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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师表与文人心志——说巩建丰(上)

来源/ 天水日报 作者/ 时间/2023-10-19 23:35:59

□ 牛勃

巩建丰(公元1673年—1748年),前清教育家,伏羌县(今甘谷县)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还乡,以讲学著书为乐,学生数百人,人称“关西师表”。

清朝议大夫、翰林院侍读学士巩建丰(公元1673年—1748年),伏羌人,亦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甘肃日报》上我看到裴慎先生的一篇短文,始知在甘谷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文章很短,事迹没记住,只是把一首叫《不寐》的诗抄下来背了,“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室九空灶生尘。鸠形鹄面忧为鬼,背井离乡欲丐人。闻道开仓施户口,怎能涸鲋想涎津。”1996年主编《甘谷县志》,在《艺文志》中选编巩建丰诗歌时,本想选《不寐》,后来却选了《观稼》二首:

绿柳阴中场圃开,黄云比栉叠成堆。

老农荷筱循原去,少妇停机饷馌来。

炎官火伞照方中,汗雨挥来浃背红。

一任成珠流及髁,何曾摇扇受轻风。

将《朱圉山人集》十二卷全部读完,细心比较选中两首入志,不能说不认真。三十刚刚出头的我,喜欢的是《观稼》生动的生活情趣。年届知命再让我选的话,我会毫不含糊地选择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不寐》。这种变化,不是基于年龄、社会,而是基于对巩建丰和其作品的认识。但要说真正认识巩建丰,还是从校点《伏羌县志》开始。

1998年,在《甘谷县志》编纂完成付梓出版的间隙,我产生了校点甘谷几部古志的想法,并迅速付诸实施,而第一部,自然是巩建丰的《伏羌县志》。从校点到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感受着巩建丰的文风墨韵,感受着他的博大精深和锥心之痛,他有作为国家栋梁和朝廷要员指点江山、壮志凌云的一面,更有作为普通人和父亲深沉绵密的一面。后来,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牛敬飞邀我校点清叶芝编纂的台湾版《伏羌县志》时,在许多关于巩建丰的记述中,我一次次想起巩建丰在《伏羌县志》卷十《烈妇》中对儿媳那锥心的记述:

举人巩敬缉妻蒲氏,今太史公之长媳也。性慧而贞,克执妇道。缉于雍正癸卯举乡荐,会试不第,因留事太史于京邸,越二载,未归。蒲奉姑益顺,姑极钟爱。丙午冬,太史视学云南,缉随任,构疾卒。家闻讣,蒲号呼恸跌,损厥首指,死而复苏。其家设灵致祭,乃潜登楼自缢,适一婢奔救,复从数栏飞下,头破血涌,伤左股,卧床三月。姑时为哭劝,蒲呜咽流泣曰:“非不知恩厚,奈夫亡,妇难独生,又无子可继,不死何为?”逾年柩归,撞头棺上,几毙。姑令婢不时环守,迨葬期将届,意欲同穴立节。忽修发整容,言笑自若,家人疏防,仍赴楼自经衣桁间,年二十四。

我不知道巩建丰如何压着极度的悲痛写下以上的文字,作为主编,一遍遍阅读校对时,这些文字如何利剑一样刺着一颗破碎的父亲的心。不论怎样旌以“名门奇节”“烈日严霜”,如何“建坊旌表”,表面的光鲜后,作为父亲,悲伤的心岂是旌表所能安慰得了。不到三百年,坊表早已不见,能见到的只有这滴血的文字,在近乎冷酷间泣诉着二百多年前那惨烈而悲壮的一幕。这些文字,让我在表面的光鲜下看到了巩建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种难言的痛苦,在校点叶芝《伏羌县志》时,又经历了一次。往事如昨,斯人远去,独留高峻与悲痛,和朱圉山一起在暮色中沉静。

自号朱圉山人的巩建丰,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朱圉山,磅礴巍峨,滋养了秦,滋养了大秦帝国,滋育了中华文明的朱圉山,一座甘谷人民心中的神山和圣山。

巩建丰,字文在,一字子文,号渭川,别号介亭,晚年自称朱圉山人。生于伏羌(今甘谷)一书香之家。高祖巩龙光,官至明代山东兖州府通判;祖父巩国势,本邑庠生,笃学尚行,赠先生官;父亲巩维桢,曾受业国子监,充博士弟子。出身于这样一个诗礼昌炽之家,加之幼年父逝,巩建丰聪明懂事,知书达理,事母至孝。清贫的生活和书香的熏陶,造就了他诚实谦逊、礼让恭行的品格和勤奋刻苦、好学不倦的韧劲。他才思敏捷,志向远大,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七岁能诗,未十岁即文,从小诵读四书五经和《纲鉴捷录》等书,信奉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入学后更加勤奋自励,才学远高于同辈,21岁入泮(清代称考取秀才为入泮),补为增广生员。

像许多士子一样,入泮后的巩建丰一边继续深造、思谋上进,一边在县城内柳湖滨开馆收徒讲学。巩建丰的上进之路并不平坦,多次参加乡试不第,年届四十依然为生员。可他的学馆却颇有嘉声,远近学者慕名前来,受业者络绎不绝。

现在说高考是独木桥,比起古代,这个独木至少是一根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大木。真正的独木桥还要算古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一考的科举考试,一次录取的进士大多数年份不到300人,平均一年就几十个人,相对于全国的考生,实在少得可怜。但要上进,绝大多数人还得从这个窄得可怜的独木桥上战战兢兢地过。能走过去,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无一不是命运的宠儿。而大多数人,能成为“生员”就很不错了,能中举成为“举人”,门楣焕彩、喜从天降。至于“进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只是一场玫瑰色的美梦。

科举制度在不同时期规定不尽相同。以明清两代为例,读书人先须参加“童试”,参加者无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名“庠生”,俗称“秀才”。“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廪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可参加正式科举。

正式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其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称“亚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于礼部举行,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解元”“会员”“状元”,即所谓的“三元”。

  看小说戏剧,常有某个落魄士子一朝得志,连中“三元”,从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其实,据有史可查的资料,从科举制度开始至其消亡,连中“三元”者仅13人。他们是唐朝的张又新、崔元翰;宋朝的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朝的孟宗献;元朝的王崇哲;明朝的商辂;清朝的钱檠和陈继昌。真乃天之骄子,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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