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敦煌，承载着世界的目光。
敦煌学，从20世纪初发轫至今，一直牵动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的心，并为之不懈奋斗，最终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境遇一步步走向今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喜人局面。近日，记者专访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一同走进敦煌学发展的百年历史长廊。
记者：敦煌学作为国际显学，其起源是怎样的？
赵声良：众所周知，敦煌学的起源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密切相关。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以及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6万余件。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获悉。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等英、法、日、俄等国的“掠夺者”接踵而至，相继攫取大量文物，后流散于英、法、日、俄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特别是法、英、俄、日等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可以说，藏经洞的发现，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推动了东西方学者的竞相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敦煌学。
记者：敦煌学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随着时代发展，有何变化？
赵声良：敦煌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随着时代发展，敦煌学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涉及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经济、语言文学、民族、民俗等众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属于交叉学科，其中也包括粟特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等“绝学”“冷门”领域。又继续扩展延伸至对丝绸之路历史，中国西部古代民族文化以及中亚、西亚及南亚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
记者：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学回归中国”，几代敦煌学人如何赓续接力？敦煌学传承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赵声良：由于20世纪上半叶复杂的社会因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学者和成果较少，国际上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这极大地刺伤着中国学者的自尊心。
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但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国收藏机构，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极大困难和不便。20世纪初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的陈寅恪，是第一个看到国外敦煌资料的中国学者。他开创了敦煌学研究的风气，也是最早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第一次提出“敦煌学”这个学科概念的学者。他还号召学者使用好遗留的敦煌文书，做好敦煌学基础研究。
1935年至1938年，向达在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书期间，抄写了数百万字的敦煌文书，为后来国内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构，在常书鸿的带领下，开始临摹工作，为开辟敦煌石窟研究新领域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彩塑和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等前辈临摹了大批敦煌石窟中经典的代表性壁画，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在弘扬敦煌艺术的同时，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和图像的关注和研究。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接替常书鸿担任所长，还是1984年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面对我国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现状都焦虑不安。他呼吁：要抓紧时间，急起直追，多出成果，才能赶上国际学术界前进的步伐。要迅速提高研究水平，逐步扩大敦煌文物研究的领域，逐步拿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现状，为国争光！
段文杰率先垂范，夜以继日，先后写出《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等论文，概括出了一部相对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在他的带领下，经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共同努力，除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等一系列出版物，敦煌研究院也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这个科研团队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人为敦煌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值得一提——
1982年，敦煌研究院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从不定期，到季刊，再到双月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至今已出版200期，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核心期刊。
1983年，季羡林担任会长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奋起直追，广泛深入开展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以丰硕成果为敦煌学当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相继成立敦煌学研究机构，开设敦煌学相关课程，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保证了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后继有人。
1984年至1998年，季羡林率领敦煌学界编写了《敦煌学大辞典》，对总结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并向大众普及敦煌学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国在敦煌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研究有素、成果卓著的学者，贡献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1988年8月20日，季羡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看法，得到一致赞赏。中国学者已不再耿耿于怀“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而是以开阔胸怀，欢迎全世界学者携手从事敦煌学的研究。
记者：现在，国际学术界已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围绕敦煌学研究，敦煌研究院有哪些主要成果？
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基于敦煌石窟及其藏经洞文物的多元价值，开展了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深度研究，创立了以“客观临摹、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为核心的壁画临摹方法，开创了多学科交叉的石窟考古报告编撰新范式，构建了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文献并重的学术研究体系。特别是近4年来，成果丰硕。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承担和开展“敦煌河西石窟多语言壁题考古资料抢救性调查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成《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二卷）编撰，推动《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第二卷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考古报告》《北石窟寺第165窟考古报告》编写，开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修订，出版《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通过现代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作，探索的石窟寺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初步构建起石窟寺科学考古研究体系，形成了考古报告规范化编撰体系。
——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承担“敦煌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研究”“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研究”“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国家级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项目50余项；开展“海内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书信文献整理与翻译”“法藏敦煌汉文非佛经吐蕃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吐蕃时期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出版了31卷大型图录《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刊布了甘肃省13家单位收藏约6700件的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相关研究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整理出版了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全面展示敦煌艺术的整体面貌和研究成果，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在大型综合类辞书出版领域的空白，荣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开展“敦煌石窟盛唐壁画色彩美学研究”“敦煌石窟供养人服饰研究及活化利用”“敦煌石窟乐舞文化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艺术研究项目；圆满完成国家版本馆7个专题特藏室主视觉壁画绘制任务，受到肯定与好评；持续创作蕴含敦煌艺术价值、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创作的大型壁画《丝路文明》《丝路印记-玄奘西行》《锦绣丝路》等入选全国美展。
记者：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那么，我们是如何定义“高地”的，“高地”有哪些标准？未来，“高地”建设的规划是怎样的，又将如何实践？
赵声良：建设“高地”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领敦煌学研究，或者说吸引国内外学者到敦煌来，到敦煌研究院来；敦煌研究院也要搭建平台，团结、凝聚全世界敦煌学学者携手敦煌学研究；高质量办好《敦煌研究》《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两个期刊，吸引全世界敦煌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传递敦煌学研究的最强音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今后将继续秉承“开门办院、开放研究”的宗旨，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形成完善的石窟文化价值研究谱系，引领国际敦煌学研究方向，建成敦煌学权威阵地。一方面，继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邀请各国专家学者到敦煌交流、研讨、讲学，共同引领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同时，积极“走出去”，通过考察、交流、展示，让敦煌学研究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继续推动《敦煌研究》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敦煌学最高水平、最新研究成果的权威展示平台。同时，加大培养力度，让年轻一代成长为敦煌学界的中坚力量，让敦煌学研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图片由敦煌研究院王嘉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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