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敦煌经验——记“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

原标题：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敦煌经验

——记“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

武发思团队进行石窟寺微生物病害监测

樊再轩研究员在修复壁画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智慧竭力守护敦煌，让“莫高精神”成为敦煌文物赓续接力，青春永驻的“长明灯”。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以及越来越多的后继者，扎根大漠，成为择一事，终一生的践行者。

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膺“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聆听以苏伯民院长为代表的这支团队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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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文物进行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那是中国人一生必去的地方，也是一个去了还会思念的地方”，这是2023年一名重庆青年去敦煌时的留言。只是，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那绚丽多彩、美轮美奂的壁画背后却隐藏着令莫高人感到最为棘手、难解的病症——素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这是敦煌石窟壁画病害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事实上，壁画病害不止酥碱，还有起甲、疱疹、龟裂、盐霜、空鼓等20余种。

面对这个顽疾，莫高人深知，他们等不起，必须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和努力攻克这个“癌症”。

“我们的修复工作不是对已经脱落的壁画本身做复原修复，而是通过最小干预，减缓壁画损坏的脚步。”现就职于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付有旭，是敦煌人。1988年高中毕业后，未满18岁的他开始跟随前辈学习,从“和泥巴”开始，经历了4年的学徒生涯。经过30多年的历练，他逐渐成长为壁画、彩塑修复界的一位“老师父”。

1981年参加工作的敦煌研究院樊再轩研究员，微信名为“面壁三十年”，已从事古代壁画保护修复及研究工作43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物修复保护专家。

“我1981年进入敦煌研究所文物保护室，就是现在保护研究所的前身。”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樊再轩多次在国内外学习文物保护和文物保护理论。

修复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要求极高的精细活，这是一项不允许失败的“作业”，谨小慎微、万无一失就是修复时的“真经”。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樊再轩他们终于发现潮湿空气和崖体中的水分会带着盐分向外运移是造成酥碱病害的“罪魁祸首”。找到病因后，对症下药似乎就容易得多了。

过去的两年，花甲之年的樊再轩一直在庆阳北石窟寺工作，294窟由于渗水，泥质壁画脱落了许多，他把脱落的壁画拼接好贴回去。四平方米的壁画，五六个人干了整整两年。他们还对一个洞窟起翘鳞片状的壁画做了修复。真正施工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在做修复材料的筛选和修复工艺的研究。

去年，樊再轩在麦积山石窟对一个年代久远失去眼睛的雕塑做了复原性修复，这个比现状修复难度要大得多。查资料，做功课，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在修复中逐渐展开……

2023年，樊再轩入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提名。如今，虽已退休，但他仍然奔忙在文物修复保护第一线，继续他的事业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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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监测 让动态数据“说话”

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敦煌研究院对洞窟全方位进行监测，还是90 年代初自动化监测设备上岗，亦或是2013年建成监测预警平台，都意味着文物保护的力度在加强，守护力度在加大。

有了监测系统，文物保护就能脱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抢救性保护模式，走向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的目标，让动态数据为文物“保驾护航”。敦煌石窟监测中心除了分析莫高窟遗产地风险点，做好遗产地“保健医生”的工作，还能构建“信息综合、科学研判、协同管理、主动预防”的石窟安全管理新模式。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是甘肃兰州人，毕业于西北师大计算机应用专业的他，1999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目前，该中心拥有一支26人的监测团队。“截至目前，我们可实时监测莫高窟115个洞窟，同时接入榆林窟、西千佛洞、麦积山、炳灵寺和北石窟寺等六个石窟的实时数据，并纳入气象、地震、安防等预警系统，为保护和开放提供数据支持。”

在世界各地游客最为关注的莫高窟每天的承载量是多少的问题上，敦煌石窟监测中心的作用不可小觑。“用于决策的这些数据是通过洞窟内微环境变化的监测，结合游客的参观路线设置等综合分析得出的。”王小伟说。

文物保护是涉及自然、人文、工学等几十门学科的新型交叉学科。2009年，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不同专业方向的青年人才被吸引到莫高窟，其中就有从兰州大学植物学专业毕业的硕士武发思。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和文物虫害、鸟害、微生物病害打交道，现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石窟寺、古代壁画及土遗址生物损害的监测与防控技术研究工作。

这位80后已在莫高窟奋斗了 15个年头，曾先后入选国家青年拔尖人才、陇原青年英才、甘肃省优秀青年文化人才等人才计划。目前，他还担任国际生物退化与生物降解学会（IBBS）中国代表、甘肃省植物学会理事、中国菌物学会菌文化分会副会长……

2006年，武发思第一次踏入敦煌，参与“引哈济党”工程环境评估工作。在此期间，他参观了莫高窟。“视野很开阔，我比较喜欢沙漠这种自然环境。”老家会宁山多沟深，求学时的兰州高楼林立，武发思在努力寻找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而莫高窟恰恰满足了他的向往。读硕士期间，他曾参与一个博士后项目，研究石窟环境空气微生物与游客活动的关系，成为敦煌研究院在预防性保护方面做出的新探索。

预防和保护是文物生命延续的重要要素，武发思愿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生物危害防控非一朝一夕之功，依然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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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莫高精神延续下去

2020年12月18日，敦煌研究院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通过验收投入运行。这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也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唯一的全气候大型物理仿真模拟平台，占地3000多平方米，具有时间可控、精度可调、可进行多场耦合模拟、足尺样品模拟等优势。三个仓体配合使用，可模拟从零下30℃到60℃的温度，从10%到90%的相对湿度，以及一年四季中风、霜、雨、雪、日照等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遗址变化情况。

现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王彦武，1991年出生于天水甘谷，兰州大学地质工程专业毕业。他的工作地点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东侧的敦煌研究院多场耦合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的试验研究场所之一，主要是开展石窟寺、土遗址等岩土质文物劣化等方面的研究。借助该平台，团队试验研究对象已由北方干旱区域延伸到了南方良渚、三星堆等潮湿环境遗址。

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就开始了土遗址的病害机理、保护技术的探索，1999年以来开始实施以玉门关遗址、西夏王陵3号陵表面防风化、锚杆锚固、土坯支顶为主的抢险加固工程，开启了我国土遗址保护的先河。此后的近30年间，他们还实施了交河故城、元上都、锁阳城等12省、区144处重要土遗址的保护，形成了我国干旱环境下土遗址保护基础理论，发明了系列保护加固材料，研发了成套保护专用技术和装备，实现了保护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一代代的莫高窟人奠定高起点研究平台的基础，创造了优越的科研环境。我们年轻人有机会在这样的团队中从事文物保护工作，非常幸运，唯有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好好干、加油干、使劲干，把莫高精神延续下去，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王彦武吐露了新一代莫高窟人的心声。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燕 高宏梅 通讯员 张云文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