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大者愈大”，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模优势？如何找到新的优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开局平稳、逐月向好，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达到4.8%。然而，当前全球贸易发展仍将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外需不振、地缘政治等因素或将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更大考验。
为有效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外贸形势，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聚焦外贸出口的堵点、难点和痛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服务经济研究院教授林吉双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出台的时效性高、针对性强，操作性好。为有效应对外贸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商务部门先后到全国18个省市开展调查研究，分析外贸企业遇到的困难和诉求，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高了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意见》找准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外贸出口的堵点、难点和痛点，就当前我国外贸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欧美需求萎缩、加工贸易下滑严重、个别发达国家营商环境恶化、外贸企业出口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与困难等都作了重点回应，如针对重点市场的每个国家制定贸易促进指南、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和东北梯度转移、妥善应对国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等。
此外，《意见》就如何稳定外贸规模提出了努力创造贸易机会、稳定重点产品贸易、稳定外贸企业等三方面措施，一些措施已经在稳步有效推进中。
“随着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意见》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及有效落地，我们一定会冲破当前外贸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圆满完成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年度目标。”林吉双称。
《意见》特别强调了要组织面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的贸易促进活动。当前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在国际经贸领域我国也面临着与东南亚等国家的市场竞争，包括因为脱钩断链所导致的产能转移、友岸外包等。中国与RCEP国家在经贸中所面临着怎样的竞争与合作关系？RCEP能否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增长的主动力？
对于澎湃新闻记者的上述问题，林吉双表示，自RCEP签订和生效以来，我国与RCEP国家的贸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东盟国家已经连续几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我国与RCEP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合作远大于竞争。从合作方面看，我国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链以及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具有明显优势，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有利于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协同与发展；从竞争层面看，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等，在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与东盟确实存在着竞争关系，这也符合市场规律。随着创新驱动的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我国与东盟等RCEP国家的产业和贸易合作的领域和空间会越来越广阔。
五个方面18条政策，助力企业解决订单难题
谈及当前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晓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外贸形势严峻复杂，压力既有经济修复短期因素影响，也有结构性、趋势性长期因素影响。当前外贸订单下降、需求不足是遇到的主要困难。
他指出，《意见》是基于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外贸环境、形势科学研判基础上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措施，是一套政策组合拳，通过综合施策，力图切实助力企业解决订单难题，多措并举，维护和拓展外部市场。
张晓涛表示，《意见》包括五个方面18条政策：
针对出入境不便、参展洽谈难等问题，提出要强化贸易促进拓展市场。包括优化重点展会供应对接、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拓市场服务保障等3条政策措施。
针对外贸重点行业下行压力，提出要稳定和扩大重点产品进出口规模，重视进口，为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循环创造条件。包括培育汽车出口优势、提升大型成套设备企业国际合作水平，扩大先进技术设备等4条政策措施。
针对外贸企业融资难、应对汇率波动风险能力弱等困难问题，提出了要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包括用足用好中央财政资金政策、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优化跨境结算服务等政策措施。
针对外贸发展新趋势新变化，提出要加快对外贸易创新发展，保持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包括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完善边境贸易支持政策、推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绿色贸易、推动跨境电商健康持续创新发展等5条政策措施。
针对外贸企业在贸易便利化、应对国内外对我国不合理限制措施等方面的突出诉求，提出要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包括妥善应对国内外不合理贸易限制措施、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好发挥自由贸易协定效能等3条措施。
“尽管当前外需走弱，订单下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外贸所具有的竞争力、韧性和优势。”张晓涛称，历史的经验表明，每当遇到外部冲击，面临外部压力时候，政府审时度势、科学研判推出的稳外贸措施都有良好的成效，这次政策红利的释放，我国外贸稳规模结构优化有望迎来新的动力。
加大对外贸的支持不存在“退坡”问题
《意见》提出我国政府部门、驻外使领馆等要加大对外贸的支持力度，这是否会导致外贸企业形成对政策支持的依赖？支持外贸的政策措施可以一直延续么？
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上述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吕刚表示，《意见》提出政府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加大对外贸的支持力度，属于贸易促进措施，意在通过加强政府服务，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市场，这在国际上是通用的做法，所以这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之后，并不存在“退坡”问题。
吕刚谈道，新一轮稳外贸政策的落地非常迅速。《意见》提出要研究优化远端检测措施，而外交部发言人已在《意见》发布的同日宣布，所有来华人员从4月29日起可凭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检测，航空公司不再查验登机前检测证明。
“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优化正在对稳出口发挥积极作用。”
吕刚认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韧性仍在。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引领绿色转型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在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同比增速超过60%，同比增量超1000亿元人民币，将出口整体增速拉高了2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出口货真价实的新增长点
“双轮”驱动量质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3.9%，表现亮眼。
部分细分行业加快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支撑了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相对平稳。
“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对于中国是否还是“世界工厂”的讨论热度很高。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吸引各类资本来投资建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在产能和产量上的规模优势。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经历了两次大蜕变，第一次是依靠庞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原材料、土地和能源优势、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全球制造业企业投资建厂，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我国梯度转移，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我国市场的产品制造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三来一补”等产品制造，企业更看重的是我国工厂的成本优势。
第二次是靠产业链集群优势、物流供应链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工人优势、产业配套环境和政策优势等，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在我国的布局，企业的产品制造既面向我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我国工厂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优势。
当前，从区域上看，各地都积极发展制造业。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从区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若干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成为拉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关兵说。
辩证看“大”与“强”
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业内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因而不少人认为规模优势并没有多大用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许召元表示，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干中学”效应，很多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在生产中完善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中生产效率的优势就有了重要基础，这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我国制造业的“大”为“强”提供了坚实基础。赵刚认为，“大”使得我国制造业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很多产品订单只有在我国才能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例如，同样一个机电或装备类产品在中国制造，原材料充足、磨具能就近配套、整机可实现量产。
“大”能为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水平，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大”还能为中国品牌崛起提供更多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性价比的代名词，为中国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打好了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制造业韧性较强、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这一点此前在应对突发疫情、复工复产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新领域新赛道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制造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强链进行延伸，或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等方式衍生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未来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更多空间。”关兵说。
专家认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是指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大，但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与美国、德国等相比，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从做大到做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品牌打造，让我国制造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更强竞争力。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将“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炮制虚假信息，涉华内容严重歪曲事实，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炒作“实验室泄漏论”，称新冠疫情可能起源于中国。美国此举的真实动机并不在于病毒溯源本身，而是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继续玩弄政治手段，加大对中国抹黑攻击的力度，使病毒溯源成为对华施压的新招术。
显然，病毒溯源“法治化”不仅无助于新冠病毒的科学溯源，反而导致病毒溯源复杂化，给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增添新的干扰。
病毒溯源“法治化”——美国的新操弄蒙蔽不了世人
推进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国的既定招数。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后，美国就将病毒溯源问题与政治挂钩，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试图将中国死死地钉在新冠疫情的被告席上。但几年操弄下来，美国并未如愿以偿；相反，国际社会对美国刻意掩盖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感到深深的疑虑。为了扭转被动处境，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新牌。不过，其操弄却蒙蔽不了世人——
手法翻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曾动用外交施压、散布谎言、制造舆论等手段，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试图迫使中国就范。但如今，继续采用上述手段的边际效应正日益降低。为保持所谓“武汉病毒”的热度，美国采取立法的手段，试图借手法翻新，夺人眼球，把本已趋冷的话题重新炒热，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政治压力。
途径转换。从外交施压到国内立法，表明美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正在尝试由外而内的路径转换，通过国内立法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避免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内耗和彼此抵消，集中国内政治力量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可以为美国对华施压制造所谓法律依据，从而保持对华施压的持续性。
策略调整。近年来，为了用足病毒溯源这张牌，美国不断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压，力图迫使世卫组织改变已经作出的论断，要求中国公布更多的所谓“信息”。在中国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美国打起了病毒溯源“法治化”这张牌。在美国一些人看来，国内法地位高于国际法，美国今后继续对世卫组织施压就属于“依法办事”；如果世卫组织不予支持，美国就会降低对其支持，甚至对其工作制造掣肘或干扰。
陷中国于被动——病毒溯源“法治化”的真实图谋
病毒溯源是科学命题，一旦介入政治因素，就会偏离航向，与病毒溯源的目标南辕北辙。“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将美国家情报机构引入其中表明，美国的目标并非真正实现病毒溯源，美国的真实动机是借此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形象，造成中国政治上的被动。
一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被动。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中方看来，全球溯源科学研究受阻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操弄。美国迄今在溯源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负责任的举措，从来没有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组到美国开展溯源合作，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早期数据。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军事生物基地接受国际溯源调查，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美国政府尽管对国际社会的呼声始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不可能不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烈质疑和巨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美国打出了病毒溯源法治牌。“法治化”不是目的，目的是持续炒作病毒溯源以推卸责任、洗白自身，实现“甩锅”中国。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压力点从美国转到中国，让中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处境，既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又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
二是想要造成中国在世卫组织中被动。世界卫生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领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推进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的关注点始终聚焦于中国，就能大大减轻该组织对美国开展病毒溯源的压力。通过绑架世卫组织对中国施压，让中国始终成为“有罪推定”的“嫌疑”。一旦中方拒绝世卫组织的溯源要求，则可以将阻碍国际科学界病毒溯源的责任推向中国，让中国承担巨大的政治责难和道义风险。
三是想要造成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被动。三年多来，世界上很多人死于这场世纪大疫情，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生命灾难和心理创伤。国际社会迫切希望疫情溯源取得进展，这不仅有助于抚平心灵的伤痛，更有助于避免悲剧重演。美国想要通过病毒溯源“法治化”充分表现对病毒溯源的“关心”，占据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同时，将国际舆论的压力引向中国，让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关联“定格化”，将疫情生成的“黑锅”死死地扣在中国头上。
旗帜鲜明反对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
新冠病毒溯源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但病毒溯源需要科学家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进行溯源研究，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精诚合作，共同开展科学探究。推进溯源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政治因素的干扰。
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立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方始终支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溯源。溯源问题一旦政治化，就偏离了溯源的方向，成为霸权国家对外施压的政治工具，这不仅无助于病毒溯源本身，而且会因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而复杂化。为此，中国有理由坚持病毒溯源非政治化的一贯立场，将美国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压力顶回去，让美国的相关法案成为一纸空文。
坚决反对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奉行霸权霸道霸凌做法，总是玩弄双重标准以维护自身利益、规避自己责任。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作为全球头号“病毒来源嫌疑国”，美国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拒不开放自己的相关实验室接受外部调查。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世卫组织对中国数据的高度透明化表示过赞赏。中国已经承担了自己应尽的大国责任，还将为病毒溯源工作继续作出努力，但中国绝不会接受病毒溯源的“双重标准”，不会接受外部强权强加于自己的无理要求。
积极推动病毒溯源国际合作。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只会阻碍全球溯源科学合作，破坏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国际社会只有携起手来，坚决抵制溯源政治化逆流，才能推动病毒溯源回归科学正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美国操弄病毒溯源“法治化”的当下，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推动病毒溯源的国际合作，为病毒溯源工作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美方玩弄病毒溯源“法治化”注定不得人心，美方抹黑打压中国的险恶图谋也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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