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中的甘肃元素

原标题：【视界】

《何以中国》中的甘肃元素

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以严谨的考古视角，在历史的纵深与贯穿中，在对一座座文化遗址的考证和对一件件历史文物的探源中，以物证史，以景现史。

在这部寻脉中华的历史纪录片中，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延绵不息的黄河、宽广辽阔的黄土高原以及千里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甘肃这片土地之上诞生和孕育的文化与传统也构成了这部纪录片书写的重要脉络。

彩陶图绘文化共源

作为历史的见证，图像构成了史前文明的重要承载方式。在文字尚未被发明的历史阶段，这些绘制于各类器物之上的几何图形、人物和动植物图像，不仅见证了先民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也成为了解人类史前文化、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的重要依据。《何以中国》作为追溯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的历史纪录片，自然将这些图像作为文明开端叙述的重要依据。

甘肃彩陶自大地湾起，历经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直至辛店、沙井文化的尾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完整且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这份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完整彩陶发展史，成了早期中国文化研究的绝好材料。纪录片在对这段历史书写中，并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逻辑，也没有选择资料堆积和人物采访等常用纪录手段，而是以陶绘图案的变迁为切口，以花卉纹图案的同一性为关注焦点，以小见大，以此来形成叙事的重心。

对于历时近两千年的仰韶文化而言，在其发展的早期，彩陶流行区域从南到北，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此时的大地湾彩陶上的绘制图案和其他黄河、长江流域的彩陶图案并无相同之处，纹理样式也各不相同。但当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后，这时的大地湾彩陶图案便开始同中原地区的彩陶图案形成了高度的相似性。最为典型的，便是花卉纹、回旋勾连纹、豆荚纹等在中原地区彩陶中常见的图案开始在大地湾彩陶中频繁出现。从完全不同，到逐渐趋同，图案的变迁见证了文化的交融，也充分证实这一阶段的仰韶文化已经开始以黄河中上游为起点，传播并影响到了西北地区。正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稍晚的马家窑彩陶开始蓬勃发展并成为随后中国彩陶文化的中心。

从独自发展，到相对统一。在纪录片的详细考证中，经由陶绘图案的变迁，便可管窥史前多元文化逐渐趋同并最终融合的历史过程。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人群的聚集和区隔，不再只限于血缘这唯一的因素，开始逐渐形成以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族群差异的标志。同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不仅建构起了彼此间的认同，也在文化的共同繁荣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基因。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就中国的史前文化格局提出过著名的“重瓣花朵”理论。所谓重瓣花朵，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将史前的中国文化结构看作一朵灼灼盛开的花朵。这朵美丽之花以中原文化为花朵之蕊，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的多重文化样态形成花朵之瓣。花瓣之间，互有重叠，相互联系。

因此在纪录片的视听表现形态上，这朵中华文明的“重瓣花朵”，也被用数字特效形象巧妙地绘制，并和中华大地的地图完美融合。在这朵象征着文明统一的“重瓣花朵”之上，甘肃大地湾所代表的陇原文化也构成了多重花朵中重要一瓣和多瓣花朵文化联动中的关键一环。

透过大地湾彩陶样式的变迁，得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华夏大地在数千年前所开启的第一次大范围文化交流和大规模的文化互动。彩陶图像也由此成为早期中国先民跨地区的文化交流并对中国文化形成共源的图像之证。恰如纪录片中解说词所言：“在古汉语中，‘花’‘华’同音，‘华’的本意为‘花’，因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庙底沟彩陶中常见的纹样誉为‘华山玫瑰’，而把创造庙底沟之花的人群称为最初的‘华人’。”

简牍书写秦汉细节

在大众的印象中，历史的阅读和观看不仅有着时间上的距离，还有着身份的差别。那些能够入选史书列传的王侯将相、社会精英和英雄人物往往构成了“历史人物”这四个字所包括的全部意义。即使偶尔在史书的缝隙中，为那些普通人留下一些位置，但他们往往只是在匆匆出场之后，便被一笔带过。

相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微观视角更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视角来入手，不仅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更可以从细节中对彼时的历史现实拥有更为清晰的理解。《何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微观视角，并以文物的考古成果为支撑，让观众重新认识了那些湮没在历史中的普通人。而在对这些微观历史的观看中，来自甘肃简牍中的文字记录，也成了纪录片叙述的关注对象。

张骞凿空西域、卫青直捣龙城、霍去病征战漠北，这些英雄人物的壮举构成了大众认知中 “大写的历史”。但在这些大写历史的背后，那些征战沙场、为国戍边的普通士兵，在历史的记载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因为甘肃居延汉简的考古，让观众看到了汉代一位名叫作转的普通士兵的家书。透过这封书写于简牍之上的家书，两千年前一位普通人对家中老人的关心、对自己挚友的关怀跃然于竹简之上。虽然其只有寥寥数语，但这份穿越千年的亲情，至今读来依然动人。

在《何以中国》的影像中，通过甘肃悬泉置遗址的汉简，观众还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啬夫弘的“普通邮局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规格最高的驿站，位于敦煌的悬泉置在其运行的数百年间，负责来往官员和使者的接待以及公文、邮书的传递。而作为驿站负责人的啬夫弘，则是在这里工作时间较久的。在简牍中，我们有幸作为一名旁观者，看到一位普通邮驿官员所亲历的历史片段。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座驿站的，有一个个来自他国的使者，一位位军功显赫的将军，既有位高权重的丞相，也有远嫁他乡的公主，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过客和客死异乡的戍卒。透过这些竹简，也让后世看到了这些普通人，共同成就伟大历史。

通过细末的考古材料来叙述历史，通过纪录影像的镜头来观看宏观历史中的微观人生。简牍作为叙述秦汉中国历史细节的重要举证，也让那些在历史中消失的普通人得以重新发现，也被重新认识。

除此之外，在这些简牍所记载的细节中，更能发现两千多年前，中国作为一个教育意义上的共同体。无论是平民学子还是高门大户，无论是中原关中，还是边陲关隘，所有人都用同样的《仓颉篇》来识文学字，所有人也都通过相同的教育内容来认同这个国家。简牍是历史的书写，更是历史的痕迹。

　　何以中国？如此中国。无论是通过彩陶图像看到的早期文明，还是透过简牍书写所认识到的历史细节。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之地，从大地湾起，拥有悠久历史的甘肃文化和物质遗产都是中国历史话语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经由甘肃，也必然看到“何以中国”叙述中的陇原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