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流韵——甘肃的石窟艺术

在丝绸之路甘肃段一千多公里的沿线上，现保留着近百处规模不等的佛教石窟，重要的有40多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位列全国第一，其如一串串明珠，镶嵌于酷似如意的甘肃大地上。

莫高窟之春　李成

　　甘肃石窟的分布及分区

　　莫高窟

佛教石窟艺术在印度起源，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又从新疆传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在甘肃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的四大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中最辉煌的敦煌莫高窟了。

莫高窟现存洞窟735个，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开凿，前后延续1000多年，保存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被称为“东方绘画博物馆”。

　　榆林窟

榆林窟现属瓜州县境。石窟开凿于榆林河谷两岸的砾石崖上，现存洞窟41个，壁画1000多平方米，彩塑100多身。

此外，在敦煌市、瓜州县境还有东、西千佛洞等中小石窟。这些石窟在艺术风格上与莫高窟同属一个系统，榆林窟壁画保存很好，如25窟的经变画等；而东千佛洞又以回鹘、西夏艺术最具特色。

　　昌马石窟

昌马石窟现属玉门市境。其石窟群由大坝和下窖等处组成。现有石窟11个，其中第2窟为中心塔柱窟，与新疆克孜尔中心塔柱窟相近，应为河西早期石窟之一。

　　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现属肃南县境，距酒泉城区30公里。其窟最盛时期，有古建筑300多座，石窟10多个，其前山的千佛洞为中心塔柱窟，亦为河西早期石窟之一。

　　五个庙石窟

该石窟群现属肃北县境，现残存石窟10多个，其中有五窟可以登临，故称五个庙。

　　马蹄寺

马蹄寺石窟群现属肃南县境，石窟群包括马蹄寺南北二寺、上中下观音洞、金塔寺、千佛洞等。现存石窟总数达70多个。其中金塔寺的东西二窟，应为河西早期石窟。此外，在河西的民乐县境还有童子寺石窟、上天乐石窟、金昌的云庄寺和孩母洞石窟等规模较小的石窟。

武威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是古代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十六国北凉王沮渠蒙逊开凿的石窟，其位于武威城南50公里处的祁连山中，现存石窟10余个，大部分窟龛中的造像、壁画因1958年修水库搬迁（现多数在武威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现保存完好的只有大佛窟。

以上石窟皆分布于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

炳灵寺石窟第171窟的弥勒大佛

　　炳灵寺石窟

在甘肃、宁夏黄河以东地区，还保留着多处大大小小的石窟，其中最著名的是永靖的炳灵寺石窟。该石窟群坐落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分上寺、洞沟、下寺三处，以下寺内容最为丰富。炳灵寺现存窟龛260多个，保存有西秦、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大小雕像694身，泥塑82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其中以十六国西秦开凿的169窟最为著名，以唐代雕刻最为精美。早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对该石窟的记载，1964年又在169窟中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墨书题记，故颇引有关研究者关注。

天水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坐落于天水市区东南45公里的西秦岭之中，因其山势如农家麦垛，西魏时即称“麦积崖”。该石窟现存窟龛200多个，保存大大小小的泥塑7200多身，壁画近1300平方米。有些窟龛距地面七八十米，悬崖峭壁，凌空飞栈，登临其上，近观诸像，远望浮云，犹如进入仙境，故有“陇上第一名胜”之称。麦积山最有特点的是凿于十六国后秦时代的三佛窟和北周李允信开凿的七佛阁等。麦积山的泥塑不但数量多，且非常精美，被称为“东方雕塑博物馆”。

　　仙人崖石窟

仙人崖石窟位于天水市区东南45公里处的朱家后川。其石窟原来规模很大，现保存有北朝以来的塑像197身，壁画87平方米，明清时期殿宇27座。

天水市境内还有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大像山石窟、华盖寺石窟等。其中以武山水帘洞石窟的拉稍寺摩崖大佛最有特点，其摩崖为北周贵族尉迟迥开凿，大佛造像连同佛座高达40余米，旁有开凿时的石刻题记，为国内最大的摩崖佛教雕刻。

此外，在天水市的南邻陇南市也保存着几处石窟，如西和县的法镜寺石窟和八峰崖石窟等。法镜寺现还保留窟龛31个，说明其窟原来规模不小。唐代大诗人杜甫入川，曾经此处，留下名作《法镜寺》等。

这些石窟均分布于陇中陇南地区。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

北石窟寺位于庆阳市西峰区西南25公里蒲、茹两河交汇处的覆钟山下，其在长200米、高20米的空间内分上下层开龛造像，窟龛密集，犹如蜂房。现存窟龛300余个，以165号窟最大、最早，窟内造七佛像等，其为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泾州刺史奚康生开凿。其后西魏、北周、隋唐、宋代均有修造，为陇东规模最大的石窟。

　　南石窟

南石窟位于平凉市泾川县城东7.5公里处的泾河北岸，现存洞窟5个，其中第3窟亦为奚康生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开凿，与北石窟165窟在窟型、造像题材方面基本相同。

　　王母宫石窟

该石窟位于泾川县城西北的回中山下，是陇东少见的规模最大的中心塔柱窟。泾川县境的泾河两岸，还有大大小小的石窟多处，号称“百里石窟长廊”，其中的罗汉洞、丈八寺等还有不少遗存。

此外，在庆阳市合水等县还有保全寺、张家沟门、莲花寺等石窟；平凉市庄浪县还有云崖寺、陈家洞等石窟。

从以上甘肃石窟的分布来看，甘肃石窟可分为河西、陇中陇南、陇东三个大区。河西石窟造像以泥塑为主；陇中陇南泥塑雕刻兼而有之；陇东多为石雕。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地质条件使然，如河西地区多砂砾岩，不适合雕刻；而陇东多红砂岩，有一定的雕刻条件。至于陇中陇南，雕塑兼有，完全根据地质条件，如同一石窟的炳灵寺即有雕有塑。

　　甘肃石窟的时代及窟型、造像（包括壁画）特点

　　时代

甘肃最早的石窟为“十六国时期”，如莫高窟的北凉三窟，河西走廊早期的中心塔柱窟及炳灵寺的169窟、麦积山早期三佛窟。在整个中国内地，除甘肃之外，均未发现此时期开凿的早期石窟。其次为“北魏时期”。在庆阳市华池县的张家沟门发现有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石雕佛像，其造像风格仍是孝文帝改制（公元495年）之前的旧式样。其次发现有年代题记的为麦积山115窟的“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墨书，甘肃东部北、南石窟的永平二年、三年（公元509年、510年）碑刻、炳灵寺126窟的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石刻，最西的为莫高窟285窟的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墨书。这些题记和较多北魏晚期石窟的出现，说明文成帝复法、孝文改制之后，甘肃又出现了一个石窟修凿的高潮。

中国的石窟造像，在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之后（公元495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以前那种从印度传来的高大雄健、通肩大衣、半披肩袈裟的佛像，变为当时汉人贵族的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服饰和符合汉人贵族审美标准的“秀骨清相”式造像。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

总之，从孝文帝改制之后，甘肃陇山左右及河西地区的石窟艺术由于受中原的直接影响逐渐“中国化”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河西佛教因北凉政权灭亡衰落之后，又由东向西恢复发展的趋势。

紧接其后的北周和隋朝，甘肃又掀起了一个石窟修凿的高潮，在甘肃的各大石窟中都有此时的修凿，且规模大，数量多，造像精美。其后的唐代更是中国石窟修凿的盛期，甘肃情况同全国一样，出现了很多规模宏大、造像精美的石窟，特别是甘肃各地出现的大像窟，更具特色。由于唐王朝延续时间长，国力强，唐代的甘肃石窟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时期。

此外，甘肃的河西等地区，在盛唐之后，分别被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占据，这些民族同样信仰佛教，其在占据地区仍然开窟造像，故河西等地有不少“吐蕃时期”“回鹘时期”“西夏时期”的石窟存在。但这时期的洞窟往往是改建和利用前期洞窟重绘壁画，新的创造不多，然而这些石窟中往往发现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墨写的题记和发愿文等，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甘肃东部，情况较为复杂，除有不少宋代石窟之外，在庆阳市境内还有金代开凿的石窟等。但从总体上来看，唐代之后，甘肃的石窟修凿衰落了。

　　窟型

甘肃石窟的窟型种类较多，有中心塔柱窟（塔庙窟）、佛殿窟、佛坛窟、禅窟、大像窟、摩崖浅龛和瘗窟（安置逝者的洞窟）等。

中心塔柱窟即是在平面呈方形的窟内中心位置凿一连通窟顶的佛塔，塔上分层开龛造像，可右旋观像礼佛。此类洞窟还可分型分式，如有些具有前后室，有些在窟的左右、后壁开龛造像等。这类窟型应是从印度经我国新疆传入河西地区的，是甘肃石窟中时代较早者。

佛殿窟是在平面方形开出类似殿宇的佛堂，在后壁正中开龛造像。造像主尊（佛）居中，其余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左右排列。佛犹如帝王，高座台上，弟子、菩萨等如文武大臣，分列两边。佛殿类似宫殿，故称佛殿窟。这类窟礼佛者一进窟门，即直面佛，不由心生敬意，向佛礼拜。佛殿窟的礼佛形式应是面佛礼拜观像，以前右旋巡礼的礼拜方式被中国传统的礼拜方式取代了。这类窟也可分为各种型式，如有些佛殿窟左右和后壁三面开龛造像等。这类石窟是佛教“中国化”之后，为符合中国传统礼拜方式而出现的一种石窟类型。此类石窟延续时间较长，数量较多。

佛坛窟亦为在平面方形的基础上开凿出殿宇式佛堂，但窟中地面往往设一方形佛坛，坛上安置诸像，其礼拜方式又为右旋绕坛观像礼佛。这类窟型甚至影响了同时期的木构建筑佛殿的布局，如山西大同华严寺等。佛坛窟是“唐密”流行后，受密宗作法必设“坛城”而出现的一种新窟型。当然，这类窟也可根据窟型、窟内布局、造像题材分为各种型式。

以上三类窟的相应时代大概为：中心塔柱窟主要流行于十六国北朝早期；佛殿窟主要流行于初唐、盛唐时期；佛坛窟流行于盛唐之后与宋、辽、金时期。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如中心塔柱窟在北周时代还偶有发现，佛殿窟在佛坛窟出现后并未消失，甚至两者并存，说明唐密兴盛之后，还不能完全取代以前流行的传统佛教。

至于大像窟、禅窟、摩崖浅龛和瘗窟之类，几乎每个时期都有出现，不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

　　造像（包括壁画）题材

甘肃石窟的造像题材在十六国北朝主要有佛像、菩萨、弟子像等。佛像有单身佛像、二佛对坐像、三佛像、七佛像。还有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和维摩文殊像等。菩萨、弟子像一般作为佛的胁侍，分列主尊（佛）左右两边。

壁画题材流行佛本生故事（佛前生的故事）与佛传故事（佛一生的传记）等。

陏唐造像主要为一铺数身的组像，如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等，最多可达十多身。

造像突出主尊佛像，其余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分置左右两边，一字排列。壁画中以前流行的本生、佛传故事画被大型的“经变画”取代。所谓“经变”，亦可称“变相”，即把佛经的文字内容用图像（绘画或雕刻）表现出来。但因有些佛经部头很大，“经变”一般只能表现该经的部分内容，最常见的是绘（或雕刻）出该经的“序品”（即序言），常见的经变有《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华严经变》《弥勒经变》等。这类经变画多为鸿篇巨制，往往一幅经变占据一个壁面。有些经变有经变榜题，容易辨识，如《西方净土变》除绘主尊为阿弥陀佛外，还绘出左右胁侍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以此为中心，众菩萨围绕。周边有殿宇建筑之类，上有天国，天花乱坠，天乐自鸣；下有栏楯，水池莲花，乐舞鼓吹等。又如《华严经变》，绘主尊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普贤、文殊菩萨为左后胁侍，其余细节与《西方净土变》类似。

经变虽描写的是“佛国世界”，但往往能显示出“现实世界”，如其中的木构建筑，应是唐代宫殿建筑的摹写；乐舞之类，应是唐代乐器、舞蹈的真实写照，甚至描写古代田园劳作、婚丧嫁娶等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场面，在经变画中都可看到。

　　甘肃石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与思考

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敦煌莫高窟，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无论是对石窟的保护、壁画的临摹和对洞窟的分期断代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如樊锦诗先生的早期石窟考古报告，即为以后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树立了标杆，是改革开放后敦煌石窟研究的最突出成果。近些年来，有关敦煌和甘肃其他石窟研究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且有一定学术水平。

这里主要谈谈甘肃石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甘肃石窟研究应该把基础资料的整理工作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要把各石窟的“考古报告”工作列在首位。作石窟考古报告的目的，一是永久保存该石窟的完整档案，二是为研究者提供全面资料。如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的测绘手段、多维度的照相、先进的绘图甚至红外扫描技术等皆今非昔比，整理石窟报告的条件更加成熟，只要组织好各方面专家人才，整合各学科力量，作出更好的考古报告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要重视对甘肃中小石窟的调查与研究。甘肃石窟的保护与研究，由于敦煌的“龙头”作用，人们的关注点多倾向于莫高窟和一些重点石窟，对一些中小石窟的保护与研究还相对滞后。

还有，对甘肃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如炳灵寺169窟“建弘题记”，是否为炳灵寺的开凿年代？文献中记载的西秦译经高僧圣坚是否为炳灵寺169窟壁画中出现的昙摩毗？麦积山的早期“三佛窟”是后秦的还是北魏的？天梯山是否为中国石窟的“鼻祖”等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彻底搞清，因为其涉及到甘肃石窟的开创甚至中国石窟的开创年代等问题。

　　这里还要说的是，研究甘肃石窟，要同石窟修凿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佛教思想相联系，研究石窟中的造像、壁画题材等更是如此。（文／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杜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