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不一样”的敦煌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薨之山，他将“敦薨”记为“敦煌”，汉武帝征讨匈奴，占领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神秘的明珠。

首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历经16载终于面世，丛书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

“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一路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薨之山，他将“敦薨”记为“敦煌”，连带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形势的记录送回中原，汉武帝得此先机下令征讨匈奴，占领河西地区，“列四郡，据两关”。从此，敦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神秘的明珠。

2000多年后，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编的敦煌学界首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敦煌通史》（七卷本）历经16载终于面世，丛书全面、完整、系统地重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帮助中国学者在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更加稳健的一步。

“敦，大也。煌，盛也”，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发生了什么？这部丛书与学界叙述敦煌历史书籍有何不同？敦煌研究在当下的重要性……近日，笔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进兰大采访郑炳林教授，探索《敦煌通史》背后的故事。

深耕汉简，填补敦煌历史空白

敦煌区域的历史研究多依赖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时间集中在唐宋时期，特别是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因而百余年来，学界对吐蕃、晚唐张氏归义军、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历史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且成果颇丰。由于文献缺乏，两汉、魏晋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为了填补这段空白，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启动《敦煌通史》编纂，2012年作为重点工作全面展开。

“敦煌在国际上的地位形成于西汉，要想研究清楚两汉时期的敦煌历史，绕不开出土的24000枚敦煌汉简。”为此，郑炳林花费两年多时间认真研读汉简。

敦煌出土简牍数量众多，主要包括斯坦因等人在敦煌地区收集的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马圈湾汉简和悬泉置汉简等，其中以悬泉置汉简数量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小到风土特产，大到移民制度、对外贸易，汉简中的信息极大程度上填补了两汉敦煌历史的空白，为团队研究敦煌及其与西域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对汉简的研读中，郑炳林看到了“不一样”的敦煌历史。“《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傅介子杀楼兰王后，改楼兰国为鄯善国，汉朝派驻军三十多人，然而根据简牍显示，当时汉朝实际派驻屯田军近1500人。可见早在汉代，敦煌便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屯田军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管理西域地区的重要兵力，也是构成敦煌居民的重要部分。此外，还有从山东、河南、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贫苦百姓，时至今日，敦煌仍有来自中原的美食变种，敦煌的糊锅正是由河南胡辣汤演变而来。人口迁徙将中原的风土人情带到敦煌，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敦煌逐步成为文化交融之都。

简牍资料帮助郑炳林团队将研究汉代敦煌历史的视野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典籍拓展到更加微观、具体、真实的史学研究之中，是团队将研究从历史场景转向具体事件的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以往的研究多从后世记载的资料入手，内容多比较宏大，这次借助汉简，让我们了解更多当时真实发生的小事，很有意义。”郑炳林说。

分卷撰写，完整再现历史面貌

“对于敦煌历史开始的时间，我们都会想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后投降汉朝，西汉政府在河西敦煌驻军屯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置敦煌郡，并移民戍边。实际上敦煌的历史要比这早很多，敦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应当始于西周穆王时期，根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即位十五年来到今敦煌和罗布泊一带。就是说敦煌在先秦已经被中原王朝所了解和认识。总而言之，关于敦煌的历史还有很多谜团需要我们去研究。因此我们将《敦煌通史》的上限确定在西汉，兼及先秦敦煌历史；下限以清末为界，部分内容兼及近代。”谈及《敦煌通史》内容时郑炳林如是说。

“自西汉开始，敦煌的玉门关、阳关就被视为中原与西域交界。纵观西汉设敦煌郡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敦煌地区作为历代中原政权向西延伸势力和影响的前沿基地，见证了古代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根据研究现状，郑炳林及其团队将敦煌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七个阶段，分七卷撰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我们组成了10余人编撰团队，其中很多人如今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史学研究工作者。”

以“小”见“大”，研究敦煌学不能只看敦煌

“我们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要走国际道路，要与世界交流，研究敦煌的历史必定有借鉴作用”，谈及敦煌研究的重要性，郑炳林这样说。作为华戎交汇之都，敦煌是古代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融、交流、交往的关键节点。“敦煌的发展牵动着整个西北历史的发展，研究敦煌历史不能仅局限于敦煌本身”。

郑炳林提到，学界曾有“小敦煌，大敦煌”的说法，“敦煌学的研究若拘泥于敦煌文献，那便只能做‘小’敦煌，研究者若将敦煌置于中国西北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之中，敦煌的史学研究价值便能以‘小’见‘大’。”“《敦煌通史》的面世不仅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深厚基础，更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郑炳林希望，它不仅成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也能帮助更多中国学者在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更加稳健的一步。

从早年重文献研究到如今补史、证史，敦煌学还在等待更多学者投身其中，古老的敦煌文化将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中焕发新的生机，就像郑炳林所言，“这个过程也许会长一些，但一定会完成。”

　　刘宝丽 尉婷 孔子俊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