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一站式”服务便利群众，网格化管理打通乡村治理新脉络，村规民约“约”出文明乡风，“枫桥经验”化解农民矛盾纠纷……当数字技术在广袤乡村引发变革，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治理格局随之而变。与此同时，支部带村、法治管村以及出台村规民约等传统治理方式继续强化。当“变革”与“传统”交汇、碰撞在一起，乡村治理现代化被激发出更多新动能。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平安乡村。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结合长期履职经历就相关话题纷纷建言。
一“建”一“减”，让基层党支部强起来
在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可以迅速搭建起一个联系网络，促进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近年来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成为趋势，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大有可为，只要把人才留住，把基层党支部建强，乡村治理就有了可预期的抓手。
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来自西部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村党总支书记马银萍坦言，当前西部农村人口外流仍然很多，返乡的年轻人数量有限，为此她提议，灵活用人留人，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通过与流动党员建立常态化联系，定期安排他们回村，提高参与感和归属感。
乡村治理工作点多面广，村“两委”班子是落实任务的主力军。面对“活多人少”的普遍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荣杰建议，上级部门在做检查工作时可以横向打通沟通联系机制，让纵向开展的检查工作更科学合理，避免出现同一事项重复检查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雪平认为，村“两委”班子人员力量有限，可以根据情况做好任务分工，精简冗余任务，把一些工作放手交给村民自治组织去做，减轻村“两委”班子的压力。
“基层干部不是‘表格员’‘跑腿员’，基层组织最主要的阵地应该在老百姓的庭院炕头和田间地头，最紧要的任务应该是把村民组织起来，了解村民的所想所盼，更好地服务于村民。”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王新军建议，要理顺行政管理和基层自治的关系，要把行政管理和基层自治各自的权限、职责确定清楚，实现职能归位，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为基层减负。
向基层组织放权赋能，能够激发乡村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王新军建议，要因事制宜给予基层组织更多自主权利，比如在土地管理等方面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主权，提高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海峰认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可以赋能乡村治理。“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把乡村治理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调动起村民参与热情。”杜海峰说。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技术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代表委员认为，做好数字乡村治理工作，关键是处理好人和技术的关系。
“通过数字化平台，把行政管理的需求和基层治理的职责连接起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王新军说。“数字乡村治理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追求使用各种数字工具来解决问题，不能让基层干部不断面对各种数字化工具，而忽视了与群众的直接沟通和服务。”杜海峰提醒。
数字技术给村民生活带来的便捷性显而易见，但也有问题不可忽视。“如果在服务大厅里，‘一站式’的政务服务能给农民办事提供很大便利，农民的反响普遍很好，但如果让农村老人用手机操作事务，哪怕很简单他们也不愿意用，反而容易添麻烦。”面对这些问题，马银萍建议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要循序渐进、有场景和适用人群的侧重。
既“堵”又“疏”，让文明风尚深入人心
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酒席等问题近年来受到社会普遍关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对此代表委员认为，用好村规民约，效果事半功倍。
陆荣杰表示，农村是熟人社会，村规民约被当作“面子”，能切实发挥约束作用。“但要看到，发挥约束作用的前提是，村规民约是符合群众普遍期待的。”陆荣杰说，以高价彩礼为例，如果用村规民约来限制最高金额，前期要做好调查，让彩礼金额符合普遍情况，“就低不就高”。
汪玉成则认为，在治理大操大办时，一方面要用村规民约来约束，但也要出台新的办法，宣传文明风尚，让村民能实际参与到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做到既有“堵”又有“疏”。陆荣杰补充，农村移风易俗要注意灵活性，一些风俗习惯不能一味禁止，而是要根据时间节点、情况变化调整规定。
马银萍对此深有感触，她提出对待陈规陋习要有耐心，这背后是农民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要多用农民喜爱的形式宣传，让文明风尚逐渐深入人心。短期来看，马银萍建议，在移风易俗的同时，也要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好，把村容村貌提升好，把特色产业发展好。“硬件好了，条件好了，让农民有钱了，习惯的改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银萍补充，过去村里发展水平低，在做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时，总是拉着农民往前跑，但有时越是拉着跑，他们越是往后退。
杜海峰认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因此乡村治理可以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感受其独特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应对乡村发展的挑战，比如“守望相助”“邻里和谐”的社会理念，能够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推动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
近两年来，“村超”“村BA”火热出圈，展示了农民群众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让群众性文体活动惠及更多农民？代表委员认为，要通过赛事活动完善配套服务，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世瑶说，很多农村有举办群众性文体赛事的基础，可以在办赛过程中发挥与农民的联动作用，为农民销售土特产搭建平台，让农民能增收致富，形成文化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德”“法”兼治，守护乡村老少平安
乡村善治离不开法治。不同于移风易俗工作，李雪平发现，大部分农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效果更好，把哪种行为是触犯法律的、有哪些危害后果告诉农民，大部分人都会遵守法律规定。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涉及面广，普法工作滞后，农村有时也会有违法案件发生。
近年来，多地野猪伤人毁物频繁发生，很多农民不知晓私自捕杀野猪有法律风险，无意间触犯法律。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对此李雪平建议，村“两委”干部应做好农民知法守法用法的“守门人”，主动帮助农民普及法律知识，并对接解决致害问题的专业渠道，帮助农民化解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袁小彬表示，目前很多乡镇都设有司法所，全国还在推广在乡村配备律师，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进行普法宣传，还可依托村干部带动示范村民知法守法，另外，普法工作要从小抓起，建议在小学教育里加入法治宣传。
在化解农民群众矛盾纠纷过程中，代表委员认为，农村是熟人社会，解决矛盾纠纷要更加注重方式方法，要用好多元化调解机制，做好普法教育。
袁小彬建议，对于小矛盾、小纠纷，一方面可以依靠乡镇村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第一时间就地化解，另一方面要为乡村提供法律顾问，帮助建立完善调解机制。
德治引领、法治保障。王新军建议，要为基层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对按照法定程序开展的乡村治理活动给予必要的法律支持。陆荣杰提醒，农村纠纷以小事居多，靠村委会调解一般就能解决，但不能一味追求矛盾不出村，必要时候介入专业力量效果更好。“建议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多组织送法下乡活动，在农村现场办案，办好一个案子，管好一片治安。”陆荣杰说。
近年来农村治安越来越好，但诈骗农村老人钱财的情况呈现高发态势。汪玉成为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铃声里的防诈歌曲。对于防止农村诈骗，代表委员呼吁更多关注农村地区，农村留守老人多，骗子花样层出不穷，建议多用适合农村地区的反诈宣传，让农村老人能辨别骗术，守护老年群体安全。
“守护‘一老一小’，是我们村干部的职责，这两年许多离家在外的年轻人通过安装监控远程陪伴老人，老人生活有了盼头，也能免去很多风险。”马银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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