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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推】莫高人 敦煌情

来源/ 中国甘肃网-甘肃日报 作者/ 时间/2023-07-18 08:33:06

敦煌257窟《鹿王本生图》,也就是九色鹿 北魏 (资料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323窟 初唐 (资料图)

刘进宝

长期以来,敦煌很“热”。自然而然,关注敦煌学的人也多。然而,深究起来,何为敦煌学、其内涵与外延囊括什么,非长期研习的学者难以阐明。笔者以为,向读者普及敦煌、普及敦煌学,是吾辈学人在对敦煌做深入研究的同时,所肩负的任务之一。实际上,社会各界对敦煌学普及读物的需求也客观存在。如潘絜兹先生《敦煌的故事》,虽然只有5万多字,但自1956年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爱,发行量很大。再如1988年第8期的《文史知识·敦煌学专号》,也是广受好评。

近年来,随着敦煌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我便将一些知识性短文、学人介绍和学术论著的评介等文章编入了《敦煌学记》一书。学记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一年后又重印发行。在此背景下笔者应邀撰文,对学记所涉内容略作介绍。

敦,大也;煌,盛也

作为一本普及性知识读本,首先应提供准确有据的知识。

笔者在书中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溯源与廓清何为“敦煌”。《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地位》一文指出,敦煌最早见于《史记》《汉书》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劭对“敦煌”的解释是:“敦,大也;煌,盛也。”将“敦煌”取义为大盛,这并非实指,而主要是说汉代敦煌的兴盛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一解释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西域地区有重要作用,因此而得名。可见,对同一个地名、同一件事,不同时代会根据当时情况作出不同解释。

从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笔者对敦煌作了这样的界定:“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而敦煌就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而走向辉煌的。不论丝绸之路分为几条道路,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

书中《“五凉文化”孕育下的敦煌学》一文,阐述了敦煌学的基础与背景。所谓“五凉”,是指西晋末年北方各民族统治者相继建立的政权。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和北凉沮渠氏这五个政权。五凉文化,则是指这些政权创造的文化。它们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

敦煌的文化与艺术,正是在五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不仅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还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学理再辨

《敦煌学记》收录有20篇文章,从不同视角对敦煌学作了介绍。如《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和研究对象》一文,梳理了几十年来学界对敦煌学概念的研究历程。文章指出,虽然敦煌文献发现已经120年了,但学界对这门学科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学界或称其为“敦煌学”,或称其为“敦煌研究”,或称其为“敦煌文献研究”。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古代学术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反映或记载,如历史、地理、民族、语言、文学、宗教、法制、科技等。敦煌石窟,是壁画、雕塑和建筑三者为一体的艺术宝库,尤其是敦煌壁画气象万千,被誉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史地,与吐鲁番学、简牍学、西夏学、丝绸之路学、西北史地学等密切相关。敦煌学理论,除了传统的艺术、历史、语言、文学研究外,内涵与外延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发生变化。

敦煌学的产生,是因为1900年在莫高窟发现了约6万卷古代文献。发现敦煌文献的第17号窟,就是一般所说的藏经洞。本书所收《千古之谜谁解说——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清晰的介绍。藏经洞是凿于第16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窟内地面近于方形,顶部周长较地面处为短。窟内可利用的空间只有19立方米略多一点。

藏经洞是什么时间封闭的?其原因又是什么?百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假说。经梳理,大致有以下几类:避难说、废弃说、排蕃思想说、佛教供养法物说以及经像瘗埋说等。除封闭原因外,藏经洞是由何人封闭,封闭时间是什么时候,学界也是众说纷纭。

  我心永远在敦煌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是莫高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本书当中《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常书鸿:暗夜中不灭的烛光》《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孙儒僴先生谈敦煌与敦煌学》等文,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莫高人”的敦煌情。

看了先辈学者常书鸿的传记后,笔者写道,常书鸿在他那个时代能从巴黎到敦煌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去工作,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在艰难的环境下坚守了几十年。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佩常老。

近百岁的孙儒僴先生,晚年移居兰州后,让他魂牵梦萦的是敦煌。他说:“莫高窟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怀念,人离开了,心却离不开。”

有人问百岁老人万庚育先生:“从北京大都市来到敦煌几十年,你后悔吗?”万庚育果断地说:“我不后悔,自1954年我和(李)贞伯决定从北京到敦煌莫高窟那天起,我们就没为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们热爱敦煌艺术,能在世界瞩目的莫高窟工作,学习传承研究弘扬敦煌艺术,是多么荣幸!”

看了这些敦煌老人的故事,确实十分感慨。笔者在看樊锦诗的自述时,感觉像和她在聊天一样,没有造作,也没有拔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

在《她已将生命融入了敦煌》一文中,笔者写道:“对于个人的回忆录或自述,如果能做到‘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就算成功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樊锦诗有多年的接触和交往,读她的自述作品,深觉该书所写非常真实,书中描述的传主与我了解的樊锦诗是一致的。”她也认为我写的“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是对她最真实的解读。

笔者自1983年毕业后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至今,已过去了40年。40年来,笔者一直在敦煌学的领域耕耘劳作。除出版有严肃的学术论著之外,这本书也算多年来的一些所思所感,希望它能使读者对敦煌和敦煌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敦煌学记》,刘进宝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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