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丝路名城敦煌故事

原标题：【溯源甘肃文化】

丝路名城敦煌故事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初唐塑像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博文

敦煌这座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小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如今享誉世界的莫高窟和敦煌学又是从何而来？这就是我们本期要讲述的故事。

　敦煌初诞

敦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整个河西走廊都属于一个叫作月氏的民族。秦代以前月氏人的活动范围广大，从河西走廊东段到天山和塔里木盆地东部都是他们的牧场。巍峨的祁连山甘甜的冰山融水滋润着这片干旱少雨的土地，造就了肥美的牧场，月氏人在这片土地上蕃息，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游牧汗国。然而祁连山的富庶令人垂涎，匈奴人对于河西走廊觊觎已久。

秦汉之际，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帝国强大起来。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成为匈奴人关注的重点对象。趁中原战乱之际夺取河套平原后，匈奴帝国立即向西击败月氏，迫使月氏人向西迁徙。在此之后的70多年里整个河西走廊被匈奴占据，西段归浑邪王统治、东部被休屠王统治。不过，匈奴对于河西走廊的统治仅仅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河西走廊很快将迎来它真正的主人。

经过七十多年休养生息，汉王朝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痊愈，变得富强起来。汉武帝即位之后开始筹划反击匈奴的战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被匈奴人视为天煞孤星的汉代传奇名将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突击匈奴休屠王部。同年夏，骠骑将军再入河西击败匈奴浑邪王部，匈奴帝国彻底丧失了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权。他们哀叹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就在夺取河西走廊的第二年，汉武帝设立了武威、酒泉二郡，十年后又将武威分成张掖、武威二郡，酒泉分为酒泉、敦煌二郡。从此，敦煌作为汉帝国经营西域的重镇登上了历史舞台。

与今天的敦煌因莫高窟闻名而不同，汉代的敦煌却是作为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而存在，为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汉朝政府加大了对敦煌的建设。贰师将军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之时，敦煌一地提供兵6万人、马3万匹、其他牲畜数以万计奔赴前线，可见当时敦煌在汉代的军政地位。敦煌学者荣新江先生指出“敦煌是汉朝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如果历史沿着这种轨迹发展下去，敦煌可能会像其他河西城市一样让人联想到金戈铁马、大漠孤烟，但今日敦煌带给人的印象却是曼妙的飞天、神奇的九色鹿和蜚声国际的敦煌学。实际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东汉末年的天下剧变，正是从十六国时期开始，敦煌走上了文化名城的道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这里奏响了丝路文化交流的千古绝唱。

　　丝路名城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遂而三国鼎立，随后西晋王朝的统一不过是昙花一现，整个中原大地又陷入了漫天的烽火之中。此时的河西走廊却因地处偏远而少受战争之害，成为中原士人的避难所。与此同时，十六国时期控制敦煌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政权都十分重视和优待人才，敦煌的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为后来佛教艺术的兴盛打下了文化基础。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个叫作乐僔的沙门来到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碰巧遇到了难得一见的光学折射现象），发现鸣沙山东面的悬崖之上金光灿烂，好似佛光显现，于是决定在此开凿石窟，揭开了近千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创造史。

从前凉到北凉的十六国时期，在大批避难高僧和世家大族的努力经营之下，敦煌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北魏时期的敦煌已经是“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的佛教名城了。在结束了十六国时代的混乱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敦煌也随之进入北朝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和保持对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此时葱岭到哈密地区的西域绿洲城邦皆是佛国），北魏、西魏、北周政权都十分重视敦煌佛教事业的发展，北魏、北周皇室甚至斥巨资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不仅如此，敦煌还成为各路僧侣进出中国的必经之路，无论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还是西域胡僧入华传教，敦煌都成为他们的驻留之处，中原和西域的佛教思想与艺术在此交融碰撞，使得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现出中外兼容的特点。

除佛教之外，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敦煌还敞开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和他们的信仰，其中当数粟特商人和他们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最为著名。粟特商人不仅在敦煌经商而且世代定居下来，为敦煌留下了大量西亚文化的珍贵印记，也使得敦煌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包容。

进入隋唐时期后，敦煌迎来了属于它的黄金时代。从唐太宗到武则天时代，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西方的珍奇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都在敦煌的市场上中转与交易，与之而来的还有域外的文字、音乐、舞蹈，宗教。敦煌就像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智者，包容着每一种文化，并将它们传进内地。

在国泰民安、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形势下，莫高窟的建设自然是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伴随着盛世大唐的到来，敦煌佛教艺术也体现出愈来愈明显的中国风格。

　　衰落与沉寂

盛唐繁荣的敦煌，随着大唐的衰落而遭遇命运的转折。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政府将边疆重兵悉数内调，河西走廊防御空虚，被吐蕃王朝占领，敦煌由此被吐蕃王朝统治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吐蕃王朝统治期间，敦煌的经济虽然衰落，但由于吐蕃王朝对于佛教的保护和支持，使得敦煌地区的佛教艺术文化得以继续繁荣，并且躲过了唐代会昌灭佛，使得莫高窟免遭浩劫。

吐蕃王朝衰落后，敦煌当地汉族土豪张议潮率众起义，夺回河西走廊，重新奉唐朝为中央政府，敦煌由此进入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政权时代。归义军政权在名义上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是有着很强的独立性。此时的敦煌作为归义军政权的首府，经济文化有所恢复，但由于丝绸之路的废弛，敦煌赖以繁荣的基础已经消失，其衰落的趋势不可能被扭转。

公元1041年，西夏占领沙洲，归义军政权结束。在此不久之后，西夏就陷入了与宋朝的持久战争之中。为了对抗宋朝，西夏从敦煌迁徙大量人口去宋夏边境，敦煌从此一蹶不振。加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和海上丝路的兴盛，敦煌彻底失去了商业通衢的地位。元朝时期，由于欧亚草原的安定，草原丝路一度繁盛，而作为绿洲丝路中转站的敦煌却被历史遗忘。从西夏到元朝，莫高窟仍有石窟开凿，但是精美程度和艺术成就与盛唐相比已经是云泥之别。

明代，敦煌成为荒凉的边外之地，直到清代依然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陲小城。此时的敦煌城外早已变成了牧民的牧场。莫高窟成为牧羊人休憩的地方，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也任凭夜以继日的风沙吹拂。

　　藏经洞的发现与莫高窟的涅槃重生

敦煌这座拥有着辉煌历史的文化名城，终究不可能永远沉沦下去，她就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绝世美人，一旦被唤醒，她必将惊艳整个世界。

1900年6月26日，道士王圆箓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理着莫高窟中每一个洞窟的积沙。突然间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透过光亮，王道士发现里面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将洞窟打开，无以计数的经卷、书画、手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这里面有唐朝时期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典籍，包括了唐朝官府文书、四部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收集、政府法令圣旨，当然还包括了一些金银铜制造而成的各种佛祖菩萨雕像，各种宗教的法器、招魂盘，以及丝绸、布帛、丝绢，壁画彩色绘制千年不掉色。对于语言学工作者，最为难得的是，其中有使用唐代汉文、藏文、西夏文、于阗文、古印度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迷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罗马文书写的文书。

由于当时清朝政府的迟钝反应和王道士的贪婪给了殖民探险家机会，致使敦煌文献流落海外十几个国家。

敦煌文献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敦煌文献的流失和散佚并没有使中国学人消沉下去，反而使他们变得异常坚定，一代代中国学人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汗水，不仅使得莫高窟重获新生，而且让中国敦煌学蜚声国际，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前赴后继远赴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其中刘半农、向达、王重民等学者，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用抄写、拍照等方式带回国内，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敦煌学学术的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渐成为国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考察敦煌石窟群，对莫高窟的勘查和调研也日益深入。在调查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挖掘莫高窟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更要解决莫高窟日益损坏的现状和管理混乱的局面。在他们的奔走疾呼下，终于在1942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莫高窟终于摆脱了继续衰败颓废的历史，开始走向新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极为重视，进一步加大投入，敦煌学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此外，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敦煌，其中就包括有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先生。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拥趸前来敦煌，一睹她的芳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积极走向国际，中国学者在扎根敦煌的同时也让更多国外学者爱上了敦煌。今天，在中国和国际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赫的人文社会科学，吸引着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与到这座人类文化宝库的研究和保护过程中，敦煌再一次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享受着万人瞩目的荣耀。（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