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关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地、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史及中国古代史上极具典范象征意义。千载之下，其文化内涵早已超出具体所指，成为历史文化感鲜明的空间符号和丝绸之路标志性地物。
回溯玉门关的历史，伴随历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变化及中西交通路线的更迭，玉门关的关址曾有过几次变迁：汉唐时期玉门关曾先后设在今甘肃省嘉峪关市、敦煌市、瓜州县境内；五代以后又重新回到嘉峪关一带；明代所设的嘉峪关，也可视为古老玉门关的延续。
最早设置的玉门关
通过对文献及遗迹的考察，我认为嘉峪关市区西北约10公里的石关峡，是历史上设置最早的玉门关。该峡又名水关峡、黑山峡，位于嘉峪关黑山南部。嘉峪关黑山系河西走廊北山向南突出的一片剥蚀残山，山体平地拔起，横亘于走廊平原之上，相对高度200至500米，最高峰达坂顶海拔2799米，为疏勒河流域与黑河流域的分水岭。山体南部有一条东西向延伸的天然峡谷，即石关峡，长约10公里，贯通整个山体南部，宽百米许，南北两侧山体高耸，形势险峻，正可谓“关在南北山间”。峡内有大道，可通车马，是古代由酒泉西出的要口。峡中还有一股溪流由西向东流去，溪水自南北两山崖间渗出，汇为水流，今名红柳沟，浇灌峡口以东黄草营村的土地。这道溪水为穿越石关峡的古人行旅提供了良好的补给水源，而古人在干旱戈壁地区行进，沿途人畜水源补给素来是首要问题之一，古人由肃州西行七八十里（约一日行程）恰可得到红柳沟溪水的补给，因而石关峡也就成了十分理想的必经通道，峡口所在无疑为要隘重关。
汉代最早设立的玉门关，亦即道宣所谓“故玉门关”应在今天的石关峡。它位于敦煌以东，约于武帝元鼎六年始筑，至太初二年李广利首次伐宛后不久，随着武帝经略西域的需要，遂西迁至敦煌郡西北，汉玉门关因此确有西迁之举。西迁前名玉门关，西迁后这里改置障城，遂名玉石障。当时之所以有“玉门”“玉石”之名，一方面无疑由于西域向中原贡玉的孔道经由此峡，二是当地自古亦产玉石（硬玉，质地次于昆仑山北麓所出透闪石质软玉），早有玉石山之名，今天酒泉夜光杯所用部分玉材仍采自是山。
以上推断，此外我们还需要考察考古遗迹方面的证据。
证据之一：玉门关是汉武帝元鼎六年之际伴随着修筑令居至酒泉间的长城而设立的，由此既然推断石关峡为最初的玉门关，那么该峡一带是否也相应地找到了汉长城遗迹呢？该峡是否仍存汉代关址呢？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我们今天在石关峡以北不仅仍可见到长城残迹，而且还可以看到南北两道长城遗迹留存。距石关较近的一道长城遗迹，东起黑河岸边的今高台县天城村正义峡山嘴墩（汉燧），与沿黑河延伸的张掖至古居延间的汉塞遗址相接,由此一直西延至石关峡西北25公里许的红柳沟下游（断山口河）今金塔县南部瓜塘子沙窝，长约125公里，但其中间穿越酒泉绿洲北部的大段塞垣缺失，系历史上农田开垦之故。
又由此可以推知，玉门关西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太初三、四年间（公元前102～前101年）或稍后，亦即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据《史记·大宛列传》，李广利再伐大宛至太初四年得胜回师“军入玉门者万余人”。此处不再言军入敦煌，推测此时之玉门关已移于敦煌西北。由此来看，石关峡作为最早的玉门关存在了大约10年，即从元鼎六年（前111年）或其稍后开始，延至太初三、四年间（前102～前101年）。
玉门关虽自石关峡西移，但该峡作为丝绸之路大道的通衢要口，又有红柳沟水可供行旅补给，其重要的交通、军事地位并未降低，并有北部两道长城屏蔽，故而此后这里又有玉石障之设。
证据之二：石关峡内及其西口今仍确有汉代城堡遗迹留存。石关峡内的古堡名石峡堡，又名石关儿营。据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李应魁《肃镇华夷志》、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等记载，石关儿营“在嘉峪关西北，离（酒泉）城七十五里……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兵备副使行菴陈其学筑一营，以备西北山口，有御寇矣”。该堡虽系明代所筑，但记载其“旧有石关儿口墩一座”，明人筑堡是在原有旧址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实地考察，我之所见堡墙于红柳沟南北两侧今犹断续存留，用片石、夯土夹柴草筑成，为典型的汉代筑城方式，表明早在汉代这里就筑有城堡。
证据之三：石关峡东口北部向东，沿嘉峪关黑山山梁今仍保留一列连续的古烽燧，由西向东依次为钵和寺后墩、钵和寺西墩、居中墩、野麻湾后墩、马路山墩、梧桐墩等，一直延至金塔县境内，与金塔汉长城遗迹相望。这些烽燧虽为明代烽燧，但从其构筑方式（夯土夹柴草，或土墼夹柴草）及其周围散落的汉代陶片等遗物来看，均系汉代始筑，明代烽燧是在汉烽原有的基础上补筑而成的。这一列烽燧对于石关峡口以及酒泉通石关峡的道路可起到有效的屏蔽、防护作用。由此可见，石关峡确为汉代颇为重要的关口。
此外，要确立石关峡即为最早设置的玉门关，还需要自然地理方面的证据：石关峡扼守由酒泉西行的必经要口，距酒泉恰为古人一天行程之处，且峡中又有水流可供行旅补给，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其形势显然。若古人舍此峡选择他途西行，要么翻越峡北高峻陡峭的嘉峪关黑山，要么绕行黑山南面干燥无水长达百余公里的戈壁滩，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都十分艰难，殆不可行。因而石关峡就成为古代行旅无可选择的必经之地，汉代设玉门关（后为玉石障）于这里，势之必然。
综上可见，汉代最早设置的玉门关应在今嘉峪关市石关峡，设关时间约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其稍后，是年由令居（今永登县境内）“筑塞西至酒泉”；随着汉长城继续由酒泉西延敦煌，约在西汉太初三、四年（公元前102～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或其稍后，玉门关遂西迁至敦煌西北一带，石关峡原址改置为玉石障。
敦煌西北的玉门关
对于敦煌西北玉门关的关址所在，历来文献记载不尽一致。1943年，于敦煌西北80公里许的小方盘城附近出土“玉门都尉”等汉简，不少学者因之认为此城即汉玉门关。另有学者认为，小方盘城并非玉门关关址，而应为玉门都尉治所，关口当在其西。1981年甘肃省博物馆吴礽骧等，通过对敦煌境内汉长城烽燧的调查和所出汉简的考证，初步考定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为西汉玉门候官治所，玉门关为玉门候官所辖，其确切位置似在马圈湾西南0.6公里处，但关城遗址未找到，或已毁坏无存。
从小方盘城目前考察的规模来看，我以为作为重要设施的玉门关，实在是太小了一点。该城近乎正方形，夯土版筑，南北26.4米，东西24.4米，城内面积仅约400平方米。作为对比，汉代敦煌悬泉置的面积（包括主体建筑、灰区、马厩及其附属建筑）共占地22500平方米，仅其坞院就达2500平方米，而小方盘城与之差距较大。而且悬泉置在汉代尚且只算是一座“置”的规模，自然不能与玉门关这样一座位置显要、人流车流往来频繁、名垂千古的雄关的规模相比。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敦煌市博物馆的研究者在小方盘城周围发现了若干墙垣、灰坑遗迹及一批新的汉简。考古发掘显示，小方盘城正东115米处，残存南北走向的坞墙，长75米，坞墙北端又向西北延伸18米，南端向西延伸，总面积约12000余平方米。小方盘城北又有东西向的坞墙，长约40米，北、西两面坞墙内均有大面积的汉代文化层，均遭严重破坏。从新的考古发掘来看，我们能够明显看出小方盘城周围是存在一个外城的，小方盘城被包围在这个外城内。小方盘城坞墙外东南角还发现一小坞堡，正东250米左右又有一坞，在其南侧300米又发现汉代房屋遗址三座，小方盘城西南300米有支线长城一道，可向南一直延至阳关。由此观之，小方盘城在这一带军事系统中地位较为重要，应为该系统中最高军事长官居所——玉门都尉府，而玉门关址则在小方盘城西侧150米处的长城线上。
另需指出，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随着由瓜州径通伊吾的伊吾道（该道在唐代又名第五道，或莫贺延碛道）的开通，玉门关遂东移至今瓜州双塔堡附近。尽管如此，敦煌西北的玉门关仍在使用，并未废弃，史籍上名之为“故玉门关”。特别是在唐代，于敦煌文书见，矟竿道（敦煌向北径至伊州的道路）兴起，与伊吾道交替通行，矟竿道必经“故玉门关”而往。
瓜州县双塔堡附近的玉门关
东汉中期以迄唐代，玉门关关址又由敦煌西北迁至敦煌以东的瓜州晋昌县境内。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唐玄奘西行求经，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今锁阳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径，有人告知，从此北行50余里有一瓠瓜庐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玄奘遂在瓜州找了一位胡人向导，于半夜到达河边，遥见玉门关。“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瓠瓜庐河即今流经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此处标明瓜州晋昌城以北50余里的瓠瓜庐河上置有玉门关。《隋书·西突厥传》《元和郡县图志》等亦记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界。
玉门关址由敦煌西北东迁至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的时代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考察关址东迁的原因，显然与当时伊吾路（即由瓜州经玉门关径趋西北直达伊吾的道路）之开通直接相关。《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十七年“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通过考察判断，昆仑塞为汉敦煌郡境内长城的重要区段之一，属宜禾都尉辖，其遗迹正是位于今双塔堡以北一带的塞墙。白山即今哈密市北境的天山东段，蒲类海即今哈密以北约140公里天山北麓的巴里坤湖，车师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后汉书·耿秉传》亦记此役：“十七年夏，诏秉与（窦）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后汉书·窦固传》则记载，是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
五代宋初的玉门关
通过考察资料，石关峡这一最早的玉门关址，迨及五代宋初，又被重新利用再设玉门关。
证据之一：敦煌遗书《西天路竟》（S.0383）：“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当时由肃州西行一日可抵玉门关，此玉门关无疑为石关峡。由此玉门关西行至沙州界（即当时沙州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域界）尚有百里，至瓜州（今锁阳城）则需百里再加二日，约三天的路程。瓜州位于肃州西约400里，则距上云玉门关约300里许，恰合三天行程。由瓜州至沙州又需西行三日，而沙州恰位于瓜州西300里。可见S.0383所记行程清晰准确，此时的玉门关即今石关峡。
证据之二：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肃州酒泉郡条记，肃州“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同卷河湟甘肃瓜沙路条记：“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肃州西至玉门关70里，渡玉门关90里（渡，当为渡过、穿过之意），可见玉门关长约20里，这恰与石关峡的长度10公里相符，此亦可证前考石关峡为最初所置玉门关无误，均为一天的路程，与S.0383所记合。由此证明宋初的玉门关确位于肃州城西一天行程之处。
证据之三：五代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载，由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金河，即源出祁连山北麓，流经酒泉城西、城北的讨赖河，下游名北大河，汉时谓之呼蚕水，唐、五代唤作金河。考之史籍，肃州附近从未设过天门关，所记天门关在肃州西百里，百里系取成数，其位置相当于上引史料中的玉门关,“天门”当为“玉门”之误，因字形相近或字体漫漶致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早就指出，此处的天门关即玉门关。至于所记肃州渡金河西二百里的玉门关，实则为当时玉门县的所在，而非玉门关。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通典》卷172等皆云，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许，天宝十四年改军置玉门县。故知高居诲之玉门关实为玉门县之讹。《大清一统志》卷212、清《玉门县志》等史籍亦认为这里的玉门关盖玉门县之误，依其位置来看，五代玉门县的所在亦正是位于今玉门市赤金绿洲的汉玉门县故址赤金古城。
综上考知，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址石关峡，在五代宋初被重新设关，玉门关从隋唐时的关址（今瓜州双塔堡附近）再度东迁400里许，又返回到最早的关址石关峡。
五代宋初之际，玉门关为何又要东移呢？笔者曾考得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当时河西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石关峡的位置恰位于东面的甘州回鹘政权与西面的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天然分疆之地，正处在两边的关口之地。另一方面还与当时瓜州直通伊州的伊吾路的荒废，以及沙州社会长期稳定、沙州通往伊州之矟竿道的畅行有关。
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存在了约130年，自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销声匿迹了。玉门关自西汉元鼎六年或其稍后设置以来，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历时1140余年，关址最早设在今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间李广利二次伐宛之际西迁敦煌西北，东汉中期又东徙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重新回到石关峡。玉门关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明代所建之嘉峪关，虽无玉门关之名，但与石关峡地域相近（位于石关峡东口南仅6.5公里），且岗峦相接，实际上可视为二者一脉相连。前引《肃镇华夷志》云，这一带“地势险要，西南北三面插入虏穴，止东一面通于甘州”；“嘉峪关，设在临边极冲中地”。因而自汉迄明，从最早的玉门关、东汉以来的玉石障、五代宋初的玉门关，直到明代嘉峪关，古人千载之下一直在这一带设置关口，作为军防及交通要隘，由此观之，明代嘉峪关可称之为玉门关的历史延续。 （节选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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