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贝特兰与山丹培黎学校

詹姆斯·贝特兰，我们应该了解的另一位新西兰友人。

在艾黎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一张1940年秋天,斯诺夫妇去菲律宾为“工合”募捐，艾黎应邀去菲介绍“工合”情况的照片。照片上还有与中国工合关系密切的两位外国友人，他们是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和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我们的讲解中，许多时候都把他们一句带过。因为我们不知道，詹姆斯·贝特兰与艾黎关系很好，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山丹培黎学校给与了极大支持。

1940年秋,斯诺夫妇去菲律宾为“工合”募捐，艾黎应邀去菲介绍“工合”情况。这是他们与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右一）和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左一）合影。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1910年8月出生于奥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在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初，他获得牛津大学罗得斯远东研究奖学金，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数家报纸的驻华特约记者。在燕大期间，他和黄华、张兆麟等爱国学生领袖曾同居一室，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斯诺夫妇结成了密友。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贫困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各阶层群众为反对外来侵略，反抗黑暗统治而掀起的民主斗争深为同情。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从北京赶赴西安进行实地采访。从12月27日开始，贝特兰进行了异常紧张的44天调查。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以志愿外语播音员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每晚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播报新闻，及时准确地向外界报道了西安的真实情况。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护送包括邓颖超在内的3名中共党员撤离。9月，毛泽东向贝特兰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他成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邀请访问延安的第一位英国记者。10月25日贝特兰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正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第13期学员的毕业典礼，贝特兰受邀参加了典礼。落座后不久，毛泽东主动走到贝特兰身边向他打招呼。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虽然不拘礼节，却有一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贝特兰在毛泽东的窑洞居室里，在闪烁的油灯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从这些采访中，贝特兰找到了他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问题的答案，也对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采访谈话后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被人们所熟知。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采访谈话

贝特兰还是不畏艰险较早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和贺龙领导的120师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他冒着严寒和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巡逻队深入到华北最前线。贝特兰在西安、延安、华北各地亲眼目睹的一切，使他更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同许多国际友人一起，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于支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当全世界许多人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个不解的迷或有种种误解的时候，贝特兰的实地采访报道和著作(如《华北前线》)客观地介绍了大量真实情况，如同斯诺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一样，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詹姆斯·贝特兰的部分作品

他后来又在香港积极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担任秘书，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等物资援助，成为“保盟”的坚定支持者和宋庆龄非常信任的得力外国助手。他克服种种困难，亲自辗转押运一批医疗物资到西安，以转运延安，并曾远涉重洋到北美、英国等地去争取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作为志愿人员拿起武器，战斗在保卫香港的第一线。

战后，他曾作为远东委员会新西兰代表团的顾问在东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中国，战后又曾访问上海和香港，与宋庆龄恢复了联系，积极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其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回到新西兰后，他作为该国海外援助志愿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向“中国福利基金会”和路易·艾黎的工业合作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物资和医疗人员等方面的支援。

1941年新西兰援华机构曾向“工合”捐赠新西兰绵羊150头，那群羊经印度加尔各答辗转运到西藏后神秘地消失了。1947年贝特兰等人又组织动员新西兰“柯尔索”赠送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斯达特”细毛种羊50头，经上海运达甘肃山丹，并派遣畜牧师魏美思来校经营，为改良山丹当地羊种创造了条件。

贝特兰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真挚情谊，他到处做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1956年他应邀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华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北京，他很高兴地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在抗战期间见过的老朋友重新聚首。最使他兴奋的是在上海又与他非常景仰的宋庆龄副委员长重叙旧谊。在1982年和1986年，他又曾两次访华。著有《重返中国》,《在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等书和大量文章，忠实报导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詹姆斯·贝特兰（中）在宋庆龄（右）上海寓所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将新西兰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全部切断。1952年，为了让新西兰政府正式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清除无知的阻碍，提供两国人民之间准确的消息，让双方可以互相理解。”詹姆斯·贝特兰、路易·艾黎，以及在中国与路易·艾黎一同工作了六年的shirley Barton，在山丹与艾黎工作的Barbara Spencer和何明清等倡导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有些创建会员就参与过对路易·艾黎创办工业合作社的物资与人员支持。协会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公众会议为新西兰提供了解新中国的机会，以及让新西兰外交上承认新中国。1972年新中友协的目标终于达成，12月22日新西兰与中国正式建交。

　　詹姆斯·贝特兰是新-中友协的创始人和赞助者,是新西兰杰出的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严重民族危机中，在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他都始终不渝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给予了宝贵的同情和支援。他的名字可以与白求恩、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艾黎等伟大的国际友人并列，并被人们广为宣传和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