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5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报道。

《时务报》主笔、戊戌变法领袖、《少年中国说》作者、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每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国家图书馆和梁启超故乡广东省江门市共同主办“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座谈活动，缅怀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也探讨上述身份之外的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

“近百年来，有关先生为人、为学、为师、为政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厚。但大家可能较少了解，他与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说。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在图书馆学领域有深入研究，他称梁启超为近代图书馆第一人、中国图书馆学倡导者、近代目录学开创者，“他的一生，既是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生，也是为学术的一生，为图书馆的一生”。

　　“三馆之长”

北海公园快雪堂掩映在古老的青松中，彩绘游廊墙上，镶嵌着一方方书法石刻。公园里游人喧嚣，这里却独享一份安静。

100年前，这里是梁启超筹建的松坡图书馆馆址。

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蔡锷，字松坡。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蔡锷是他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东京大同学校教书，蔡锷追随。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共商反袁大计，发动护国运动。

1916年11月，34岁的蔡锷因病去世。12月，梁启超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但在军阀混战的乱世，筹建图书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忧外患中，梁启超也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社会事务中。他后来在《松坡图书馆记》中回忆：“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1918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后又将松社迁往北京。

1922年12月，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成立，推梁启超为馆长。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亲自起草《劝捐启》和《劝捐简章》，呼吁社会各界捐赠图书。

1925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推选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无力履行合办契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启超任馆长。

从此，梁启超身兼三家图书馆馆长。

松坡图书馆为私立图书馆，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了给该馆筹款，梁启超曾长期“卖字”。曾追随梁启超的周传儒回忆：“梁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抽支烟，在七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八块钱……他书房中有一个大瓷筒，装有很多宣纸，都是人家托他写的……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两三千元。”

梁启超在1926年10月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提到自己在忙碌一天后，“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

4月30日，游客在梁启超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记者孙凡越摄

京师图书馆约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共同出资，但北洋政府一直无力履约，梁启超多次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都没能得到解决。

为了弥补馆费的不足，梁启超曾在给同事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商谈与法国、日本、美国重修《四库全书》以获得收入的计划，他这样解释筹划此事的原因，“因方家胡同馆费（注：方家胡同为京师图书馆馆址）极难维持，现在实以一分六厘之重息向银行借垫，得此或稍可弥补耳。”

“为了维持图书馆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多方奔走借垫，甚至将自己的人寿保单拿来向信托公司抵押借款，图书馆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他个人的薪金中支付。”熊远明介绍说，据不完全计算，梁启超前后垫付馆费达一万多元，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费用。

1926年11月，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梁启超说：“今日晤陈寅恪，言及有一暹罗贵族来游历，可与酬应，便索彼国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且言此事已与守兄谭及云云。弟意暹人来游，我国人士本不容绝对冷视，况更有所求耶？拟由馆中招待一午餐或晚餐（在北京饭店），并陪往参观各遗物……所费即请饬馆中会计先支付，在弟薪水项下扣还为盼。”

“所费即请饬馆中会计先支付，在弟薪水项下扣还为盼”，这是梁启超用自己的薪水接待外宾的直接证明。

即便经费紧张，在担任馆长期间，梁启超仍然积极为图书馆扩充馆藏。从他那两年的书信中，能看到他为此付出的心力。

1925年12月，刚刚上任的梁启超，就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谈及购书设想：“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弟意欲将彼国研究中国史及佛教之书，先行搜罗。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不审两兄有日本熟书坊可委托否？望留意。”

1926年4月，听说上海东方图书馆计划收购蒋氏密韵楼藏书，梁启超写信给张元济，请求将藏书中的复本转让给北京图书馆：“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用敢专函奉恳，其中倘有复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敢乞开单见示，不胜企祷之至。”

1926年6月，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梁启超又谈到繁杂的购书琐事：“今日委员会开会，购书费事，结果何如？想无甚异议耶。预算不足之数，请即照弟所拟议。”“周君书让价最低限度为五千六百元，其书版本尚精，似尚值得，请守公细审后决定。”“夏穗卿先生书目缴上……所拟价何如，或酌增亦值也。”

1926年7月，梁启超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特别提到日本人对京师图书馆馆藏虎视眈眈：“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两公谓何如？”

“这句话实际上包括了好几层意思。”程焕文解释，“1920年代，大量日本人来中国收购古籍，京师图书馆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日本人自然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图书馆，对中华文献也要尽全力去收集购买，因而要奋起直追。”

梁启超的苦心经营没有白费。1929年8月，按梁启超生前的建议，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合并时，北京图书馆共购置中文书籍八万余册、西文书籍三万五千余册，成为国家图书馆初期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熊远明介绍。

1949年，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其藏书也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先生主持国家图书馆馆务时间并不算长，但在任期间，他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国家图书馆的早期建设和发展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熊远明说。

　　从“书藏”到“图书馆”

梁启超投入图书馆事业，是在他人生的暮年。当时，他从北洋政府辞职，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投身教育文化领域。

但在程焕文看来，梁启超对图书馆事业的关注，从万木草堂时期就开始了。

事实上，图书馆这一概念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第一次”，都与梁启超有关。

1893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中，讲到为什么要筹建这一类似图书馆的机构，“启超以为书之不备，不足以言学，图器之不备，不足以言学，欲兴学会，必自藏图书器始。于是思因向者书藏之旧而扩充焉。”程焕文说：“梁启超一开始就把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作用讲得非常清楚，他最早宣传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机关。”

标题中的“书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私人藏书楼或官府藏书楼。“书藏的书籍普通学子也能借阅，这就有了开放和公共的意思，只是还没用图书馆这个词。”程焕文说。

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同年7月，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同时筹设强学会书藏。《强学会章程》中提到最重要的四件事是：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可见对当时的梁启超来说，建图书馆是维新运动必不可少的举措。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跟传统经史子集分类法不同的书籍分类法。他将书籍分为西学（算学、电学、化学、医学等）、西政（史志、官制、法律、商政等）、杂类（游记、西人议论之书等）3个大类，共28个小类。

在这期间，《时务报》上第一次出现“图书馆”这个词。那是一篇译自日本报刊的文章，里面提到：“虽在争战……犹不废讲习。又有女校，图书馆。”

“这是‘图书馆’一词首次在中文报刊文章中被提及。”程焕文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898年，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899年6月11日，《清议报》刊登《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程焕文介绍，这是“图书馆”几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标题中。

1902年，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之后，他赴加拿大和美国游历，并将见闻写成随笔《新大陆游记》，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上发表。

在这篇游记中，梁启超讲述了他访问波士顿市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所见所闻，还特别介绍了图书馆开架制的好处：“所见各学校之图书馆，皆不设管理取书人，惟一任学生之自取而已。余颇讶之，至芝加高大学，询馆主：如此，书籍亦有失者否？答云：每年约可失二百册左右；但以此区区损失之数，而设数人以监督之，其所费更大，且使学生不便，故不为也。”

“《新大陆游记》实际上是将美国图书馆事业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程焕文说，“梁启超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参观图书馆。他是有意识去的，写游记时，他把每一家图书馆都记录了下来，尽管文字不长，但精髓的东西都讲到了。”

早年的经历与考察，为晚年梁启超投身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基础。程焕文说：“梁启超很看重的一点是开启民智，早年投身维新变法时，他办书藏办报馆办学校，特别强调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晚年，尽管他在政治上失意，但并没有停止开启民智的工作，包括亲自筹建、管理图书馆。图书馆和读书，是他一生都在做的事。”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写下《西学书目表》《新大陆游记》的梁启超，是欣赏西方国家的图书馆的，但他并不觉得中国就得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为董事部部长。在成立演说辞中，梁启超明确提出，协会责任一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二是养成管理图书馆的人才。

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呢？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许多不相同之点。”因此，从事整理中国书籍的人，需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了解。

同年，在《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中，梁启超再次表达了这种意愿：“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虽各国所从同，然中国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如何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此国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

“梁启超特别强调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从他对图书的分类也好，编目也好，图书馆的运作也好，都能看到这一思想。”程焕文说，“维新变法时代，梁启超宣传西方的图书馆及图书分类，是要冲破传统的藩篱，告诉大家世界是什么样子，但他从来没有说要照搬西方。”

“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梁启超是最早提出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法的人物。”熊远明介绍，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分类，西方则采取杜威的分类方法，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种方法都不适合当时的中国。

京师图书馆一开办，梁启超就提出在图书编目方面，要自创中国十进分类法。1925年12月，他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说：“迁馆事粗定后，即当从事编目，但非编目方针确定，则无从着手。鄙意宜自创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以强驭中国书籍，致陷于削趾适履之弊。”

“梁启超实际上是把经史子集分类法与杜威分类法打通了，他采用杜威分类法的标记制度，再把类目改到符合中国的图书。”程焕文介绍，“这种方法经过不断改进，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分类法。”

熊远明说，梁启超当年的主张，是国家图书馆领导全国图书分类编目规则编订工作的源头。

余韵悠长

“现在我要做的事，在编两部书：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二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

1927年1月26日，在给儿女们的信中，身体已不大好的梁启超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新的雄心。他还特别强调要借此培养人才：“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

事实上，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梁启超就提到要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并提出图书馆和学校要密切结合：“我以为当推广图书馆事业之先，有培养人才之必要。”而人才培养的办法，“不能专靠一个光杆的图书馆学校，最好是有一个规模完整的图书馆，将学校附设其中，一面教以理论，一面从事实习。”

这或许是梁启超带领清华国学院学生从事《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原因。

熊远明介绍，梁启超为这份工作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亲力亲为，积极组织专业人员查资料，编卡片，并于每月月中向图书馆做书面汇报。

1927年6月，梁启超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对《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期望：“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亦如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

“虽然由于身体的原因，梁启超后来没能继续完成《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但正由于初期在人才训练方面的努力，有关思想原则和方法经验得以有效地继承和传扬，并在以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等目录的编纂工作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熊远明说。

程焕文介绍，梁启超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中，不少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从事图书馆事业和目录学研究，比如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谢国桢，兰州甘肃学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司秋沄等等。

梁启超曾对青年人提出希望，“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柢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获学士学位。程焕文说：“那时图书馆学在美国和加拿大兴起的时间都不长，也不是显学。梁思庄去读这门学科，显然是受了梁启超思想的影响。”

后来，梁思庄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一生致力于我国图书馆事业。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举世闻名的书房“饮冰室”俨然一座小型图书馆。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亲属遵照他的遗言，将其藏书全部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至今，这些书籍仍作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见证和陪伴着梁启超曾倾注心血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