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启敦煌莫高窟需要一扇大门，那只能是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其中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被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就是这间小小斗室在漫天黄沙中的开启，让敦煌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令举世瞩目的“敦煌学”有了原点。目前，藏经洞出土文物分别收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数十家收藏机构。一直以来，敦煌研究院致力于联动社会力量，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藏经洞出土文献文物进行全面整理与收录，并通过不断推出创新数字产品，探索向大众普及敦煌文化的多元路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清朝末年的莫高窟，一片荒凉，窟前的木栈道大多已损毁，崖面坍塌，洞窟残破，下层的许多洞窟已被流沙掩埋。
在1897年前后，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王道士原籍湖北麻城人，因为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清光绪初年，他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当兵，后来退役后出家做了一名道士，道号法真，到处化缘为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雇了几个工人在第16窟的甬道清理积沙时，意外地发现了轰动世界的文化宝库——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的洞窟就这样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藏经洞内发现了经卷、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文献以写卷为主，大多数是各种宗教典籍。除了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典籍。非宗教类文书约占10%，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官司文书、中国四部书、社会文书、通俗文学、童蒙读物等。文献除汉文写本外，藏经洞中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写本，比如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
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藏经洞的发现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用大众接受的方式普及敦煌学
“敦煌藏经洞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能让大家理解它的珍贵价值。”在这次整个数字藏经洞合作中，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是最重要的学术指导，在她心中，藏经洞所收藏的不仅是珍贵的文献，更是源自血脉的文化自信。她说：“我们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可以看到，不管是《新修本草》还是《全天星图》，在那个时候都领先于欧洲几百年。所以说，藏经洞对于中国人树立文化自信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同时，藏经洞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她告诉记者：“简单来说，我去看正史材料的时候，里面只记载大事，但是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对社会基层有详细地记载。比如说，藏经洞有大量的户籍资料，详细记录了当时每家每户的情况，可以生动复原出一个中古家庭完整的生活形态。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藏经洞跟敦煌石窟是一个最好的搭档，敦煌石窟是用图像记录历史，那么藏经洞就是用文字来记录历史。而敦煌文化之所以能够这样传承下去，就是因为在记录历史方面是最齐全的，这可能跟其他任何遗址地都不一样。”
“所以说，通过藏经洞文献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古人最包容、发达、开放的一面。”赵晓星感慨地说：“尤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觉得藏经洞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就是表现了我们丝路精神和敦煌文化的那种开放包容、不断创新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我们开展敦煌学研究已经一百多年了，但如果跟其他人聊起敦煌学时，会发现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但却十分高冷，而我们现在也把它列入‘冷门绝学’，因为其普及程度十分有限。”她说：“很多人听到敦煌学确实会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但他依旧不太知道敦煌学到底具体研究什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能够让大众接受的方式去普及敦煌学，这也是我们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百年研究成果奠定科技创新底气
“关于藏经洞，我经常说它有一系列的谜题，这是基于我们对藏经洞的发掘涉及了四个时期。”话锋一转，赵晓星突然抛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谜题”：“首先大家都会问，藏经洞最开始为什么开凿？它是晚唐时期河西都僧统洪辩的一个影窟，所以我们第一个时段就设计在藏经洞的开凿，它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洞窟？接下来大家就会问，藏经洞封闭的那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的场景就要拉到五代宋这段时间，也就是三界寺的僧人道真去修经的这个故事。”
简单几句话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而她也在侃侃而谈中开始释疑解惑：“藏经洞的东西到底是谁的？这到现在是没有定论的。但是学者们有一个倾向，认为是由于三界寺僧人道真去修补经文，希望为三界寺补充一部完整的大藏经，所以藏经洞中的主要文献很可能是道真修的这一部分经，以及用来修经收集到的纸张。而这，也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时段。”
“到第三个阶段，每个人都会问，藏经洞为什么会封闭？”赵晓星微笑着说：“这也是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是我们能通过藏经洞最后一件有纪年的文献，就是1002年《咸平五年曹宗寿造帙疏》可以知道，藏经洞大致的封闭年代是11世纪初。所以，现在推测的不管是废弃说、避难说或是书库改造说等等，其实都意味着藏经洞的封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还有藏经洞它怎么被重新发现的？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四个阶段——晚清时期。”
“所以整个藏经洞故事的叙事体系，一定是按照藏经洞本身在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说到这里，赵晓星口中接二连三的问题终究汇聚成了一个令众人感慨良多的答案：“敦煌学研究虽然发展一百年了，但是毕竟它的文献量非常大，所以敦煌学能够继续研究的内容非常多。目前，我国早已扭转‘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局面，并且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逐渐占据国际主导权。如是变化，让此番‘数字藏经洞’的惊艳问世，有了坚定的底气。”
记者了解到，在敦煌文献研究所，除了汉文文献的研究之外，重点还做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共31卷、《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勘录》共30卷。还有近年所做的敦煌草书文献的释录，草书文献也是敦煌文献中最难释读的一部分，该所前所长马德研究员还带领同事和学生整理出版了《敦煌草书写本识粹》。
数字化手段让千年洞窟“活”起来
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一直是很多敦煌学家学者研究的重要的古代的资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关于这批文献的研究成果，不断揭示了这批文献所蕴含的各方面的价值，甚至很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唯一的价值。
“这次，就是要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把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用更加具象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观众。”赵晓星由衷地表示：“这次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不仅用一种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还用了一种真实的场景营造，再加上高清呈现的方式，就把藏经洞的这批文献所蕴藏的各方面价值，活灵活现的呈现在世人眼前，让千年洞窟里的珍贵文物以另一种方式‘活’了起来，让更多的观众用轻松掌握的渠道了解这批文献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数字藏经洞项目首先要开展的一项工作，就是让藏经洞所有的文献都是高清数字化，然后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各样的移动媒体渠道进行开放。这样，就能够让学者或者各种观众坐在电脑前就获得这批文物真实的影像资料，进而实现了坐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就可以开展各方面的研究。
赵晓星告诉记者：“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进入了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获取资讯和各种资料的手段都是通过网络或者手机移动端的方式。那么，数字藏经洞的这种呈现既有深远价值，同时也非常有趣，这样一个带有很强学术性的新媒体产品，用一种十分亲切、轻松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不仅能够更广泛地了解这批文物的价值，更能在过程中清晰地了解到其文化的传承。”
让珍贵文物价值触达更多观众
明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年。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告诉记者：“80年来，虽然在技术上、学术上不断地进步和创新，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首先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家都知道，敦煌壁画非常脆弱，因为是泥质的壁画，经历了1600多年的自然因素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和破坏。但幸运的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气候比较干燥的地方，大多数洞窟的壁画保存的非常完整。所以，近80年了，敦煌研究院一直是采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不断地研究和研发新的壁画保护技术，使这些壁画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状态。”
“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敦煌壁画的保存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他说：“任何物体或者文物，随着岁月不断地推进总是有一些损失，我们如何把现在看到的最真实的壁画内容，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把它保存下来，这也是我们30年来不断地探索数字化技术进步的初衷。”
“我已经在文物行业工作了31年，对文物考古行业有着比较深的了解。”苏伯民感慨地说：“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连续的这样一个国家，文明不曾中断。我们有足以让每一个中华儿女自豪的各种各样的文物。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国家自身的文化遗产，我们许多人可能了解的也不是很深，或者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缺憾。”说话间，苏伯民的目光显得愈发坚定：“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手段，通过各种不同地传播方式不断创新，像这次我们推出的数字藏经洞，就是结合了当前最新的或者说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我们珍贵的文物价值能够触达到更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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