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河西走廊都有一条“彩陶之路”

带盖彩陶瓮，红山文化器物，距今5000年，牛河梁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5500年，甘肃省博物馆藏。

青海省博物馆设有吐谷浑展区，用文物和图片展示吐谷浑政权的发展历程。图为展板上绘的《慕容氏西迁示意图》。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访古寻踪

日前，“一带一路上的河西走廊”大型全媒体集中采访活动在甘肃省进行，河西走廊再次引起热议。与此同时，我省的“辽西走廊”也引起人们的关注。“河西”与“辽西”两条著名的交通要道，经贸、文化交流廊道，分居中国北方一西一东两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两地出土的彩陶有共同走向

千载风云激荡，万类霜天自由。

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一横一纵，一西一东，相距2000余公里。作为国内两大著名文化交流通道，“河西”与“辽西”两大走廊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密切联系。

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这条长约1200公里的通道横卧在甘肃省西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

辽西走廊，因穿越“古辽西”而得名。这条长约500公里的通道南起燕山，横穿医巫闾山，直抵辽河流域，呈西南-东北走向。

虽然所处地理空间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河西”与“辽西”这两条承载了厚重历史印记的廊道，在几千年的时间迭代中熔铸了相同的文化底色——它们既是经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也是民族交往交融的重要廊道。换言之，这两条历史廊道既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的践行者，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代表者。

若要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节点上追根溯源，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最初互动和交流，与史前的“彩陶之路”有关，距今已有5000多年。

甘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彩陶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线条流畅、纹样别致、造型独特的彩陶，不仅是河西走廊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独特文化风貌的体现，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河西走廊上的彩陶最早出现在8000年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国内其他地区彩陶没落后，这里的彩陶仍代际相承持续了5000年。甘肃省博物馆“彩陶艺术展”展厅沿着时间轴线陈列了各式彩陶，勾勒出一条不曾中断的“彩陶之路”，尤其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史前彩绘艺术珍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曾对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有过这样的论述：这条路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互动、融汇、发展和兴盛都产生过非凡的影响。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500年，河西走廊上的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与此同时，地处辽西走廊上的红山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彩陶”上，“河西”与“辽西”以仰韶文化为交流点，有共同的走向，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表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沿着辽西走廊北上，在辽西地区“开花结果”，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彩陶，就是庙底沟类型北上的实证。

实际上，辽西走廊上也曾有一条“彩陶之路”，就像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前身一样，辽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而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沟通欧亚的商贸通道。

　慕容氏从辽西迁至河西走廊附近

如果说史前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河西”与“辽西”走廊的彩陶注入了同一个文化基因，那么，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关联又进一步密切，因为它们面对同一个族群袭扰：匈奴。

2000多年前，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此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了“河西四郡”，支撑起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与此同时，汉武帝在辽河以东地区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被称为“汉四郡”。辽西走廊是连接中原地区和“汉四郡”的重要通道。

“河西四郡”和“汉四郡”设置的过程，也是西汉王朝与匈奴对决中不断获胜的过程。汉武帝在河西走廊“断匈奴右臂”，在辽西走廊一带又“断匈奴左臂”，匈奴势力衰弱。就这样，西汉王朝既保证了边疆安全，又保证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顺畅。

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位西汉名将，他就是被称为“飞将军”的李广。

李广骁勇善战，有勇有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诗中的“飞将”指的就是李广。“龙城”则是指右北平郡，其位于辽西走廊上，西汉时期，李广曾任右北平郡太守。后来，随着西汉与匈奴战事发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又从东北向西进军，参加了“漠北之战”。最终，西汉取得胜利，加速了我国北部地区进一步的统一和开发，可谓意义深远。

如果说两汉时期，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是共同打击匈奴的前沿一线，那么，此后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两条历史廊道之间又有了紧密联系。

吐谷（读yǔ)浑，一个前后大约存在了300多年的政权，其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共和县一带。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学者周亚利说，吐谷浑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辽宁朝阳建立政权的前燕和后燕同根同源。3世纪末，慕容鲜卑的一支从今天的辽西地区西迁，穿越河西走廊，最终在今天的青海地区建立了政权。其疆域范围与河西走廊毗邻，其间，这支政权也曾进入河西走廊，并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交汇。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

几乎在吐谷浑西迁的同时，一名叫昙曜的僧人在“河西四郡”之一的武威市附近的天梯山上，带人开凿窟洞。20多年后，昙曜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开凿了云冈石窟。又过了30多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在辽西走廊上的义县，东北地区唯一佛教造像石窟群——万佛堂石窟开凿。

相同的凿窟技艺，相同的塑像手法，石窟文化，自西向东，一脉相承。

　一条明长城连接两廊道

戈壁荒漠，巍巍雄关，尽显浩气荡荡。

站在明长城西端点的嘉峪关关城上，极目远眺，远处的山脉延绵起伏，雄峻壮阔；树木葱郁，古朴巍峨，尽显气势壮阔。站在明长城东端点的丹东虎山长城上，放眼望去，满眼绿色，心旷神怡，在枝叶繁茂的林间，一条“长龙”蜿蜒前行，气势恢宏。明长城在穿过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后，将甘肃的嘉峪关市与辽宁的丹东市串联起来。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虎山长城，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西起嘉峪关、东至虎山的明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认为，长城是文明与文化交流联系的纽带，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并存的标志。在修筑长城所进行的人口迁移过程中，民俗和文化得以传播。同时，位于交通要道和要冲的墙体、关隘和军堡为内外族群交通、贸易提供了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