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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来自财政部的最新消息。今年，中央财政优化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了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据介绍，今年，中央财政进一步优化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23年安排1560亿元，比上年增加115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好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等政策。

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中央财政进一步调整完善政策，提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在提高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从2023年春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提高到720元，初中由850元提高到940元，支持学校落实“双减”政策、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在提高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平方面，在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人数增加公用经费补助的标准，由年生均200元提高到300元，确保寄宿制学校正常运转。

在调整取暖费补助标准方面，为缓解北方地区学校冬季取暖支出压力，在落实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根据义务教育学校取暖费决算数据，进一步提高有关省份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取暖费补助标准。

据了解，为落实好上述政策，中央财政要求省级财政部门督促指导市县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严禁滞拨缓拨经费，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克扣经费。

近日，知名编剧史航被曝性骚扰一事引发社会热议。随着事件不断发酵，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发声，指控史航曾对其进行性骚扰。史航两度发文辩驳，并贴出与部分当事人的聊天记录，称“情况不属实”“不存在性骚扰，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过稳定关系的前任”。

　　实际上，有关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的话题近年来始终热度不减。很多人在不耻、指责职场性骚扰的同时，也困惑于人际交往和性骚扰的边界是什么？有的当事人被性骚扰后因种种原因隐忍不发，有的当事人则因为没有证据而感到难以维权。如何减少乃至杜绝职场性骚扰，成为一大社会课题。

　　职场性骚扰如何发生，怎么定义？受害者如何维权？怎么依法规制性骚扰行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评论我的身材长相，有意无意、时不时进行肢体接触，利用上司身份要求我喝酒，甚至还叫我晚上陪他去看电影。我拒绝后，被批评‘现在年轻人不懂得职场规矩’。”“00后”职场新人周宁入职辽宁一家公司不到一周，就感觉遭遇了职场性骚扰。

　　“怎样才能在保住工作的同时，让对方知道不可以这样对我？”这个问题，周宁在接受采访时前前后后问了《法治日报》记者3次，她还没有和父母说起这件事，怕他们担心。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是自认倒霉辞职走人还是奋力反击，她也没有考虑好。

　　周宁的经历并非个案。公开报道显示，职场性骚扰问题长期存在，很多女性都不同程度遭遇过。沉默还是爆发？是一道难题。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当事人，以期通过她们的经历，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任何人都可能成受害者

　　在很多人眼里，宋岩的上司是个“老好人”，人畜无害——50多岁头发花白，总是笑眯眯的，夫妻恩爱，女儿在国外读研。

　　但宋岩知道对方的龌龊。

　　宋岩本科毕业后入职甘肃一家公司，有一次，她工作中有点小差错，被上司痛骂了一顿，然后上司又向她道歉，安慰她并聊了会儿家常。这之后，上司经常将宋岩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毛笔字、分享一些所谓美照，其中还有女性裸着上半身的照片”。

　　“其间，我一直安慰自己，甚至可以说是祈祷，自己多心了，这都是领导对年轻员工的‘爱护’。”宋岩说，可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上司带她参加饭局，她被要求喝了点酒，上司则喝了不少酒，饭局结束后司机开车送他们回家，在后座，上司开始动手动脚，她激烈甩开，动作幅度很大。

　　“觉得特别恶心。”宋岩说，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第二天便辞职了。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反映，在职场中，开黄色笑话、言语挑逗、性暗示是比较普遍的言语性骚扰，这种性骚扰形式多发生在平级同事之间，或上级对下级的试探。而以行为方式进行性骚扰通常发生在上下级之间。

　　对于言语性骚扰，包括宋岩在内的多位年轻的受访者称，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职场性骚扰，只是觉得很尴尬，后来随着阅历增加才反应过来。

　　一位遭受同事言语性骚扰的受访者说：“有男同事经常当着她的面开黄腔、讲荤段子，有的荤段子当时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有女同事提醒才明白过来，非常恶心，让人难以接受。这明显属于职场性骚扰了。”

　　饭局往往是言语性骚扰的多发之地。北京的黄女士告诉记者，有一次部门聚会，一名男同事夹着桌子上的菜说吃了有壮阳功能，“晚上回去大战三百回合”“床也受不了”等，“我觉得很尴尬，假装没听懂，那名男同事竟然指着我说‘你一定听懂了吧，你最懂了’，弄得其他人哄堂大笑，我恶心的不行。”

　　对于行为性骚扰，有受访者称，个别男领导对女同事有摸肩、拍背等行为，让人特别不舒服。更有甚者，喝了酒后把手放在女同事大腿上。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受访当事人大多称不止经历过一次职场性骚扰。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被性骚扰，不在于长相、外表、穿着，很多职场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

　　“我一直以为，我属于‘长得又不好看，谁来骚扰我’的类型。直到被同事性骚扰，才发现性骚扰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名职场女性身上。”一位受访者如是说。

　　骚扰产生阴影挥之不去

　　辞职后的宋岩，决定考研，“第一次工作就遇到这种事情，让我对职场充满恐惧”。可即便两年过去了，正读研的她见到“上年纪的矮胖男子”，仍然会不自觉地后退。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怿晨曾多次在网络平台上普及职场性侵害维权知识，并接触过不少此类受害者，她告诉记者，职场性骚扰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形：发送不恰当的照片或者文字骚扰同事或者下属；在饭局上，故意讲一些充满性暗示的笑话，劝酒后趁机动手动脚；利用出差的机会，制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叫去房间以商讨工作事宜为名实施骚扰；上级利用职务优势，逼下属就范，如果不从就实施打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遭遇职场性骚扰时，有的受害者会选择沉默、息事宁人，有的受害者积极收集证据、等待时机，有的受害者以暴制暴、强烈反击。但不论怎样，职场性骚扰都会在受害者心中形成阴影，这些阴影可能会导致受害者对所在公司、行业、群体产生反感，甚至恐惧。

　　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在遇到言语性骚扰时，一开始“不知所措”，之后难以释怀。对于行为上的性骚扰，比如轻微摸碰、拍打，则极为反感，但一些人碍于领导、下属的级别差异，会躲开并婉言提醒“这样的行为不合适”，也有一些人因肢体骚扰而直接选择离职，“因为无法想象日后工作时一次次面对”。

　　作为曾经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刘萍认为逃避不是好办法，她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言语性骚扰，如果你光是翻个白眼，他会认为你在欲擒故纵，可能下次变本加厉，因为黄色笑话等言语性骚扰是职场性骚扰者一种‘服从性测试’、一种试探。”

　　“遇到这种情况，就该直接反击，你不教训他，他就觉得没什么，得寸进尺。”刘萍说，遇到行为性骚扰更应当反抗。

　　甚至有受访者称，为避免职场性骚扰，用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一位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受访者称，接触酒局比较多，自己散播自己有隐疾、一直吃药等谣言，让别人不敢骚扰她。

　　证明被性骚扰仍有难度

　　考上研究生后，宋岩将自己被骚扰的经历告诉了父母，父母的态度截然相反，妈妈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息事宁人得了，爸爸则认为应该收集证据进行举报，让对方付出代价。

　　宋岩也想举报，但苦于没有证据。

　　“平时通过社交软件聊天时非常正常。他动手动脚时，我只是反抗了，但这个过程没有音视频记录。我用什么举报呢？”宋岩说。

　　实际上，感觉遭遇性骚扰后，周宁曾找到公司的人力主管，隐晦地提出“如果我在工作期间受到权利侵害应该找谁”？对方称应该先找直属领导，不能解决再说。“这让我感觉找人力部门也没什么用。”

　　多位受访者称，不是自己软弱，而是苦于没有证据，最终选择辞职。还有受访者提出，当职场性骚扰没有恶劣到一定程度，找谁维权是个问题？现实中，由于职场性骚扰难以定性、取证，如果证据不足而大肆宣扬，容易被认为“小题大做”。

　　“证据不足，你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被其他人编排成段子。”一位曾遭受上级部门领导性骚扰的受访者告诉记者，自己最终选择了报警。

　　同时，一些人之所以选择沉默，是考虑到同事、亲属怎么看待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怕家人担心自己，另一方面也怕他们误解自己，认为自己不务正业、社会关系混乱。

　　“当我鼓起勇气和爸妈说我被领导性骚扰了，我爸妈只是让我保护好自己，换个工作，并不支持我报警或声张，怕影响我的名声。”一位受访者说，这样的态度让她感到“委屈”和“不能接受”，她更需要的是鼓励和支持，给予反击的勇气。

　　“根据调查，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率较高，而投诉数量非常少，投诉以后真正立案的更少。”北京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坦言。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遭受职场性骚扰后，所在单位制定的防止性骚扰制度并没有让自己感觉到“被支持”。“虽然有求助渠道，但是求助渠道中很多内容都是程式化的，给人很冷漠的感觉，被性骚扰，普通员工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而相关制度规定并没有体现出人文关怀。”周宁说。

　　“遭遇职场性骚扰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捍卫自身权益，但面临举证难的困境，特别是肢体行为上的性骚扰，不同于文字或图像有电子留痕，且往往在突发状况下发生，比较隐秘。”何怿晨说，部分受害人也缺乏证据收集意识，尤其在职场，受害者面对地位更高、资源更多一方的性骚扰时，通常无法强烈拒绝，甚至无奈和加害者“有说有笑”等，这些都是性骚扰案件证明困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