其他规避执行”等情形，前后在近50起执行案中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贵州麒鑫房地产在数十起案件中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图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无独有偶，今年上半年，花溪农商行的第五大股东贵州恒润焊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恒润焊网科技”）所持有的4%的花溪农商行股权也曾作为执行标的被拍卖，并在两轮司法拍卖中流拍。
短短数月间，该行前五大股东中的两位股东所持股权皆落得被司法拍卖的境地，在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前十大股东质押全行约45%股份，与所控制村镇银行形成股权“互质”
作为贵州省贵阳市一家地方性农村商业银行，花溪农商行在2013年发起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亿元，而后经过多次增资及股份分红，2021年末股本金已增至约7.02亿元，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47.44%。
截图来源：花溪农商行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
不过，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在2022年5月10日发布的《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21花溪农商二级01”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截至2021年末，花溪农商行前十大股东质押股数占总股比为45%左右，对该行股权结构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
股权质押，在银行业屡见不鲜，是股东常常借此融资的一种方式。为防控因银行股权质押引起的各类风险，监管对于股东质押的比例给予了特别关注。
据原银监会2013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当出现“银行被质押股权达到或超过全部股权的20%”“主要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50%”等情形时，商业银行不但应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而且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除了股东质押比例整体偏高外，每经记者从本次花溪农商行5600余万股拍卖案中还发现，在此次拍卖公告中，花溪区人民法院对贵州麒鑫房地产名下的贵州花溪农商行8%股权作出了一份“瑕疵”说明，2020年6月30日，这些股权被质押给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提供质押担保，质押金额为4708万元，质押到期日为2022年6月29日。
而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此前公布的信息，就在这笔质押办理一个多月之前，贵州麒鑫房地产曾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案号：（2020）黔0111执1353号）】。但截至发稿，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已无该条被执行信息。
2020年5月贵州麒鑫房地产就曾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图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作为质权人的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实际上与贵州花溪农商行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贵州花溪农商行作为主发起行，不但手握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15%股权，而且在经营层面对该行形成实质控制。
据公开资料，2015年，花溪农商行作为主发起行发起设立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彼时，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高达6.09亿元，位居全国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之冠。
启信宝信息显示，截至目前，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拥有超过20家法人机构股东以及100名自然人股东。
据花溪农商行2021年度信息披露报告，花溪农商行持有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15%股权，虽然持股数量还达不到控制比例，但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的管理人员如董事长、总经理及各个部门经理都由花溪农商行任免且发放工资，其他股东并不参与经营活动。
花溪农商行实际控制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 截图来源：花溪农商行2021年信息披露报告
“本公司可以控制日常经营活动及财务活动，对子公司形成实质控制。”对于花溪农商行与其子公司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之间的关系，花溪农商行在其年度信息披露报告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
从这一层面看，贵州麒鑫房地产将其名下的贵州花溪农商行8%股权，均质押给了贵州花溪农商行控制下的村镇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进行股权质押操作的股东，还并非贵州麒鑫房地产这一家。2021年1月28日签署的《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显示，贵州花溪农商行的部分其他股东也存在类似的质押情形。
据《募集说明书》披露，贵州花溪农商行第三大股东自贡金龙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金龙水泥”）、第四大股东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丽美工艺品”）也将其所持贵州花溪农商行股权质押给了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加上第二大股东贵州麒鑫房地产质押的部分，合计比例达14.8%。
与此相“呼应”的是，部分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的股东也将所持有的贵安新区发展村镇股权质押给了贵州花溪农商行。不过对于具体的质押数量或比例，《募集说明书》中并未详述。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的企业股权出质登记信息里，每经记者查阅到了这两家银行股东向对方银行质押股权的更多信息。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自贡金龙水泥、浙江丽美工艺品将部分贵州花溪农商行股权质押在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质押状态显示有效。
花溪农商行多位股东将所持银行股权质押给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 截图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同时，2021年以来，作为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的股东，贵州天业物资有限公司、贵州楚智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贵阳金汇天勤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也相继将所持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股权质押给了花溪农商行及其分支机构，目前处于有效状态的出质股权数量合计达7500万股。
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多位股东将所持银行股权质押给花溪农商行 截图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监管对于银行股权及公司治理有着明确的要求，一些行为被明令禁止，其中就包括股权内部质押，即银行接受本行股权作为质押物。
2004年，原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亦指出，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物。
作为银保监会2022年1号令，《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已于2022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也明确规定，银行机构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在该管理办法中，银行机构既包括在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也包括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
每经记者在随机查阅一些商业银行的股东股权质押管理办法时看到，银行也纷纷有着相应的内部规定，不允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
“现行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制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高峰律师对记者表示，禁止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股权出质，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体现，防止股东以质押的方式抽逃出资，避免公司债权人、其他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商业银行作为依照《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其股权处分、公司治理也必然受到《公司法》的规制。
在高峰律师看来，商业银行不同于普通的企业法人，其业务范围涉及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具备较高的公众属性，为维护金融秩序，监管部门对其资本稳定性及风险管理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第七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物。
花溪农商行股东将所持该行股权质押给受该行实质控制的村镇银行，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这些质押的具体情况是什么？银行方面对于关联交易如何进行管理？近期，记者多次联系花溪农商行相关部门提出采访诉求，并按照对方提供的电子邮箱发去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不过，在收到采访提纲后，该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暂不接受采访。
“双向质押”：可能存在风险蔓延、传递、隐匿
在股权质押的质权人身份限定方面，目前监管文件所明确规定的，只是银行不能接受本行股权作为质押标的向本行进行质押融资。而对于一家银行股东“绕道”而行，将所持股权质押给该行实际控制的银行，甚至双方股东之间相互在对方持股银行进行质押股权，又该如何评估其风险性和合规性？
“将自己公司的股权抵押给子公司，实操中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即使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会首先排除这种操作，不会建议股东这样。”一位在商业银行从事合规管理工作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这种操作令人感到不解，因为将股权质押给银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授信，拿到融资，如果银行子公司作为质权人，一旦贷款出了问题，恐怕难以完全覆盖风险。
这位业内人士称，尤其是如果两家银行同属于一个集团，是并表的关系，就相当于授信还是在本行内部循环，风险承担方还是自身，一旦融资方赖账，怎么来处置这些质押的股权就成了问题，“难道要把股权做回购吗？”
除了银行业内，记者还通过电子邮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公开信息显示，兰台是中国最早开始从事多样态金融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长期为多种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法律服务，在金融争议解决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律师在邮件回复记者采访中分析指出，如果两家银行存在股权关系，相互接受对方股东质押所持有的对方银行股权，从表面上看并不违反监管规定，但是从穿透监管以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看，需要关注的是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是否可能存在利用一家银行实质控制另一家银行的事实，互相为彼此股东违规提供融资便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银行变成了关联股东的“提款机”，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质量可能被侵蚀，产生经营风险。
至于在合规问题的判定上，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胜律师对记者表示，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通过循环质押股权的方式进行关联交易甚至抽逃出资损害银行利益的现象，但仍需要质押过程中借贷现金流向的相关证明文件，才能确认是否有违反监管规定的情形。
此外，陈胜律师认为，母行和子行相互接受对方股东质押所持有的对方银行股权的这种情形，有可能会触发监管对其的检查，但也要看具体的监管口径。如果股东的股权质押操作在程序上是遵循了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定，比如进行了决议、报告、披露等，可能从形式上并不能直接认定违规。
“若在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中发现此类现象，至少会要求机构进行整改。”前述监管人士在电话中对每经记者表示，双向质押从明面上看没有太明显的违规，但风险可能存在蔓延、传递、隐匿的情形，“如果数额特别大，应该会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
上述监管人士指出，按照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主要股东的相关规定，持股比例超过5%即为主要股东，应当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
那么，花溪农商行和贵安新区发展村镇银行股权被双向质押的风险点在哪里？又是否合规？上述人士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判断：
一是公司治理方面，是否存在主要股东管控不严的情形，重大关联交易是否经过董事会适当批准等；
二是风险控制方面，关注质押贷款的合规性、质押比例的控制等，是否存在风险传染、扩散、转嫁等情形；
三是利益输送方面；
四是贷款用途方面，是否存在以贷还贷、转移不良资产等情形。
从近年来的监管实践看，监管部门对于试图通过“讨巧”方式突破监管红线的违规股权质押行为，已亮出“黄牌”。
银保监会在2021年11月发布的《2021年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总体情况》中指出，部分机构股权管理不规范，其中表现之一就是银行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并提供授信。
据银保监会官网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2017年以来，包括厦门农商行、分宜九银村镇银行、江西兴国农商行、江苏沭阳农商行、龙江银行等在内的多家商业银行，因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发放贷款、提供授信、提供融资等，被当地银保监部门施以处罚。
其中，2022年3月，龙江银行因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为股东提供融资，以及下辖多家分支机构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并提供融资，被黑龙江银保监局罚款60万元，相关责任人及涉案分支机构也一并被罚。
在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律师看来，商业银行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提供融资，一方面说明股东资信不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股东行为失范的问题。
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律师指出，为了保障银行经营的稳健性，银行股东需要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如果银行股东以其持有的股权违规向银行融资，可能会从侧面表面表明其资本实力不足，在银行需要补充资本时可能无法给予银行支持，不利于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
此外，兰台律师事务所金融团队律师还提醒，银行“变相接受本行股权质押提供融资”的同时构成银行与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而关联交易的不合规不规范是近年来银行出现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银行公司治理的薄弱环节，银行需要注意伴随此类交易可能产生的股东套取、占用资金问题，加强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查。
银行机构的股权管理和关联交易，关乎银行的内部治理、风险管控及健康发展，一直为监管所重视。据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监管部门多次下发关于银行保险机构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方面的通知。在2022年专项整治工作中，重点查处包括大股东违规质押、股权嵌套、股权代持等股权问题。例如通过信贷、贴现等手段违规套取资金，输送利益，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操纵掏空机构等关联交易问题。
部分关联方信用风险暴露，不良贷款率走高
东方金诚在《贵州花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21花溪农商二级01”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花溪农商行在花溪区内人缘地缘优势明显，居民认可度较高。截至2021年末，该行存贷款业务在花溪区当地市场份额分别位于首位和第二位，市场竞争力很强。
整体来看，花溪农商行的关联方授信规模不小。东方金诚指出，2021年末，在法人关联方中，花溪农商行对某水泥行业股东贷款余额2.08亿元；关联集团授信方面，对某房地产行业股东关联贷款余额为2.35亿元，对一家汽车行业关联方贷款余额为3.03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对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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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细分行业加快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支撑了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相对平稳。
“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对于中国是否还是“世界工厂”的讨论热度很高。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吸引各类资本来投资建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在产能和产量上的规模优势。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经历了两次大蜕变，第一次是依靠庞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原材料、土地和能源优势、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全球制造业企业投资建厂，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我国梯度转移，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我国市场的产品制造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三来一补”等产品制造，企业更看重的是我国工厂的成本优势。
第二次是靠产业链集群优势、物流供应链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工人优势、产业配套环境和政策优势等，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在我国的布局，企业的产品制造既面向我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我国工厂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优势。
当前，从区域上看，各地都积极发展制造业。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从区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若干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成为拉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关兵说。
辩证看“大”与“强”
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业内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因而不少人认为规模优势并没有多大用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许召元表示，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干中学”效应，很多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在生产中完善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中生产效率的优势就有了重要基础，这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我国制造业的“大”为“强”提供了坚实基础。赵刚认为，“大”使得我国制造业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很多产品订单只有在我国才能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例如，同样一个机电或装备类产品在中国制造，原材料充足、磨具能就近配套、整机可实现量产。
“大”能为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水平，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大”还能为中国品牌崛起提供更多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性价比的代名词，为中国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打好了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制造业韧性较强、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这一点此前在应对突发疫情、复工复产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新领域新赛道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制造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强链进行延伸，或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等方式衍生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未来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更多空间。”关兵说。
专家认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是指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大，但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与美国、德国等相比，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从做大到做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品牌打造，让我国制造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更强竞争力。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将“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炮制虚假信息，涉华内容严重歪曲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称新冠疫情可能起源于中国。美国此举的真实动机并不在于病毒溯源本身，而是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继续玩弄政治手段，加大对中国抹黑攻击的力度，使病毒溯源成为对华施压的新招术。
显然，病毒溯源“法治化”不仅无助于新冠病毒的科学溯源，反而导致病毒溯源复杂化，给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增添新的干扰。
病毒溯源“法治化”——美国的新操弄蒙蔽不了世人
推进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国的既定招数。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后，美国就将病毒溯源问题与政治挂钩，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将中国死死地钉在新冠疫情的被告席上。但几年操弄下来，美国并未如愿以偿；相反，国际社会对美国刻意掩盖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感到深深的疑虑。为了扭转被动处境，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新牌。不过，其操弄却蒙蔽不了世人——
手法翻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曾动用外交施压、散布谎言、制造舆论等手段，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试图迫使中国就范。但如今，继续采用上述手段的边际效应正日益降低。为保持所谓“武汉病毒”的热度，美国采取立法的手段，试图借手法翻新，夺人眼球，把本已趋冷的话题重新炒热，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政治压力。
途径转换。从外交施压到国内立法，表明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正在尝试由外而内的路径转换，通过国内立法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避免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内耗和彼此抵消，集中国内政治力量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对华施压制造所谓法律依据，从而保持对华施压的持续性。
策略调整。近年来，为了用足病毒溯源这张牌，美国不断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力图迫使世卫组织改变已经作出的论断，要求中国公布更多的所谓“信息”。在中国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美国打起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牌。在美国一些人看来，国内法地位高于国际法，美国今后继续对世卫组织施压就属于“依法办事”；如果世卫组织不予支持，美国就会降低对其支持，甚至对其工作制造掣肘或干扰。
陷中国于被动——病毒溯源“法治化”的真实图谋
病毒溯源是科学命题，一旦介入政治因素，就会偏离航向，与病毒溯源的目标南辕北辙。“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将美国家情报机构引入其中表明，美国的目标并非真正实现病毒溯源，美国的真实动机是借此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形象，造成中国政治上的被动。
一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被动。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中方看来，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操弄。美国迄今在溯源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从来没有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组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早期数据。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接受国际溯源调查，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美国政府尽管对国际社会的呼声始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不可能不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烈质疑和巨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牌。“法治化”不是目的，目的是持续炒作病毒溯源以推卸责任、洗白自身，实现“甩锅”中国。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压力点从美国转到中国，让中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处境，既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又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
二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世卫组织中被动。世界卫生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领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推进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的关注点始终聚焦于中国，就能大大减轻该组织对美国开展病毒溯源的压力。通过绑架世卫组织对中国施压，让中国始终成为“有罪推定”的“嫌疑”。一旦中方拒绝世卫组织的溯源要求，则可以将阻碍国际科学界病毒溯源的责任推向中国，让中国承担巨大的政治责难和道义风险。
三是想要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被动。三年多来，世界上很多人死于这场世纪大疫情，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生命灾难和心理创伤。国际社会迫切希望疫情溯源取得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抚平心灵的伤痛，更有助于避免悲剧重演。美国想要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充分表现对病毒溯源的“关心”，占据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同时，将国际舆论的压力引向中国，让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关联“定格化”，将疫情生成的“黑锅”死死地扣在中国头上。
旗帜鲜明反对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
新冠病毒溯源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但病毒溯源需要科学家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进行溯源研究，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精诚合作，共同开展科学探究。推进溯源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政治因素的干扰。
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立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方始终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溯源。溯源问题一旦政治化，就偏离了溯源的方向，成为霸权国家对外施压的政治工具，这不仅无助于病毒溯源本身，而且会因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复杂化。为此，中国有理由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的一贯立场，将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压力顶回去，让美国的相关法案成为一纸空文。
坚决反对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奉行霸权霸道霸凌做法，总是玩弄双重标准以维护自身利益、规避自己责任。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作为全球头号“病毒来源嫌疑国”，美国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拒不开放自己的相关实验室接受外部调查。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世卫组织对中国数据的高度透明化表示过赞赏。中国已经承担了自己应尽的大国责任，还将为病毒溯源工作继续作出努力，但中国绝不会接受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不会接受外部强权强加于自己的无理要求。
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国际合作。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破坏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国际社会只有携起手来，坚决抵制溯源政治化逆流，才能推动病毒溯源回归科学正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美国操弄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当下，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推动病毒溯源的国际合作，为病毒溯源工作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美方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注定不得人心，美方抹黑打压中国的险恶图谋也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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