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丝路 遇见敦煌——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敦煌经验”——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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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敦煌经验”——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莫高窟，一颗耀眼的文化明珠。

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其中保存完好、存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

这也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项标准的遗产点。

经历了1657年，莫高窟魅力依然，这得益于一代代莫高窟人毕其一生的接力守护；但，保护道阻且长，敦煌研究院走过了怎样的漫漫长路，又有哪些成功经验；特别是围绕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探索几何，意义几何？近日，记者专访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

记者：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世界，自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至今，保护始终是放在首位的大事。请详细介绍一下，莫高窟保护经历了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主要病害、保护手段与措施以及效果是怎样的？

苏伯民：守护敦煌是莫高窟人毕生的使命。从1944年至今，敦煌石窟保护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看守时期。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历史结束，有效保护的历史开始。在首任所长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所的人竭尽全力作了当时所能做的一切保护工作，如修筑围墙、清理积沙、修建洞窟间的临时栈道，对洞窟进行编号、摄影，对洞窟的型制，壁画的时代特征、绘画风格、内容等进行研究，并开展临摹工作，制定制度等。但受人力、财力限制，保护工作基本上只能达到一定的看守作用。

二是抢险加固时期。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定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基本工作方针。

1951年，文化部委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的古建、考古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现状，制定保护规划，复原整修部分窟外建筑，也使几座珍贵的古代木构建筑得到初步保护。

1962年，文化部报经国务院批准开展莫高窟抢险加固工程，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对莫高窟崖体进行了加固，于1966年完成一至三期加固工程。198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莫高窟南区南段的四期加固工程，使莫高窟的洞窟及崖体得到了有效保护。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采用边沿加固等方法，有效防止了大量壁画的脱落；60年代，开展了防沙试验，在窟顶建立气象观测站，对气象环境做出初步评价，为治沙和壁画保护提供依据；80年代初，对九层楼开展了落架维修。

三是科学保护时期。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建制，更名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这一时期，引进人才，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科学技术，莫高窟的保护跨上了科技保护的新台阶，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开展了工程地质与环境调查；用新技术、新材料加固石窟；综合性防治风沙；研究壁画和彩塑病害机理、修复材料及工艺；对珍贵壁画进行高保真、永久保存；研究洞窟游客最大承载量；采用计算机技术建立石窟文物档案、工程档案和保护修复档案；进行土建筑遗址和石质文物保护加固研究等工作；同时，还制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管理等综合措施，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莫高窟经验”。

四是预防保护时期。新世纪以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研究基础，持续培育多学科交叉的文物保护科研团队，形成成套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关键技术、规范标准与专用装备，建立了抢救性和预防性并重的科学保护体系，石窟寺与土遗址保护和科研水平在国内外广具影响力，敦煌石窟逐渐成为我国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典型。

这一时期，持续加大投入，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实施“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看窟”旅游开放新模式，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组建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建成国内首座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为深入探索文物病害成因、机理和防控、防治、修复科学技术提供了良好实验平台；建设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一期），逐步实现全院六处石窟全面监测和科学管控，提升石窟寺监测预警能力；推进“平安石窟”建设，一院六地石窟安防系统全面联通，初步建成具有行业示范和影响力的“安全管理平台及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构建了“信息综合、科学研判、协同管理、主动预防”的石窟安全管理新模式；文物安全防范与预防性保护呈现新局面。

记者：当前，莫高窟保护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科学方法和创新探索是值得总结推广的？

苏伯民：当前，敦煌研究院基本建成以保护和管理并重，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为保障的综合保护管理体系。

特别是，紧紧围绕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这一目标，加大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功申报“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1项国家自然科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开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42项，获得授权专利40余件，编制技术标准13项，《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获批建刊并出版。依托科研成果，我院不仅承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本体迁移保护工程”“延安市重点石窟数字化保护项目”等壁画修复、土遗址保护及文物数字化项目60多项，还走出国门为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全院多项文物保护科技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获2020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像成套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关键技术、规范标准与专用装备、预防性和抢救性并重的科学保护体系等经验以及“墓葬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多场耦合下土遗址风化机理与防控技术”“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风沙灾害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等成果值得总结推广。

记者：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怎样理解“典范”？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建成“典范”？

苏伯民：要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首先要把莫高窟文物安全地保护好，就是说保护状态应该是一流的，不应该存在各种各样比较危险的病害。莫高窟营造历时千余年，出现的问题非常复杂，但经过近80年的保护，在国家文物局、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文物局等指导、帮助和支持下，预防性保护、修复技术等越来越好，各类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现在，莫高窟呈现出非常稳定、安全的状态，莫高窟壁画也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稳定。其次，日常保护和修复技术应该在国内是一流的，在世界上也是不落后的。再次，保护和管理是密切相关的，管理是一种大的保护观念，通过多年探索，我们已形成了有效的、科学的、体系化的一套一流的高质量管理方法、管理措施和管理体系。兼顾开放和保护形成的“敦煌经验”，可以为国内乃至世界上其他文化遗产地提供帮助和示范。此外，敦煌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保护研究所、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等一流保护科研团队，在服务于国内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了典范作用。

当然，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保护问题和潜在的风险还会出现，我们将时时关注新问题，不断研究新方法、新材料、新技术，通过科学保护，让莫高窟保存得更好。

记者：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苏伯民：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地上地下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位列第二。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实证，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根脉，这是社会责任，是国家责任，也是全人类的责任。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一流的保护，把莫高窟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让人类文明更加久远地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