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的敦煌情缘

原标题：于右任先生的敦煌情缘

于右任

于右任楷书 网络资料图

飞天作证，花雨传情。八十年沧海桑田，八十度花落花开。于右任先生与敦煌和莫高窟，有着一种割舍不断，挥之不去的情缘。

A.两岸书法展敦煌于老墨宝忆前缘

四月的敦煌杏花飘香，春光明媚。4月9日，“两岸书法艺术交流展”在敦煌文博学馆举办，旨在弘扬中华书法艺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于右任先生的遗书墨宝首次亮相，令人惊喜。这次展出的于右任先生书法十余幅，有草书、行书和楷书。草书古诗“蜀本九经最先出，后来孳乳到长兴。蒲津毋氏家钱造，海内通行价倍增（此幅落款‘五十一年’，应是1962年先生去世前的作品）”，行书七言联“袖中异石未经眼，海上奇云未荡胸”，楷书七言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等，书艺娴熟，各有特色。所展墨宝笔法老练，墨气逼人，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驻足敬赏，犹如与先生会面，久久不忍离去。

过往，我只是在敦煌文史资料中偶然见过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作品影印件。如窦景椿先生（敦煌人，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在《影印敦煌石室金刚般若经序言及于右任先生的跋》一文中，附有于右任先题跋书迹手墨影印件：“敦煌窦君景椿，以其家藏唐人写金刚般若经见示，书法极开展，写经中之上等手笔也。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卷子汉文写本约七千卷，此则沧海遗珠，幸未为斯坦因与伯希和所采中耳。余翻近人所抄伦敦藏经简目中，有令狐大娘牒。此则令狐石柱为其父长袍施，书者可知，令狐一族当时为其地著姓，更证明彼时西移人民生活之优裕也，此卷有施书者人名，极不易得，其善保之。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于右任记于重庆之陶园。”长卷大气磅礴，淋漓尽致，神来之笔，堪称精品。抒发了先生对敦煌写经及祖国国宝的高度赞誉之情。

这次在敦煌文博学馆亲赏于右任先生珍贵手墨，真让人大饱眼福，大开眼界，更为先生的敦煌情怀、文化情怀所感染。不由使人想起了于右任先生悠悠的敦煌情缘，思绪飞向那令人怀念的八十年前……

B.考察西北游莫高敦煌记事寄深情

1941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爱国诗人、大书法家，年已63岁的于右任先生，由重庆到西北考察，窦景椿（当时供职于国民政府监察院）陪同前往。先生一行先后抵西安、过兰州、到敦煌。

10月5日，恰逢中秋节。于右任与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巧遇。他们与敦煌官绅举杯赏月，共度中秋。席间，大家畅所欲言，群情激昂，对敦煌孤悬大漠，莫高窟饱经沧桑、屡遭劫掠、濒临毁灭的现状深感担忧和不安。于先生情不自禁，慷慨高歌，作《敦煌记事》诗八首，表达了对敦煌艺术悲喜交集的心情和加强保护研究的强烈愿望。兹录如下：

（一）

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

更为文物千年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二）

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否似当年；

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愁人分外圆。

（三）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四）

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

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

（五）

壁画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六）

斯氏伯斯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七）

丹青多存右相法，脉络争看战士拳；

更有某可某公主，殉国枯坐不知年。

（八）

瓜美梨香十月天，胜游能否续今年；

岩堂壁殿无成毁，手拨寒灰检断篇。

C.情系敦煌提议案 拯救莫高功无量

1941年12月11日，于右任先生结束了西北的考察，14日离开西安，返抵重庆。于右任先生回到重庆后，敦煌文物的价值及莫高窟的现状一直萦绕他的心头。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480余言的“提议”，表达了对敦煌文物保护的重视和国宝被外夷劫掠的不满。“提议”送达国民政府，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保护敦煌艺术。兹将“提议”全文录下：

“为提议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四十里，以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候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设法积极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1942年2月15日，于右任的提议全文在当时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发表，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同时，该文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引起各界广泛关注。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敦煌莫高窟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隶属当时的教育部。从此，饱经沧桑的敦煌莫高窟得到拯救。1949年之后，历经劫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1950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文化部，开启了新的纪元。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于右任先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将被世代铭记。

岁月流金，华翰传情。80年后的今天，在“两岸书法艺术交流展”上，于右任先生的墨宝飞过台湾海峡，飞向佛国敦煌，不仅为笔会增添了亮丽的光彩，而且延续了新的敦煌情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诗人敦君“清平乐”词咏：“敦煌杏月，两岸文朋悦。欣赏髯翁遗宝墨，满目生辉惊愕。海峡大陆同宗，佛乡宝岛情深，文化交流互动，初心如炬飞虹。”

说明：文中于右任先生《敦煌记事》八首及“敦煌唐代写经题跋”（附有原稿墨迹复印件）、“设立敦煌艺术学院议案”引文，均见于《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91年版。

　　撰文/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