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偏北走长城

● 都乖堂

西北偏北，特指从兰州出发翻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直至甘肃与新疆交界星星峡这一特殊的地理走向。再向西延伸，沿着张骞凿空西域之路，横穿帕米尔高原，可直抵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大陆。

关   城

嘉峪关长城防线上的人工长城倚凭境内及其周边峡谷、崇山、湖沼等天险，与地理地势紧密结合，构成了以嘉峪关城要塞为中心，西南起祁连山北麓红泉墩，南至肃南县境内卯来泉堡，西至玉门市境内骟马城以东，北至花城湖以北金塔县境内，东至肃州银达镇两山口堡以西，东南至肃州金佛寺堡，依地理梯次分布、层层设防、广阔纵深的庞大军事防线。

关于嘉峪关长城防线如何改变世界历史，还得从中亚枭雄跛子帖木儿说起。

帖木儿原本只是个中亚的小贵族，凭借过人的勇气、胆识和智慧，逐渐由一个小军阀建立帖木儿帝国，成为当时世界面积最大的统治者。他总以成吉思汗后人自居，为此他还专门娶了一位黄金家族出身的皇后，将自己入赘为蒙古黄金家族的一员。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帖木儿先后把蒙古国后裔汗国打败、肢解、吞食，决定用战火将昔日帝国的疆土全部恢复。在统治西亚、中亚和南亚后，帖木儿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大明。

帖木儿崛起之时，正值朱元璋驱逐蒙元势力，建立了明朝。宋国公冯胜横扫河西，兵锋直指哈密，大有征服西域，恢复汉唐疆域之势。然而明军终究还是没有西进，而是建立了“关西七卫”前沿哨所，构筑起了强大的嘉峪关军事防线。对于明军的西进，西域的各大蒙古封建主都感到了恐惧，纷纷向明朝纳贡示好，其中也包括帖木儿。但他暗地里却秣马厉兵，准备对明朝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服战争。1404年11月，帖木儿打出“为蒙元帝国复仇”的口号，率20万军队从帕米尔高原出发前锋抵达塔里木，快走到嘉峪关地域时，帖木儿突然暴病而亡。这样，世界避免了一场大明朱棣与中亚枭雄跛子帖木儿的大决战。

对于帖木儿帝国的威胁，明成祖朱棣可谓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加强西北边防，另一方面准备向中西亚列国示威，让他们知难而退。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七月，明王朝邀请了20多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并沿嘉峪关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让他们看看明朝的军威和边防要塞的巍峨。次年，又在南京举行了一场超大规模的阅兵，并让帖木儿帝国以及列国使节来观看。

在大明的军威之下，各国使臣受到了极大震动，史书记载：“列国使节俱惊，皆膝行觐见陛下”。在膝行的使臣中，自然也包括之前表现得十分倨傲的帖木儿帝国使臣。同时，出使明朝的副使盖苏耶丁在回忆录里坦言：“契丹（中国）国势强盛，绝不可图，别说是20万大军，即使派出十倍的大军也不可征服啊！先帝（帖木儿）驾崩于东征途中，真是一种幸运啊！”

西去东归，羌笛横吹。千年之后，狼烟遁去，但因战争阴霾而诞生的嘉峪关长城防线，却在千百年的坚韧挺立中，依旧绽放着夺目的光芒，不朽而必将永世长存。

长  城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修筑过长城，尤以秦、汉、明三代的规模最大。时至今日，秦长城的遗迹已不多见，现存于全国各地的长城遗迹多为汉、明两个朝代的。甘肃境内长城总长度3654公里，居全国第二。其中，河西走廊现存汉长城1400多公里、明长城1200多公里，素有“汉障明墙”之说，被誉为“长城露天博物馆”。

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最早修筑河西长城“令居塞”700多公里。其共分三段筑成，东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始起今永登县滨河处，向西北绕过民勤县北部，西过永昌、山丹、张掖之北，经东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越临泽、高台，而达酒泉以北的金塔县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门关之间的边塞，东起金塔县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门关。西段是敦煌至盐泽之间的边塞，东起玉门关，西沿疏勒河向西，经哈拉湖到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

汉长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望侯”为原则，辅以军事坞堡、报警烽燧、交通驿站和保障粮囤。整条长城以壕沟代替墙垣，全线由壕沟、山崖石壁、自然河岸和故城、坞堡、墩台、亭堠等列障构成，形成了塞防天堑，要隘守关，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防御体系。

雪山、绿洲、荒漠、烽燧、古堡、城隘，行走西北偏北河西廊道目力所及的景观要素随处可见。汉塞、列障除了军事防御和保护丝路畅通，在保护河西屯田开发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年代久远，迄今仍清晰可见。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派三路大军北征，而主力军却受到挫败。朱元璋便采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谏言，放弃武力统一草原诸部的措施，推行战略防御政策，不惜耗费巨大国力修筑长城，开始在北方实施设郡、军镇，筑城堡、立卫所、建关隘、置墩台的防戍部署。

河西明长城主要修筑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以景泰县境内黄河西岸索桥堡为起点，由此西沿至古浪，以汉长城为基础，至武威双城乡附近，离开汉长城，至永昌县又与汉长城会合，至高台县罗城乡北，又与汉长城分开，经酒泉市鸳鸯池附近，再由酒泉下古城明沙窝怀茂乡入嘉峪关境内，经新城、野麻湾到嘉峪关，总长957公里。

明长城驿城、列障居守关隘要津，城防、关隘、都司、卫所各种军事防御设施齐全。河西境内现存烽燧、墩堠约1000余座。东西走向多分布于长城内外的关隘、丝绸古道的堡寨村庄附近；南北走向多分布于焉支山、祁连山北麓和龙首山、合黎山、黑山南麓的辽阔田野和广袤草原。

物换星移，时更代革。时至公元十七世纪前后，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劳役停止，长城军事防御的历史使命也业已结束。两千多年来，万里长城的修筑，给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十分深重和沉痛的。但是万里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对政治长安、经济繁荣、军事固防、民族交融、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是积极深远的。

城  市

一路走来，对一座城市的认知或记忆，往往从它的标志性地点或建筑开始，因为每个城市最显著的地标也都镌刻着城市的历史文脉和精神内涵。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关命名的地级城市，素有“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也不例外。没有地标的城市是没有识别力的，也缺乏强大的生命力。城市地标，不只是城市历史的代言，也传播着现代城市的魅力，推动着城市的未来发展。

城因人聚而居，市因城固而兴。在冷兵器唱主角的封建帝国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除了英勇的武士、指挥官的谋略、军队的士气以外，依托地形，架构工事，凭天险御敌于国门之外，无疑乃首选之策。正是在河西前哨长城堡垒的庇护下，才诞生了令全世界仰望膜拜和国人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

在现代人眼中，开放似乎是沿海城市的“专有名词”。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位于中国西北偏北、身处亚欧大陆腹地，被高原、山脉、沙漠、草原包围的河西走廊狭长地域，却站在了那个时代“对外开放”的前沿。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广的河西走廊，就会发现在陆地时代，河西四郡组成的“敦煌—武威城市群”，恰如今天海洋时代，由香港、深圳、广州、澳门领衔的粤港澳大湾区。

这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针锋相对的焦点。在游牧民族的眼里，她是水草丰美的后方；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将是一次通向西域、走向开放的契机。

这里是游牧与农耕长期拉锯的百战之地。祁连山下水草丰美，绿洲之上农田肥沃，它兼具着塞外大漠孤烟、骏马秋风的英雄气概，和中原开疆拓土、封侯拜将的士子风流。

这里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碰撞的交汇之所。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敦煌石窟的漫天佛陀。她站在“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搭建起一座各路商贾云集、四方风物荟萃的大舞台。

这里是吸引李白、李贺、王维、高适、王昌龄、岑参、王之涣一批批热血青年的“西漂圣地”，催生出了一批专门以描述边塞风光见长的“边塞诗人”。在他们笔下，“凉州”、“阳关”、“玉门关”成为了高频词汇。

汉唐气象，半在河西。这个时代的河西四郡，不仅是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沿线城市，更像是当时的“自由贸易区”，足以称之为“国际化城市群”。尽管汉武帝一生心系河西走廊，但他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在所有大一统王朝统治者中，最早来到这里的是隋炀帝杨广。

公元609年3月，最喜巡游的隋炀帝在张掖举办了一场盛会。这次盛会邀请了27个国家的外宾出席，十几万观众集中在数十里之内，焉支山下6天6夜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堪称一场盛况空前的“万国博览会”。而在宴会的最后一天，隋炀帝下诏在吐谷浑故地设立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西域四郡”。从汉代的河西四郡，到隋代的西域四郡，再到此后唐代的安西四镇，通过河西走廊，中原的手臂伸得越来越长，开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到宋元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开通，陶瓷逐渐取代了丝绸，成为中国的新名片。而版图的扩张，使得河西走廊不再是边塞，只作为国家西部的咽喉通道。然而千年以来的开放、融合，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可消磨的痕迹，也让河西城市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