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河西地区的石窟星罗棋布,内容丰富,这里的中小石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延续时间长。河西石窟由西往东包括肃北五个庙、敦煌西千佛洞、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玉门昌马、肃南马蹄寺、肃南金塔寺、民乐童子寺、永昌圣容寺、武威天梯山等10多处石窟。其中多始凿于十六国北朝时期,在石窟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河西走廊留下的众多石窟中,玉门昌马石窟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从艺术和文化层面看,也是熠熠生辉的。
(▲昌马石窟全景)
昌马石窟,位于玉门市昌马镇水峡村,地处祁连山昌马盆地、疏勒河畔,与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同在疏勒河流域,内容及风格相似,同属敦煌石窟艺术范畴。
相传,昌马石窟由两个先后云游到昌马的僧人开凿。1932年由于大地震,昌马石窟大部分洞窟损毁,其中南、北两段的7个窟龛多已残破,仅中段4窟得以幸存,还留存着一些造像与壁画。在中段的4个窟中,第一、三窟为敞口大龛和禅窟,遗存少、信息少。第二窟和第四窟保存较为完整,形制均属于中心柱窟。昌马石窟的造像题材主要有坐佛、胁侍菩萨、七佛、大菩萨行列、六臂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赴会图、普贤菩萨赴会图、净土经变画、飞天、供养香炉及狮子、火焰宝珠壶门、垂幔、团花纹或连珠纹等图案。
昌马石窟中第二窟为北凉时期开凿,后经西夏、清代重修。甬道券顶,为龟兹式中心柱窟,窟内塑像全毁,窟内壁画多数为西夏时期绘制,局部在西夏壁画之上又覆盖有清代重修的壁画。主室平面方形,前部横券顶,后部中心柱,四面各开一敞口大龛。中心柱正面上半部与左右两壁相连,各形成一个圆券形过洞。
昌马石窟第二窟平面方形,中心柱分两层,上层每面开浅龛,下层每面开圆拱大龛,塑像全无。中心塔柱正面上半部与左右两壁相连,这种形制与新疆地区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吐峪沟石窟中的中心塔柱窟比较类似,明显受到古代龟兹或高昌地区影响。这种龟兹式的中心柱窟,瓜州东千佛第一、四、五、七窟也可以见到。这说明在西夏时期瓜州与玉门的石窟可能受到了高昌石窟的影响,反映出这个时期高昌佛教对河西佛教的影响。昌马石窟第二窟有说法图、文殊变、普贤变、供养菩萨组列。
在昌马石窟第二窟中还保留有数则明代弘治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游人题记,为研究明清时期的西北史地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
昌马石窟第四窟洞窟形制及其残存的塑像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石窟艺术与佛教造像艺术极其重要。窟内壁画内容是四壁上方画条式旌幡,下画供养菩萨,身高近2米,今残存20身,菩萨周围画缠枝莲,与第二窟基本相同。窟顶前半部地仗大部分脱落,靠近中心柱正面上部右侧的部位残存龟形六瓣团花图案与一身飞天及菊花纹图案。后部中心柱顶部周围窟顶表面绘龟形六瓣团花、连珠纹等图案。
塑像题材为简单的一佛二菩萨。内塑一坐佛像,龛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像,上层开一浅龛,中间塑一结跏趺坐佛像,面相浑圆,双手拢于袈裟内,衣角垂于腹前,阴线刻衣纹。头部均毁,露出麦草扎成的骨干。龛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像,双手合十,佩项圈、璎珞,披帛搭于肩上,帛带下垂外张。佛与菩萨,作风古朴,技法概括而又简练,很接近敦煌莫高窟259窟,其时代可能为北凉时期。
现在第四窟中早期塑像多数已毁,但仍残存少数几身,十分珍贵;各侧面表层为西夏重修时绘制的壁画;柱座与柱身的两层自下而上逐层缩小;中心柱正面在西夏时改造成一椭圆形的大背屏,背屏正面表层为清代重绘的壁画;四壁及顶上壁画也多为西夏时期。
昌马石窟第四窟为中心柱。窟顶前部近似平顶,壁面与顶相交处略呈弧形,中心柱左、右、后三面外侧通道顶部均为圆拱形。中心柱柱身分两层,上层略小,套叠于下层之上。从洞窟形制来看,昌马石窟与文殊山石窟、天梯山石窟比较相似,尤其与文殊山石窟最为接近,明显反映出十六国北朝时期玉门石窟受文殊山石窟甚至武威石窟影响。第四窟中心柱左、右、后三面还残存有北凉时期的坐佛与胁侍菩萨造像。大坝石窟中也残存有部分仅存窟形的中心柱窟。
昌马石窟第四窟作为中国佛教石窟早期中心柱窟,中心柱上层的坐佛与胁侍菩萨具有北魏太和改制前造像的典型特征,是研究北朝时期中国古代造像的重要材料。
很多人认为,昌马石窟是敦煌石窟的一个组成部分。昌马石窟的西夏壁画内容、布局、用色等都与敦煌地区西夏时期的洞窟一脉相承,可以作为研究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瓜州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西夏时期洞窟的重要补充材料。
昌马石窟第一、二、四窟表层西夏时期所绘壁画的内容,用色及菩萨的服装等极接近敦煌莫高窟第328、327窟和榆林窟第17窟西夏壁画。其用笔比较端庄拘谨,不似唐代自由流畅;用色以赭红、大绿为主;人物造像尤其是菩萨形象程式化,菩萨衣饰华丽复杂,但神态略显呆板,不似唐代优美生动和神采焕发;装饰图案繁缛化,这些都与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肃北五个庙同时期的壁画具有统一的时代风格。
昌马石窟西夏时期造像题材,如七佛、立姿大菩萨行列、普贤菩萨及眷属赴会图、文殊菩萨及眷属赴会图、净土变、六臂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以及龟形六瓣团花、连珠纹、花卉等图案题材都是敦煌西夏石窟艺术中常见的。昌马石窟第二窟两壁前部的净土变上方绘一条垂幔,垂幔下绘天空中系带飞舞的不鼓自鸣的乐器,再绘宫殿楼阁等建筑,将佛、弟子及胁侍菩萨布局于水榭楼阁之间,这种表现形式与敦煌莫高窟中净土变的表现形式完全一致。
(▲昌马石窟第4窟洞窟内壁画)
昌马石窟所在的玉门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早期从印度或西域传来的佛教造像风格在昌马石窟中也有所反映。第四窟中心柱上层的坐佛塑像采用的在胸前及手臂表面呈连续相叠的“U”字形下垂的阴线刻衣纹的形式,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第259窟与马蹄寺石窟千佛洞第二窟等处的坐佛塑像身上都可以见到,这种贴体的袈裟表面阴刻规整衣纹的形式是受到印度笈多造像艺术影响的产物。
昌马石窟第二窟龟兹式中心柱的洞窟形制则反映出河西地区的瓜州与玉门等地在西夏时期受到了新疆高昌地区佛教文化与石窟艺术的影响。第二窟前壁门上的弥勒菩萨与左右两壁前部文殊菩萨及眷属赴会图与普贤菩萨及眷属赴会图中的主尊弥勒、文殊与普贤均戴扇形冠帽,这种冠帽在敦煌西夏石窟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艺术品中经常可以见到,具有较强的西夏民族特色。第一、二、四窟的立姿大菩萨行列、第二窟的净土变与六臂观音及胁侍菩萨像则延续了敦煌石窟的传统题材与风格,属于汉风洞窟艺术,是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
昌马石窟艺术是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石窟艺术及其造像艺术和晚期西夏石窟艺术及其造像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玉门地处中西文化汇流地带,也是佛教东传的必经地段,境内石窟较多,早期有昌马、红山寺、大坝等石窟,大都分布于祁连山前山地带。
昌马石窟处祁连山一隅,属于我国早期开凿石窟,历经1500多年营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壁画和造像,对研究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丝绸之路的演变有重要的作用。昌马石窟不仅是佛教东传的早期见证,还对研究我国西北尤其是河西地区历史、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佛教传播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王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