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揽胜图》中的镇远浮桥清晰可见。
115年前兰州老照片。
每逢夏季，兰州黄河风情线游人如织，中山桥更是著名“打卡地”。南岸桥头矗立的镇远桥铁柱，则提示大家注意：从明洪武年间到清光绪末年，镇远浮桥的工龄长达五百多年，黄河铁桥属于顶岗接班。以前咱们讲过旅行者“浪”完兰州黄河铁桥还要把它写进游记里的故事，其实在清代的古人游记里，亦有不少镇远浮桥的“忠粉”对其不吝赞美之词。到了清末，镇远浮桥管理日益规范，还打过抗洪抢险浮桥保卫战。咱们就聊聊这些事。
历史名人纷纷点赞坐实“天下黄河第一桥”名头
清人游记里关于兰州镇远浮桥的记录，有详有略，读来各具风味。
描写镇远浮桥比较简略的主要有这两位。一位是时任西宁道道台的杨应琚，乾隆四年（1739年）六月，他奉命进京引见，途中日记汇编为《据鞍录》存世。他对于黄河兰州段的最初印象是这样的：“二十五日，早起，五十里至沙井驿，始见黄河。”到了金城关，“石岸夹束，河如建瓴”。他过了镇远浮桥，来了个回头看，对其雄姿赞叹不已，但这位道台大人惜墨如金，在游记里仅仅留下了“度舟梁，登望河楼，波涛澎湃，甚可壮也”一句话，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发了个微头条。另外一位则是曾随陕甘总督杨遇春进疆平乱的方士淦，返程见闻汇编为《东归日记》存世。他关于镇远浮桥的记载纯粹是流水账：道光八年（1828年）六月初二，“过黄河浮桥到省（汉之皋兰山也）”，多一个字都没有，估计是鞍马劳顿累坏了。
描写镇远浮桥相对详细的主要有以下几位，都是历史名人。从他们的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为镇远浮桥点赞给好评。嘉庆十年（1805年），著名学者祁韵士谪戍伊犁，沿途记闻汇编为《万里行程记》存世。途经兰州时，他对于镇远浮桥有如下描述：“城北黄流浩渺，自西而东，有二十四舟为浮桥，束水若带，两岸铁索系之，复用集吉草为巨绠，维舟属桥，渡者如履平地。”由此可见，当年镇远浮桥的通行感受还是不错的。光绪三年（1877年），曾担任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负责人的冯焌光进疆，沿途见闻汇编为《西行日记》存世。据其同年八月十七日日记载，“由兰州西门，过黄河桥，即镇远浮桥也。径二十余丈，宽二丈余……用巨舟二十四艘横亘河上，架以木梁，围以循栏，为铁柱四，系铁缆二，木柱数十，以麻绳草绳倍系之。河冻则拆，河泮复建。于巨波骇浪中，特起长桥，盖奇观也。”您瞧瞧，这位到底是搞洋务出身，对于镇远浮桥基本上用数字说话，记录详尽，数据翔实。
第二个特点是坐实了镇远浮桥“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名头。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遣戍伊犁，沿途日记汇编为《荷戈纪程》存世。这年六月初七日，他自兰州启程继续西行，“出西门，过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复有集吉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 咸丰元年（1851年），大学士倭仁赴任叶尔羌帮办，沿途见闻汇编为《莎车行纪》存世。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经过兰州镇远浮桥，在日记里写道：“过黄河浮桥（河在城外），以船为之，所谓天下黄河一道桥也。”曾于光绪年间任西宁办事大臣的蒙古人阔普通武，沿途见闻汇编为《湟中行纪》存世。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初七日日记中，记载了自兰州启程赴西宁时的场景：“过黄河，浮桥以船为之，上架木板，所谓天下黄河第一道桥也。华表书‘第一桥’。”由此可见，清代名人们对于兰州镇远浮桥的定位和评价都很高。今天，我们通常称中山桥为“天下黄河第一桥”，其实，这个头衔属于妥妥的品牌转让，系从镇远浮桥的赫赫名号继承而来。
专职人员专项经费有偷奸耍滑之举则投入站笼示众严惩
清末，兰州镇远浮桥对于黄河两岸交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其日常管理和养护也趋于规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谪戍新疆的官员裴景福西行途中寓居兰州。其在《河海昆仑录》一书中，对于20世纪初期的兰州镇远浮桥日常管理和维护情形有过颇为细致的描述。当时，地方当局安排专职人员和专项经费，确保镇远浮桥畅通。专职人员一般称为河夫或桥工，每年冬季，黄河上游即有冰块顺流而下，“河夫日在桥上，持木棍导之使下；有结成大块者，碎以铁锤。恐损桥也。”桥工定章每年领银三千两，遇有浮桥养护或损坏事宜，材料和钱款由地方官署报销。时任皋兰县令李楫亭还在黄河岸边设置站笼，桥工如有偷奸耍滑之举，则投入其中示众严惩，“所以保桥利行人也”。
《河海昆仑录》一书还详细记载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兰州人如何抗洪抢险保卫镇远浮桥，以及地方洪灾的情形。当时，黄河兰州段遭受暴雨，“水高数丈”；时任皋兰县令李楫亭“奋力以与水争”，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抢险保卫镇远浮桥行动，其主要措施是加固浮桥：“於寻常铁链草绳外，加棕绳二，粗同栲栳（柳条编成的容器，亦称笆斗——作者注），以维系全桥。”抢险场面颇为惊心动魄：“中洪怒号，如万马奔腾，桥心突起过两岸丈余。”就是说洪水来势凶猛，甚至将浮桥中段顶起高出黄河两岸，岌岌可危。所幸加固措施有效，黄河浮桥“竟得完固”，没有被洪水冲散架。
镇远浮桥虽然保住了，但是兰州其他地段却遭了灾。百余年前的雁滩号称有十八滩，是兰州有名的湿地和良田，“地极膏腴，烟麦菜蔬均逾常产”；光绪三十年夏天的这场洪水袭来之际，雁滩地区不幸“受水”，“正值收成，飘荡无余”。而更大的危机亦同时产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形成了堰塞湖——原来问题还是出在镇远浮桥上，洪水最终还是冲走了一艘承载浮桥的所谓巨舟，它在今天的桑园峡与雁滩地区被洪水冲走的杂物汇集，形成了堰塞体，卡在了黄河兰州段最狭窄的地方。《河海昆仑录》对此有形象描述：“水盛涨时，有一桥船被水冲没，顺流至东岗坡峡口，横阁不得下，麦堆屋椽丛积，河喉梗塞，须臾倒流，一片汪洋。”这下子，轮到兰州城“受水”了：“城东北角楼塌陷数十丈，北城垣几不保。”灾后重建工作也相当艰巨：“居民大灾，赈济流离，修理城工，费帑金巨万。”
梳理一下事件线，就是镇远浮桥被洪水冲走了一条船，结果裹挟杂物卡住了黄河河道，洪水没地方下泄，只好返回来淹了兰州城。地方当局痛定思痛，数年之后，兰州黄河铁桥动工兴建，除了便利交通的考量，可能亦有兼顾防洪的作用。镇远浮桥在自己的最后服役期内，用这种方式间接促进了黄河兰州段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变迁，这也算是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种体现吧。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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