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伏羲祭祀的文化历程

伏羲画像

天水伏羲庙

乾隆《直隶秦州新志》中的伏羲庙图

伏羲教民结网

唐代彩绘伏羲女娲绢画

伏羲故事 连环画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刘全波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将伏羲视作远古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氏族首领，并开始将社会文明发展中的诸多创制之功归诸他的身上。事实上，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对古代圣王历史贡献的记载是重复交错的，这些古代学者表面上是在对伏羲氏的历史贡献进行探讨，实际上更是在探讨文明源头的文化标志。

根据史书记载，伏羲氏发源于渭河上游，诞生在古成纪，即今天水地区，随着部族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迁徙繁衍于黄河中下游等更为广大的区域。在全国各地，包括南方地区，都留下了伏羲氏活动的遗址、遗迹与神话传说，所以太昊伏羲氏不仅被看作是汉民族的人文始祖，更被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尚，几乎无所不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和意识深处。

一

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以天水为中心的渭河流域，祭祀伏羲的传统由来已久。传说，早在春秋时期，秦文公梦见黄蛇自天下属地，止于鄜衍，于是秦人就在渭水流域做鄜畤，其实，鄜畤的地点在陕西凤翔，所祭祀的是白帝，白帝被后人称之为少昊。此前的秦襄公时代，秦人在今甘肃礼县设西畤，祠上帝，亦是祭祀西方之神白帝。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人设密畤，祭青帝，青帝在后世的文献中就是太昊伏羲，按阴阳五行，伏羲的位置排在东方，颜色配青，故曰青帝。诚然，秦人利用畤祭，逐步建立了与诸天神沟通的桥梁，从西方到东方，从白帝到青帝，从少昊到太昊，很显然，源远流长的太昊伏羲祭祀就是起源于此时，就算秦人心目中的青帝与后人眼中的太昊伏羲有差距、有区别、有距离，但无可置疑的是，太昊伏羲在很多时候，继承了青帝的位置与功能，并慢慢融合成多名一体的三皇之首太昊伏羲氏，故我们认为秦宣公时期的青帝祭祀，就是后世祭祀伏羲的萌芽。

太昊和少昊都是古史传说的较早阶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古代东方的两大部族，而秦人亦是从东方不断迁徙至西垂的，少昊（白帝）与太昊（青帝）先后出现在秦人的早期祭祀中，可见秦人与二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可见，秦人的畤祭，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从白帝、青帝到黄帝、赤帝。当然，秦人的天帝祭祀是从西方的白帝开始的，但是随着秦人向东方发展，秦人开始祭祀诸方天神，以表达他们与上天的感应，东方青帝遂成为秦人祭祀中的第二位天帝。

汉承秦制，尤其是西汉时期，完全继承了秦人的各种制度，也包括祭祀制度。历史学者杨英在其所著《汉初祀畤考》认为：“汉初祀畤基本上全盘继承自秦。其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雍五畤和陈宝畤。他们是汉初最尊贵的神灵。”如果，雍五畤和陈宝畤是汉初最尊贵的神灵，位于东方的青帝太昊伏羲，必然也会成为五畤之首祭，就算汉武帝时期不断增加新的畤祭，雍五畤的地位也没有受到冲击。而通过《后汉书·祭祀上》所载“青帝、赤帝共享犊一头”，又可见青帝的地位不是最尊显的，但是这是汉代的状况，西汉时期的人们肯定会提升高帝的地位，位于中央的黄帝自然也要尊显一点，而青帝地位被稍微压低一点，也在情理之中。总之，从汉高祖至汉武帝、汉宣帝，雍五畤的地位是一贯的，但是随着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地位的上升，春秋战国直至秦西汉，持续了近800年的祠畤祭祀制度被慢慢边缘化。

二

王莽之后，密畤被中断了，或者说，祠畤祭祀制度彻底终止，但是三皇五帝的传说却大流行起来，伏羲女娲的多种形象大量出现在文献与艺术作品之中。甚至于，两汉时期成为伏羲与女娲信仰的兴盛期，这在墓葬考古材料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许多墓葬中出现了伏羲、女娲形象或相关元素。闻一多先生有言，两汉时期是伏羲女娲最煊赫、最活跃的时期，大量的伏羲女娲形象，即人首蛇身形象，出现在画像石、画像砖之中。总之，随着社会的变化与演进，原始部落的英雄属性已渐被遗忘，伏羲被“历史化”，变成了上古三皇之首，他的地位也被提升，成为创世的始祖神，被奉祀于墓室或祠堂之中，永久受后代子孙的尊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神话历史化的影响，伏羲作为华夏先民氏族首领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并逐渐成为三皇之首以及圣王的典范。魏晋时期，曹植、潘岳、挚虞诸人，都有赞颂伏羲的作品流传。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庖牺氏生于成纪。”皇甫谧，安定郡朝那县人，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虽然，皇甫谧所作之《帝王世纪》多受诟病，但事实上，其已经成为后人了解三皇五帝不可或缺的经典文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就完全接受了《帝王世纪》中关于伏羲的记载与传说，并在不断突出“太昊伏羲氏”的特殊地位，伏羲及其传说故事逐渐走向成熟与定型，伏羲三皇之首的地位也不断被巩固。

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建三皇庙，专门祭祀三皇。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又完善祭祀程序，确立了三皇祭礼的典范，朝廷规定每年春季三月三日和秋季九月九日祭祀三皇，虽然三皇的组成不断变化，但是伏羲的地位却未曾动摇。有唐一代，伏羲崇拜深入人心，西域高昌王国故址（吐鲁番盆地）出土伏羲女娲像绢画数十幅，吉林集安高句丽墓也有伏羲女娲像出土。唐代诗人言及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往往以“羲皇代”或“羲皇上人”作比拟。

自北宋开始，史书中的“太昊”“伏羲”之名渐渐多了起来，在历代帝王祭祀中，“太昊”“伏羲”作为三皇之首渐渐成为定制，北宋时期可说是伏羲崇拜与祭祀发展扩大的重要转折时期，并且明显有从“太昊”到“伏羲”的转变，即宋代史书中仍然多言“太昊”，少言“伏羲”，但是宋以后则是多言“伏羲”，少言“太昊”。刘雁翔教授认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约公元976年），史籍认定的伏羲诞生地成纪县由今秦安阳兀川迁移至秦州附郭。随后，在州北之三阳川下蜗牛堡（即今卦台山）创建伏羲庙。”北宋初年，在秦州创建伏羲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是天水作为伏羲诞生地再次被朝廷认可的结果，更是历代伏羲神话流传的结果。但是，也有意想不到的事，伏羲作为青帝的配祀，多次参与了北宋时期的高禖祭祀，且直至金代亦有延续，可见“青帝”“伏羲”与“太昊”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其实，这是“青帝”“太昊”“伏羲”合三为一的一个过程，原来单独流传的故事，越来越呈现出合并趋势。宋代的伏羲庙，目前见于史书的主要有两处，一是淮宁府，淮阳是伏羲的陵寝所在地，故历代记载较多。二是兖州，兖州的伏羲庙传承久远。

金、元两代祭祀伏羲，多因袭宋代礼制。《金史》中的材料很丰富，但亦是多因袭于宋代典籍。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金章宗曾诏令全国和三皇事迹有关的州县，要修建祠庙。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6年），秦州卦台山修建了伏羲庙。元初，秦州卦台山伏羲庙已经成为废墟，至元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间（公元1280-1294年），秦州民众遂集资重建。

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朝廷规定全国通祭三皇，于是三皇庙在全国普及开来。三皇庙祭伏羲、神农、轩辕，由于史书记载伏羲生于成纪，故天水的三皇祭祀或许更为隆重与受重视。元代的三皇祭祀不仅仅是一纸诏书，更是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所以直至此时，全国统一的具有大一统意义的三皇祭祀已经形成。元代对于三皇的崇敬热情是最为高涨的，虽然三皇祭祀用历代名医配祀，但是全国各个州县皆建立三皇庙的举措，则是影响深远的事情，如此辽阔的元朝版图之内皆通祀三皇，首先完成了一个情感认同，天下四方皆是三皇之疆域，普天之下皆是三皇之子孙。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继承和利用、发扬，虽然不敢说此举为巩固元朝大一统的天下贡献巨大，但毋庸置疑的是，天下一家、同祖同宗的理念会渗入更多人的头脑之中。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下令全国废止三皇庙，三皇祭祀只准在陵寝地进行，故伏羲祭祀只在陈州（太昊陵）进行。朱元璋之所以改革礼制，必然是为了斩断与前朝的联系，朱元璋的出身，也让他有恃无恐，故下诏郡县不得通祀三皇，朱元璋甚至改变了唐玄宗以来的春、秋二祭三皇的悠久传统。但是三皇之信仰，其实早已经深入民间，官方历代帝王祭祀之外的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早已潜流于大江南北。因为伏羲生于成纪，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秦州知州傅鼐在州城西一里处，主持修建伏羲庙，时称太昊行宫。明孝宗朱祐樘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秦州士绅刘克己等，捐资重修太昊行宫，新建太昊宫门坊。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巡按甘肃御史马溥然、冯时雍建议恢复秦州伏羲祭祀。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巡按甘肃御史许凤翔上奏朝廷，建议将建于卦台山的伏羲庙改建于秦州州城西太昊行宫。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巡察御史陈讲指示秦州地方官员于太昊行宫处谋划修建伏羲庙，至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秦州伏羲庙终于建成。自此，秦州的伏羲祭祀中心由卦台山移至天水西关伏羲庙，再经胡缵宗等人修订礼仪、规整制度，秦州伏羲祭祀规程严谨，渐渐成为全国祭祀伏羲的典范与代表。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分巡陇右道于之士、秦州营游击郭振都、秦州知州姚时采主持重修伏羲庙。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秦州知州李鋐带头捐资，重修伏羲庙。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秦州知州王赐均筹集资金重修伏羲庙，至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完工。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分巡巩秦阶道姚协赞、秦州知州余泽春主持重修伏羲庙，此次重修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告竣。总之，经过历代修缮，天水伏羲庙布局严整，规模宏大，神像庄严，古柏苍苍，奠定了今天伏羲庙的格局。

三

关于祭祀伏羲的日期，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中。唐代文献记载，朝廷规定每年春季三月三日和秋季九月九日祭祀三皇，此规定在朱元璋时代终结。而天水民间相传正月十六是伏羲诞辰，民间春祭日期遂定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秋祭则是相传的伏羲去世的时间，即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九。今天流传下来的天水春、秋二祭伏羲的时间，当是明代以来逐渐确定的，并被延续至今。2005年6月，公祭伏羲大典开始由甘肃省政府主办，时间选在每年公历的6月22日，因为这一天是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现在，每年一届的公祭伏羲大典，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盛会，成为甘肃省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一年两次的民祭伏羲活动，则主要以庙会活动形式呈现。

　　李宁民先生在其《人祖伏羲与宗庙》中认为：“追本溯源，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是伏羲文化，也是龙文化。”刘惠萍教授《伏羲神话传说与信仰研究》认为：“在相关的神话传说中，伏羲结网罟、教民佃猎、画八卦以记事、创制各种文明，带领先民进入文明时代，所以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人祖之宗’。”刘雁翔教授《中国伏羲祠庙志》指出：“伏羲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和确立的民族文化的象征，伏羲信仰本身体现出一个民族血缘和文化观念形成的过程，而为数众多的伏羲祠庙正是伏羲信仰民俗的物化和具体表现。”诚然，伏羲氏肇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与之对应的时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伏羲文化中的阴阳平衡、五行相生、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和合共生、生生不息的价值思想，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研究伏羲文化，调查伏羲祭祀，不仅对探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精神等有重要意义，对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更是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