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中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文明很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关涉古人对天文历法和气候生态的认识；它也关涉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养生；在“以天地为道”的宗旨下，它还关涉人的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它是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世俗生活、扎根于农耕文明而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凝练。因此，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目前，学术界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主要从社会生活史、民俗学的角度展开，依托传世文献和天文学理论进行梳理，尚缺乏结合出土文献对各类节气材料的整理、释读和结构性的研究。日前，夏虞南博士的专著《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源》，无疑填补了这一学术史空白。
以往学界对二十四节气系统形成过程的意见并不统一，大致有三种认识：一是东周之前说；二是战国说；三是秦汉说。在研究方法上，天文学派以竺可桢《论新月令》为代表进行界定：“降及战国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之名目。”陈久金等前学集中于对先秦四分历法的探究，但并不涉及对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的具体考察；陈遵妫《二十四气》对其大致来源进行了梳理。考古学派以冯时《二十四节气与三十节令》《律管吹灰与揆影定气》等专文对时令系统中的定气原则和不同节气系统作了辨析，认为二十四节气形成与先民对“节”“气”的精密化测量有关。文献考据以李零对《管子·幼官》《幼官图》和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等齐地节气系统关系考辨发端，为先秦因地域差异而存在不同节气，提供了研究新思路。辛德勇以《史记》《汉书》等两汉材料考证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刘晓峰对节气整体性名称进行了文献学梳理。此外，还有若干对月令文献的梳理涉及部分节气文献，但未具体论述，其中可以刘娇对时令的研究、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刘鸣《月令与秦汉时间秩序》为代表。
海外汉学家中，也有学者对早期中国天文历法颇为重视，如班大为等验证了《左传》《竹书纪年》等文献的纪历真实性，但一般不涉及对节气的研究。所以，无论从具体考证还是研究方法看，本书选题都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十四节气的探源是本书的主要侧重点，着重强调其起源和形成过程。书中主要分析了出土节气类文献对天象、物候的观察记录，也涉及对时间的划分和节气系统构建过程的具体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深入细化到考证每一节气的名称来源和文献学意义上的形成时间，以及对其思想史背景的探究，这是二十四节气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翻阅本书我欣慰地发现，夏虞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节气材料，对清华简、北大汉简、胡家草场地汉简、岳麓简、敦煌文献等相关出土节气材料作了重新解读，并以二重证据法探究每一节气的形成过程。总体来看，夏虞南的这项研究已不仅仅是对这一课题的大大推进，甚至是趋近于问题的解决。
首先，本书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相关的节气材料，完成基础释读和资料汇编，并进行分类。根据先秦、秦汉时期的出土和传世文献材料，将节气相关文献分为节纲、时令、节令、月令、历书文献五大类，包括纯粹的“政治历”和各时期的“推步历”。本书的新见则是对节气类文献的五种分类：节纲文献，如清华简《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等；时令文献，如《尚书·尧典》、清华简《四时》、北大汉简《阴阳家言》、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禁》《五令》《三十时》《管子·七臣七主》《四时》等；节令文献，如《逸周书·时训》《管子·幼官》《幼官图》《淮南子·天文》、北大汉简《节》等；月令文献，如《夏小正》《礼记·月令》《逸周书·周月》《吕纪》《淮南子·时则》《四民月令》、长沙子弹库帛书《月忌》等；历书文献，如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历谱、历书、历记、日书等。
其次，在分类基础上对各类文献进行考释，深入分析不同文献记录不同节气系统所对应的节气结构和纪日等问题。
最后，在整理和释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类文献以日、时、节、月为纲，推演个体或社会的农事、政教、兵刑、礼制的规律，进而指导具体的社会生活的节气系统进行排谱和推演比对，完成对二十四节气形成过程的探源。
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两汉以后的材料。丰富的新材料为先秦、秦汉二十四节气形成史提供了依据，在夏虞南的意识中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溯源其历史来源是首要任务。其结合甲骨文、金文、简牍等材料对二十四节气的历史观念、文化来源、名称形成重新梳理，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二十四节气在历史上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文献排序和论证。本书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社会生活史等多重角度进行论证，深化了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的历史学探源，为其文明意义赋能，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逐步走向深化的一种具体展现。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二十四节气探源》，夏虞南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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