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与夏文化

●马振华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境内的广通河，历史上被称为大夏水。在广河县城西十华里处阿力麻土乡古城村于汉代设大夏县，后来又设大夏郡。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不同视角讨论了广通河历史上大夏与夏文化的关联，很多学者主张大夏水、大夏城与大禹、夏文化关联，齐家文化是早期夏文化。笔者对此进一步作了一些探索，向方家求教。

中国西北是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和周秦李唐的发祥地，古人讲起事于东南，收功于西北。近年来由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西北地区可能又是夏文化发祥地。瑞典学者安特生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的齐家文化，很有可能是早期的夏文化，对此除了历史文献的证据外，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材料支持这一观点。

　　一、与甘肃临夏相关夏文化研究述评

关于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学术界还未完全达成共识。甘肃临夏是齐家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临夏黄河流域、洮河流域、古大夏水流域以及青海湟水流域是齐家文化发现最多的地区。韩高年认为，齐家文化既有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因素，又吸收了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他认为，创造齐家文化的齐家人是以西羌为主体吸纳了不同族群的人，河湟地区的夏文化与中原夏文化一样，经历了上古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但是终因气候和其他因素，在“月明星稀”的大背景下融汇到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大格局之中。易华提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是夏文化”。张贺军认为，早期早夏文化源头多元，夏文化的花边罐、侈口罐、单耳罐、大口瓮等来源于齐家文化。叶舒宪认为，从甘肃临夏积石山到陕北神木石峁到二里头，通过黄河水道运输，西玉东输，西北地区的玉璋向中原地区传播，其路线与大禹治水路线一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韩建业认为，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2000年期间，中西之间有一条彩陶之路，中西之间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交流；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西北彩陶文化与中亚、西亚之间有东风西渐，中国彩陶文化向西传播至克什米尔和中亚南部；也有西风东渐，中亚彩陶文化对甘青史前彩陶文化有影响。对齐家文化的主体民族的观点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载“禹兴于西羌”，顾颉刚认为炎帝是戎祖宗神兴起于西北，他认为炎黄首先是羌人祖先，然后才是华夏祖先。炎帝生活在河湟，甘、青、陕、川是华夏发祥地，易华主张禹羌华夏说，大禹出西羌，禹出西羌也称西戎，“夏”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是一个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而入主中原。章太炎认为夏之为名实为夏水而得，地在雍梁之地。

对于夏人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华夏起源豫西，河南登封禹县。李伯谦认为夏族发祥于二里头豫西地区；第二种观点，主张夏文化发生于晋南；第三种观点，以杨向奎、程慧祺先生为代表，主张夏文化起源于东部，认为夏人是东夷之一支；第四种观点，夏人起源于甘肃临夏说，这种观点出现于近十年之间，主张这种观点的有甘肃本地学者马志勇等人。《史记·夏本纪》记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为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国号曰夏后。”《世本·居篇》记载：“禹都阳城”，《史记》录载：“禹兴于西羌”，南朝，宋裴骃《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司马迁之说是以先秦古籍《孟子》为证据，另《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历史，越来越多的证据予以证明。作为中华文化的开创时期，华夏文明起始于什么年代？对于这一问题起源研究对进一步厘清华夏之源头，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与夏相关的几个政权，第一个就是大禹之子启建立的夏朝，开创了中国奴隶制王朝时代，第二个夏是《史记》记载的西域之大夏国，第三个政权就是李元昊所建西夏，这三个夏有什么关联呢？笔者从甘肃大夏与晋南夏县，西域大夏国与夏主体民族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甘肃临夏大夏与晋南夏县

大夏水，以大夏命名的河流，在战国有两条，一条是晋南之夏水，一个就是甘肃临夏广河县大夏水。以夏命名县有二，一个是甘肃省广河县阿力麻土古城，从汉代就有大夏县，另一个在晋南夏县。在广河县的大夏古城，至今称夏古城、大夏城。

关于大夏水，晚清进士邓隆有《漓水大夏水考》一文，讲得十分清楚；《水经注》记载：“漓水入黄河，大夏水入洮河”，界限极其清晰，都在河州境内。文献记载说明古大夏水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川，而广河川西边太子山古称白石山，当与古代各地羌族崇拜白石有关。

大夏县是临夏地区设立的早期郡县之一，汉代在临夏州境内设置了枹罕县、允吾县、河关县，后从枹罕县分置白石县和大夏县。西汉末王莽篡汉，改大夏县为临夏县，后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恢复大夏县名，前凉张骏废枹罕，始设河州，辖大夏等郡，隋置大夏县属枹罕郡，唐大夏县属河州辖。

以夏来命名地方河流，说明此地与夏密切相关，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又进一步证明大夏川与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同称之为夏的广河川发掘出的齐家文化与晋南豫西二里头文化、陕北石峁文化有相似性，说明距今3000至4000年，中华大地黄河中下游，有一个农牧兼营的奴隶制国家，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形成了具有华夏文化的雏形。对于晋南夏县夏水，余太山先生认为河西及临夏的大夏即吐火罗人迁自晋南；山西夏县隶属于运城市，古称安邑，当地传说，夏朝在此建都。据《管子·小筐篇》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遂至于石枕。县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谿，拘泰夏，西虞，而秦戎始从。”《管子·封禅篇》载：“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从这两处记载看，泰夏与大夏是同一地方，但在何地，历来有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山西临汾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在甘肃，如在山西境内则流沙无法落实。“西伐大夏”并不是指伐晋，卑尔山应是贺兰山，流沙则应该是腾格里沙漠，经流沙之南，可达甘肃之河西，但在甘肃何地，多有争论。笔者认为应在甘肃临夏，这与《管子·封禅篇》地望相合。

《史记·郑世家》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安县即安邑，今夏县。从余太山先生考证来看，在晋南确有古大夏活动之遗迹，而且至今世留下了以夏命名的县，他认为晋南大夏人与河西乃至西域大夏一样，同为吐火罗人的可能不能排除。余先生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吐火罗之大夏联合月氏对付匈奴，汉高祖刘邦认刘累为祖先，张骞和武帝都认为西域大夏迁自晋南，乃陶唐氏后代。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而《汉书·高帝纪下》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即衰，其后有刘累……汉帝本系，出自唐帝。”指刘邦为刘累之后，这就不难理解《汉书·叙转》用“博望仗节，收功大夏”八个字总结张骞一生。

《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罗，元魏曰吐火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遇大宛，暨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大量吐火罗语文献，经研究认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有A和B两种方言，但这个吐火罗语族群，在很早时期，脱离了其过去印欧语系共同体，向东来到中国。余太山认为吐火罗在殷商时期的卜辞中被称为“土方”，“土方”是“大夏”之省称，在卜辞中的唐，“唐土”也是“大夏”。西域大夏来自甘肃临夏，但进入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方面与来自西方的文化之间有了交流，这个源自甘肃临夏的中国古代民族长途跋涉，经河西走廊、楚河流域最后在贵霜建立了帝国。

　　三、夏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乃华夏之始祖，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研究华夏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了解古代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华夏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他又特别强调羌人的地位，他指出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血液。章太炎认为“中夏之族”便是黄帝神农之族裔，这一族人起于“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之间”，“中夏之族”为“西域羌髳所合也”，大禹兴于西羌，神农为姜姓，羌姜同源，章氏把卫藏和西域纳入华夏之中，也是真知灼见，很多新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章氏观点。

而华夏之羌，非单一部族，是以中国西北古代民族为主体的西部诸多部族共同体，在临夏、河西走廊及西域融合了部分西来部族，对二里头的基因测定表明，二里头不少居民来自西方、北方，彰显族群多样性。文化在继承红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来文化，在冶炼技术上掌握了传自西亚的青铜冶炼技术，畜牧业方面牛羊马等家庭养殖自西传入，经济文化类型从过去的农耕转变农牧兼备的生计方式。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与一支古代中国的月氏关系密切。

月氏又称月支，也有叫肉支，对月氏国内外史家有多种说法。徐中舒先生认为虞夏之后裔，郑德坤认为月氏是氐羌之一，翦伯赞认为禺氏为虞氏，为夏族的一支部族，由内蒙迁往中原和甘肃。王相龄主张，月氏原居阿尔泰山，后迁居甘肃属突厥一支。欧洲学者也是说法不一，德经·托马设认为是鞑靼族，后又认为是哥特人，拉逊认为月氏是突厥，李作芬认为是西藏族，格尔滋和汪贝利主张突厥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羽溪了谛等多主张突厥。近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月氏主要依据古文献记载。春秋以来的文献无法对4000年前左右的齐家人作出准确判断，只能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途径。考古学的发现和分子人类学成果的进步，为古代民族研究拓展了新的路径。笔者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学、分子人类学成果，认为大禹之夏与西域大夏都与西戎之月氏密切相关，而月氏是中国古代吸收了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北方和西北多民族而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后来主体融入华夏。

四、结语与讨论

无论是余太山先生认为自晋南向临夏、河西至中亚也好，还是如马志勇所讲自中亚至临夏，中亚大夏和临夏大夏，河西大夏和晋南之夏，都有着密切关系，很可能就是中国西北古代民族大月氏人为主的一个族群，在河西和西域，特别是通过与希腊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中亚文化实现了交流交融。大夏不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有了重大的进步和发展，应不晚于公元前二十世纪，大夏进入到奴隶制社会门坎，为后期夏商周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

华夏文化的源头在西北，这与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当时西戎、月氏有时与羌混称，与羌关系密切的月氏，在河湟地区古代民族，是中国古代民族夏族的一个主要源流。不少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夏文化，而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具有较强的同质性，目前已发掘齐家文化遗址2700多处，不论是素陶、彩陶，还是青铜石器，都与二里头文化非常相似。（详见右图）

西北在丝绸之路、玉器之路、彩陶之路的大通道上，首先与中亚西亚之间发生了文化交流，加速了夏民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夏民族经济向畜牧型农业社会过渡。特别是青铜冶炼技术的传入、矛戈兵器的发现，使夏部落在与周边部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西北形成一个强大部落联盟，并且自西北向东、向东南扩展，所以笔者认为夏人应该是起于甘肃临夏之大夏，经陕西、山西长途迁徙，最后落居中原豫西，中亚大夏也是从临夏向西迁徒的结果，从临夏迁至河西，史前文化中四坝文化就是这支西迁的夏民族创造的文化，后来受到匈奴攻击，西迁中亚。

司马迁禹兴西羌说是可信的。当时汉朝对于月氏、氐羌都是混称，有时称西羌，有时称西戎，月氏与羌族界限不是十分清楚。西北马家窑文化延续一千多年，在马家窑文化晚期马厂类型时期兴起了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与马厂共存一个时期，最后基本上是齐家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而马家窑文化衰落下去了。齐家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文化类型。马家窑文化更多的是吸收仰韶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文化，是文化上东学西渐的结果，仰韶到马家窑中间还有过渡文化，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地理位置和空间上也处于两个文化之间，特别是绚丽多彩的彩陶，其纹饰、色彩、花卉、图案都是一脉相承。而齐家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与周边多种文化的交流，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齐家文化主要以素陶为主，彩陶数量较少，而且图案简单，主要以平行线纹和三角纹为主，与马家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风格。双耳瓶与中亚安佛罗花瓶极其相似，青铜器大量出现，不仅有生产工具等，还有礼器、权杖、兵器、戈矛等，特别是玉器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比齐家文化更早有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出现了玉器，但齐家玉文化被后世周王朝所继承，成为周礼的一部分，而周礼被孔子总结，成为中国儒家文化几千年的礼制传统，从而成为华夏文化，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

齐家文化是吸收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文化传统而形成自己的独具特色的玉文化传统，陶器部分文化吸收了马家窑文化元素，说明齐家文化的主体民族应该是以西北的蒙古人种为主的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当时所谓夏族应该是包括西羌诸族在内的中国北方古代族群的共同体，但作为其领袖的禹应出于西羌之月氏。

夏民族在距今4000年左右活跃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古代部落联盟，在西北创造了齐家文化，在晋南发展成碧村、陶寺文化，在陕北建造了石峁城，在豫西定居二里头，建立夏王朝。夏民族早期兴起于甘肃临夏广河川，后向东扩展，进入晋南，最后落居豫西，其所到之地都以夏来命名。

　　一个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以文化为纽带，种族在不断融合之中，做为华夏文化源头的古代夏民族也是如此，在其发展初始阶段不仅吸收了来自东边的文化，同时也融入了西亚中亚的文化，一方面向西传播了包括玉器、农业在内的华夏文化和技术，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来自西边和北方的文化，同时融合了来自周边的很多族群，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强大的包容性格；夏民族是中华民族在早期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雏形；夏文化初步具有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