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文化与华夏文明

本报特约撰稿人 霍志军

在中国古史传说系统中，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和部族首领，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文化符号，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景仰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及其时代反映了中华先民告别洪荒、肇启文明的一个真实历史阶段。研究伏羲文化，对于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演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伏羲的记载和遗迹

伏羲氏是中华人文始祖，他“一画开天”，揭开了华夏文明的第一页，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易》《左传》《战国策》及诸子之书中便多有记载。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云：“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首次将伏羲氏的诞生地界定在陇东南一带，此后历代著述均认同此说法。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居炎帝神农、黄帝轩辕之前。可见，早在东汉，伏羲作为“人文初祖”的地位已得到史家承认。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详细考证了三皇五帝的世系与活动区域，将古成纪定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至今，天水一带仍有相传伏羲画卦之卦台山、龙马洞等遗存。在国内众多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砖）、甘肃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棺板画中，伏羲女娲画像是较为常见的题材。唐代司马贞全面梳理相关史料，肯定伏羲所处的时代是比黄帝更早的文明时代，认为《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并未触及中华文明之源，故有补充《史记》的必要。司马贞撰《三皇本纪》不但使伏羲氏的事迹清晰化、系统化，而且赋予伏羲氏以历史人物之形象：伏羲之母为华胥氏，她在雷泽踩巨人足印有感而孕，历十二年而生伏羲于成纪。伏羲氏“蛇身人首，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作三十五弦之瑟。其后裔，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从而完成了伏羲氏由神话传说向历史人物的过渡，奠定了伏羲氏人文初祖的历史地位。

目前学术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伏羲氏是远古渔猎时代的代表，其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天水境内西山坪、师赵村等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层考古发掘成果，折射出该地区新石器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文明演进的蹒跚步伐。甘谷县出土的庙底沟类型的鲵鱼纹彩陶瓶，鲵鱼的头部似人面、鱼纹为鳞甲，学界多认为是“龙身人头”的伏羲氏之雏形。1958年天水秦安县五营乡发现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历史年代为距今7800年—5000年。大地湾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石、玉、骨、角、蚌器等生产生活用具，而且创造了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宫殿遗迹、文字符号等六项考古之最。大地湾文化遗址揭示的天水远古居民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生活方式，与伏羲传说所反映的原始文化时代大体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伏羲氏画八卦、兴嫁娶、作网罟、教畋渔等文化功绩。

在黄河上游的渭河、葫芦河流域，有许多关于伏羲女娲的文化遗迹。1986年天水市麦积区放马滩秦墓出土有7幅木板地图，其中绘制葫芦河的2号图标有一亭形物，有学者认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女娲祠，其位置与2号图亭形物位置一致，应该是专门祭祀女娲的祠堂，说明早在战国末期，陇东南地区便有伏羲女娲的纪念物。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公元976年），天水一带就有伏羲庙和祭祀伏羲的记载。元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元朝政府在今天水市西关创建伏羲庙，明清两朝又多次重修，形成规模宏大的祭祀庙宇建筑群，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伏羲庙。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明王朝颁布诏令，将秦州（天水）伏羲庙正式确定为人文始祖祭祀地。此外，天水地区还有源远流长的民间祭祀伏羲的传统、民间蛇禁忌、伏羲女娲传说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述有关伏羲的文献记载、考古发掘、文化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证，不仅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证明了天水地区是传说中伏羲氏的诞生地。

伏羲文化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

相传伏羲的文化创造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取火种、造甲历、制嫁娶、创礼乐、设九部、制九针、立占筮等，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工具、政治领域的典章制度、精神领域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中的婚丧嫁娶等，极大地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伏羲氏的独特地位和非凡贡献，远古先民以伏羲及其文化创造活动为基础，口耳相传，将众多生产发明附会于伏羲氏身上。历代先贤对伏羲氏及其文化功绩不断研究阐释、演绎加工和增益扩展，使得《周易》《遁甲开山图》、班固《白虎通义》、南宋罗泌《路史》、清代马骕《绎史》、张澍《三古人苑》等史籍中的伏羲文献完整有序；文人歌咏中的伏羲形象熠熠生辉；加之民间文化、民俗习尚的推衍流传，逐渐形成了类型繁多、内涵丰富的伏羲文化。

以文化类型而言，女娲文化、轩辕文化、炎帝文化、西王母文化等，均与伏羲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文化内涵而论，有龙文化、伏羲八卦文化、周易文化、岐黄养生文化、伏羲祭祀文化、伏羲庙会文化、伏羲灸百病民俗文化、伏羲民间禁忌文化、太极拳文化、伏羲题材民间美术文化、伏羲题材民间音乐文化、伏羲题材石窟文化、伏羲碑刻文化、天水羊皮鼓文化、天水夹板舞文化、天水旋鼓文化、伏羲旅游文化、伏羲庙建筑文化、历代文人咏伏羲诗词赋，及以现代秦腔戏《伏羲颂》、伏羲题材版画、当代伏羲祭祀歌舞、祭祀仪式等为代表的当代伏羲文化。这些文化类型使华夏文明的内涵不断充实和丰富，反复叙述并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

八卦是中华先民理性思维和高度智慧的结晶

相传伏羲的文化贡献之一是造书契、画八卦。八卦符号的基本结构由阴、阳二爻组成，其本质反映了宇宙万物界最基本的两种物质——天、地的对立统一规律，由此演绎组合出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符号，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又互相影响。将八卦两两相叠，就形成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遂成一个推演无穷而又完整严密的综合系统。由伏羲而八卦、由八卦而《周易》的易学理论，反映出中华先民思维能力的极大进步和对宇宙万物认识的极大深化，堪称东方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奠基性成果，是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本质标志之一。

从《周易》卦辞、爻辞中，可以清楚看到先民朝乾夕惕、居安思危的精神风貌，矛盾转化、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和尚节贵敬、和谐发展的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经历代哲人的清理批判，逐渐形成一套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的辩证思维理论，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进程。八卦与易学体系，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既是儒、道、墨等诸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又是乡土社会巫术、占筮、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之滥觞。

伏羲女娲创世神话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

神话是人类孩童时期诗性智慧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但是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更是我们了解远古社会的一把钥匙。1942年出土于长沙王家祖山的楚墓帛书中，即有关于伏羲女娲神话的记载。此则帛书记载了伏羲、女娲、禹、契、炎帝、祝融氏、共工氏等传说人物，主要内容是伏羲女娲先天地而存在，结为夫妇，生四子而开天辟地、通九州、安山陵、协阴阳，制定日月（自然）运行规则和历法。据考证，长沙东郊王家祖山墓葬为战国中晚期墓葬，该墓记载的伏羲、女娲繁衍人类的事迹，为迄今所见中国先秦时期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女娲已被认为是华夏民族共同的创世英雄。后来妇孺皆知的“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等观念一直强化着此种认识。

作为中国文学最初的原型或者母题，伏羲女娲创世神话不仅对先秦时期的人们有着重大影响，更广泛渗透到先秦文学发展的结构中，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影响。不少文学家都是从中受到启发后展开他们的文学活动。如屈原在《天问》中写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再如东汉末叶《风俗通义》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均可认为是先民受先秦时期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影响而产生的诗性智慧。伏羲文化不仅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也书写了中国文学的第一页。

伏羲文化的当代价值

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的伏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是新时代圆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其一，伏羲文化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伏羲文化道启鸿蒙、开天辟地的创史精神；追新逐奇、不断开拓的创业精神；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二，伏羲文化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伏羲氏致力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融合各个部落，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倡导国家、民族的统一，是伏羲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

其三，伏羲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相传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对伏羲这种半人半兽的形象，学术界认为是伏羲氏族以龙（大蛇）为图腾，并将其首领神化的反映。透过伏羲人首蛇身面纱遮盖下的龙图腾，我们看到的是原始时代中华先民们走向统一、融合升华而肇始文明的辉煌画卷。“龙的传人”这一文化情结，今天仍是全体华夏儿女寻根问祖的归着点和民族团结的“黏合剂”。

其四，伏羲文化作为华夏民族之“根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所谓根，是植物长在土中或水中的部分，其主要功能为吸收养分和固定植物地上部分，引申为事物的本源、根由。伏羲文化作为华夏民族之“根文化”，体现出华夏儿女同祖同根的民族认同感，同源同脉的民族归属感，慎终追远的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思维特质的一致性，具有促进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优势。

　　伏羲文化作为甘肃省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可谓是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甘肃标识之一，在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时代，如何讲好伏羲故事、擦亮伏羲文化品牌，打造文化标识，扩大甘肃历史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