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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最高级的AAA下调至AA+。
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即人们常说的信用评级，是评估一个国家或公司在外币借款方面违约风险的评级。国际观察人士认为，评级下调表明美国债务增长不可持续，美国政府治理和财政管理能力受到质疑。
债务高企，美国信用遭质疑
惠誉日前发表声明称，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居高不下且不断加重，未来3年财政状况预计将持续恶化。过去20年中，美国反复出现债务上限政治僵局，常常拖到最后一刻才有解决方案，削弱了人们对美国财政管理能力的信心。
此次是惠誉自1994年发布该评级以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也是美国信用评级历史上第二次遭下调。2011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谈判中僵持，直到违约日期之前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截至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中，仅有穆迪还对美国保持AAA评级。
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决定引起美国方面的不满。美联社报道称，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惠誉此举很“武断”并且“基于过时的数据”。耶伦指出，美国经济已经从新冠疫情衰退中快速恢复，失业率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年化增长率达到2.4%，“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美国国债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好的资产”。
“美国当前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失业率和通胀率有所下降。不过，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决定并不只是依据当前经济数据，而是基于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经济整体状况，对其未来趋势做出判断。这么看来，惠誉的决定并不让人意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家费利佩·席尔瓦也认为，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是合理的。“美国债务上限一再提高，会让投资者对手中持有的美国债券表示担忧，对美国出现债务违约的恐慌也会加剧，进而严重破坏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可信度。”
近年来，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反复发作，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持续激烈博弈。
今年5月，惠誉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当时民主、共和两党围绕上调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谈判陷入僵局。惠誉警告称，美国国会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采取边缘政策，而政府未能有效应对中期财政挑战，导致预算赤字上升、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这些都预示着美国信用面临下降风险。
6月初，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暂时避免了美国政府陷入债务违约。该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党争加剧，美政经治理出问题
“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实际是对美国近20年以及未来长期财政治理能力投出了不信任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向本报记者分析称，目前，大部分美国国债由美国国内投资者持有，美联储是美债最大的持有主体，因此从触发风险的角度来看，美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不大。惠誉之所以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不只是对风险本身做出评价，更是对美国财政治理能力做出判断。“近20年来，美国财政赤字规模越滚越大，债务上限不断提高，美国财政治理能力下降。”
美国财政部网站的信息显示，联邦政府债务规模7月31日已达32.6万亿美元。据报道，美债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惠誉预计，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到2025年将上升至118.4%，远高于疫情之前100%左右的水平。该机构预测，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进一步上升，这将加剧美国财政状况应对未来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
韦宗友认为，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反映出两方面担忧：“一是近年来美国债务屡创历史新高，引起外界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以及美国联邦政府是否有能力支付利息的担心；二是民主、共和两党在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上持续扯皮，将此作为打击对手的砝码，使得外界担心一旦两党无法达成协议，可能引发新一轮联邦政府关门甚至严重债务违约，进而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冲击。财政上的‘寅吃卯粮’和政治上的两党内斗，表明美国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都出现问题。”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社论称，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凸显美国经济决策缺乏严肃性。文章称，美国之所以没有更早、更频繁地被下调信用评级，是因为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但这种“嚣张的特权”并非与生俱来。如果市场察觉到美国在政府治理或履行金融义务能力方面出现更广泛的下滑，这种特权可能会瞬间消失。
“美国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霸权。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助长了美国无节制超发货币，导致美国国债爆发式膨胀。美国国会之所以设定债务上限，正是为了约束债务发行。但是目前，美国两党为了谋取政治选票和党派私利，没有意愿削减财政支出。可以预见，未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和美国财政赤字会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美国还本付息的负担加剧，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财政收入很难覆盖其财政支出和债务成本的上升。美国债务问题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无解难题。”张茉楠说。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不断累积是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问题上多次“不负责任”的结果。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府官员多次选择减税或推动政府支出计划，而非考虑美国未来。
信心渐失，美金融地位削弱
据报道，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次日，美国股市遭遇6个月来最大跌幅。此外，欧洲股市及亚太股市也出现全线大跌，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信用评级被降可能导致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并对美国人的房屋贷款利率等产生潜在影响。
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知名投资人、美国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主持人凯文·奥利的观点称，美国信用评级遭下调，表明人们在对美元和美国国债失去信心。这种信心减弱可能导致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政府支付更高的利率来说服他们为美国的赤字融资，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美国联邦政府借债成本上升，这将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国际投资者也会担忧美国经济以及美国股市是否健康，全球股市会产生连锁反应。”韦宗友说。
惠誉预计，由于信贷条件收紧、商业投资疲软和消费放缓等因素，美国经济可能在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出现“温和”衰退。
专家表示，中长期来看，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反映的是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状况恶化、债务负担加重和政府长期治理能力下降，这可能会一定程度削弱美国的金融地位以及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分析称，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意味着筹资成本上升，也意味着风险上升。这会打击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也会降低美元及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国际投资者会在全球范围里重新考虑资产配置。
“过去，为了解决美国债务危机，美联储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启动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购买美国国债，结果导致美国通胀积重难返。接下来，美国是否还能承受这种高通胀压力？同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将美元作为制裁其他国家的工具，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加速去美元化，未来美国国债由谁来买单？这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张茉楠说。
美国新闻网站“中心广场”引述分析人士观点称，惠誉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举动敲响了“警钟”。正如惠誉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国债持续飙升，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利息成本消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美国即将面临许多重大财政挑战。长此以往，美国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高速公路的信托基金将在未来10年内面临破产。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大者愈大”，中国制造业靠什么形成了这样的规模优势？如何找到新的优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双轮”驱动量质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8%，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9.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3.9%，表现亮眼。
部分细分行业加快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支撑了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据统计，化学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从2010年的23.5%上升至2020年的28.8%；代表新兴产业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6.5%上升至2021年的7.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表现相对平稳。
“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加快崛起共同支撑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张，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对于中国是否还是“世界工厂”的讨论热度很高。多年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在中国建厂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吸引各类资本来投资建厂，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在产能和产量上的规模优势。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经历了两次大蜕变，第一次是依靠庞大的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原材料、土地和能源优势、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全球制造业企业投资建厂，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向我国梯度转移，制造企业主要从事面向我国市场的产品制造和面向全球市场的“三来一补”等产品制造，企业更看重的是我国工厂的成本优势。
第二次是靠产业链集群优势、物流供应链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工人优势、产业配套环境和政策优势等，实现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在我国的布局，企业的产品制造既面向我国市场也面向全球市场，我国工厂具有生产效率高和生产成本低的双重优势。
当前，从区域上看，各地都积极发展制造业。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从区域上看，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若干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成为拉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关兵说。
辩证看“大”与“强”
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31个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
业内常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因而不少人认为规模优势并没有多大用处。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副部长许召元表示，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干中学”效应，很多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在生产中完善技术，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中生产效率的优势就有了重要基础，这包括产业配套优势、产业规模优势等，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我国制造业的“大”为“强”提供了坚实基础。赵刚认为，“大”使得我国制造业形成了规模经济优势，很多产品订单只有在我国才能实现大规模、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例如，同样一个机电或装备类产品在中国制造，原材料充足、磨具能就近配套、整机可实现量产。
“大”能为制造业技术进步提供更多资金、人才和应用场景，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水平，实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
“大”还能为中国品牌崛起提供更多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性价比的代名词，为中国本土品牌做大做强并形成全球影响力打好了基础。
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制造业韧性较强、回旋空间大、抗风险能力强，这一点此前在应对突发疫情、复工复产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新领域新赛道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制造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强链进行延伸，或是在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数字赋能等方式衍生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未来产业的选择和培育提供了更多空间。”关兵说。
专家认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主要是指我国制造业的产能和产量大，但在产品研发设计、高端生产装备、先进工艺设计、先进基础材料、高端品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与美国、德国等相比，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从做大到做强，从量变到质变，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品牌打造，让我国制造企业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具有更强竞争力。
打造竞争新优势
得益于浪潮海岳企业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山东方原集团用工减少40%左右，生产成本降低3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60%，产品质量一致性明显提升，成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首家标杆桥隧装备制造智能工厂。
当前，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高的优势比较突出，依然具备产业链集群、物流供应链、生产技术、高素质产业工人、国内市场、产业配套环境和产业政策等优势，进一步正向增强了规模经济优势，但生产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我国制造的新优势要靠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提升在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绿色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建厂。
赵刚认为，在高端化方面，要发挥我国在清洁能源、核能、电动车、新型交通、船舶、装备制造、电子家电产品、移动通信等领域品牌、技术研发和整机制造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我国形成产业链集群。在智能化方面，应发挥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工厂、“灯塔工厂”，发展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网络化协同能力，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供应链协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中国制造业更具竞争力的效率和成本优势。
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达80%，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但当前，各地更加重视新兴产业。对此，关兵表示，新兴产业整体还处于发展阶段，短期内仍难以填补传统产业的空白，制造业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高度关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另一方面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优势，培育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引领未来增长的新引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我国制造业巩固已有优势，找到新优势，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是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筑牢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一是‘守正’，要继续提升我国产业链集群竞争力、供应链效率、产业工人技能和品牌影响力，保持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的组合优势。二是‘创新’，要着力打造创新链，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形成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赵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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