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依次为“晋归义羌侯”金印、“晋归义氐王”金印、“魏归义氐侯”金印
现藏于武威博物馆的魏晋莲花藻井砖
东羌校尉邓艾伐蜀 连环画
陇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丁树芳
从先秦至魏晋，羌人一直生息于陇右地区。他们是影响陇右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与历代中原王朝有着频繁的交往互动。中原王朝专掌羌人事务的民族职官，始于西汉时期设置的护羌校尉。汉末以来东羌与氐人迁徙陇右，曹魏设置东羌校尉治理陇右氐羌，争取他们对魏军陇右防御战的支持。西晋设立秦州后，东羌校尉既履行治理陇右氐羌的基本职能，又涉入秦州地方政治。
汉魏之际的东羌与氐人
东羌，主要由先秦以来一直居于安定、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大致包括今宁夏东部、陕西和山西北部一带）的羌人以及河湟西羌东徙边郡者共同构成。由于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羌豪，东羌各部间不相统一。在匈奴统治蒙古草原时，他们从属于匈奴；匈奴衰落后，东汉朝廷征发他们为骑兵作战。直到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东羌诸种因响应先零羌叛乱才见载于史籍。此后东羌或与南匈奴、西羌联合反叛，或独举叛旗、频发动乱，使并凉虚耗，朝廷为忧。至灵帝初年，汉廷决心剿灭东羌。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护羌校尉段熲追剿先零羌，其余部四千落（一落五口）散入汉阳郡。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段熲又于汉阳大破东羌，谒者冯禅招降东羌余寇四千人，分置于安定、汉阳、陇西三郡。自此，东羌的分布范围自安定以东，西迁至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汉阳、陇西诸郡。
建安（公元196年—220年）后期，割据陇右的马超、韩遂常招诱东羌与曹操抗衡。据《三国志·魏书》，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汉阳是东羌盘结之地，马超诱以为兵的汉阳羌众当属东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侯渊复征韩遂，时“长离诸羌多在（韩）遂军”。“长离诸羌”，以其居地长离川为号。据《水经注·渭水》及《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八·巩昌府》，长离水所历广魏、天水二郡，皆在东汉汉阳郡内。居于长离川、加入韩遂军的“长离诸羌”，应是东汉后期徙至汉阳郡的东羌余众。因此，曹操剿灭韩遂、马超后，尚需设置专门职官领护此地叛降不定的东羌。领护东羌的东羌校尉，始见于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东羌校尉邓艾大破蜀军于南安、天水两郡。曹魏的南安、天水二郡，就在东汉安置东羌的汉阳郡内。可见，曹魏时已在陇右正式设置东羌校尉，加强管理。
这一时期除东羌外，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地区也是氐人盘踞之地。汉代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此地通道陇蜀而控扼噤要。汉魏之际，氐人据地自雄，常跟随刘备等敌对势力反叛，不附曹操。这促使曹操多次内徙氐人，以隔断他们与陇蜀要冲的地理联系。《三国志·魏书》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迁武都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即汉阳郡）界”，这是氐人入居陇右、关中之始，迁入人口达二十余万。不久，曹操又命武都太守杨阜“前后徙民、氐”万余户于陇右之天水、南安、广魏郡内。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天水郡。这几次大规模北徙，使陇右的天水、南安、广魏三郡成为氐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因此，设置于陇右的东羌校尉在领护东羌的同时，也需兼领雄豪不附、叛降难测的陇右氐人，这与东汉的护乌桓校尉兼管塞外鲜卑的状况是类似的。
东羌校尉的设置与魏、蜀陇右之争
管理陇右的东羌与氐人，固然是曹魏设置东羌校尉的主要目的，但这一时期，魏、蜀激烈争夺陇右的形势，也是影响此官建置的重要因素。自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至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曾率军五次北伐，战略意图皆在夺取陇右。在对陇右的进攻中，蜀汉注意吸收当地氐羌兵加入蜀军。《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自言其北伐军中有“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其后，蜀汉夺取武都、阴平，也有赖于二郡氐羌的降集。
诸葛亮死后，蜀汉由出身天水郡、深谙氐羌风俗的姜维主政。他在北伐中，更加重视氐羌部落对陇右战局的影响，认为若诱使陇右“诸羌、胡以为羽翼”，“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益部耆旧杂记》载，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可见，征用羌胡兵众及部落物资以充军实，是蜀汉北伐的兵员和物资来源之一。面对蜀汉招诱氐羌，大举进攻陇右的形势，曹魏亟须加强军事防御。而盘踞陇右的氐羌部落之向背，正是左右魏军防御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曹魏在陇右设置东羌校尉镇抚氐羌各部，以防止他们加入蜀军，掣肘魏军对陇右的军事防御。
与此同时，曹魏也沿袭蜀汉故计，积极招募氐羌兵，为防御陇右提供兵力支持。出土于今甘肃西和县的“魏归义氐侯”“晋归义羌侯”“晋归义氐王”三组驼纽金印，真实反映了曹魏、西晋政权通过封赐氐羌部落首领汉制爵号拉拢氐羌的史实。而向羌氐部落首领赐爵封号，以及招募、统率氐羌兵均由东羌校尉负责。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东羌校尉邓艾于上邽大破蜀军。虽然史籍对于此役邓艾是否统率氐羌兵没有明确记载，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募集五千“羌胡健儿”随邓艾伐蜀，为魏军自阴平小道攻入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武力支持。这些“羌胡健儿”英勇善战、熟悉地形，是魏军的精锐部队。曹魏将这支精兵授予邓艾，应与他在担任东羌校尉时曾率领氐羌兵对蜀作战有关。
秦州之立与东羌校尉涉入陇右政治
魏晋递嬗后，西晋沿置的东羌校尉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主要体现在西晋于陇右设立秦州，以及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共同管理陇右军政、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
以山川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陇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在此设置独立政区奠定基础。《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八·巩昌府》载，陇右“自古用武之国也。……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具有很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周人兴起、秦人伐戎、隗嚣割据、魏蜀鏖战都发生在陇右。但陇右政区的建立却颇为坎坷。魏文帝时曾以陇右置秦州，但不久即罢。至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西晋为防备河陇鲜卑叛乱，以雍州陇右五郡（陇西、天水、南安、略阳、武都）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河西鲜卑入居河陇，始于曹魏后期邓艾纳鲜卑数万置于雍州、凉州之间，与汉民杂居。至西晋初年，河西鲜卑频发动乱，大臣傅玄建议在陇右设立秦州，加强管理。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定河西鲜卑动乱后，河陇局势日渐稳定，西晋设立秦州的初衷已不复存在，遂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废罢秦州。
秦州被废后，各属郡还归雍、凉、梁三州。其中，陇西、南安、天水、略阳四郡还于雍州，使雍州人口猛增。据《晋书·地理志》载，雍州有户九万九千五百，陇西、南安、天水、略阳四郡有户两万五千一百。四郡并入后，雍州人口达十二万余户。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又有十余万匈奴人徙居雍州。迫于人口压力，朝廷分雍州之陇右复立秦州。至此，秦州成为西晋州级行政区划之一。复立后的秦州属郡发生变化，凉州金城郡未再并入。《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九·兰州》载，金城为河西诸郡之最，“介戎、夏之间，居噤喉之地，河西、陇右安危之机，常以金城为消息”。可见泰始年间将金城并入秦州，是为了在自然地形上将整个乌鞘岭以东地区纳入秦州，防止鲜卑有东西流窜之地。到太康年间，河陇局势渐趋稳定，故金城郡未再并入。
秦州复立后，掌管陇右氐羌的东羌校尉被纳入秦州地方职官系统，东羌校尉所领府兵也成为秦州重要的军事力量。关于东羌校尉的领兵数量，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曾担任东羌校尉的邓艾率五千“羌胡健儿”伐蜀来看，东羌校尉领兵在五千左右。《晋书·职官志》还记载，晋惠帝元康年间，“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管理各民族的校尉官与属州刺史兼领的制度由此确立。在此制度下，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兼领，这使它在履行管理陇右氐羌职能的同时，进一步涉入陇右地方政治，宣告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共同管理秦州军政、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
东羌校尉与西晋陇右政局
西晋前期，河西鲜卑、陇右氐羌的动乱都曾威胁秦州，东羌校尉积极讨伐叛乱，维护地区稳定。在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河西鲜卑动乱方兴未艾之际，朝廷以“素有恩信于西方”的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旨在依靠他的军事才能和个人威信，制御“诸胡”，遏止叛乱。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胡烈战死后，陇右东羌、鲜卑相继反叛，严重威胁秦州安危。为迅速平叛，朝廷在秦州首次设置都督区，增强军事防御。又以名将杜预继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征讨叛乱。《晋书·杜预传》载，杜预缜密分析战势，认为鲜卑此时马肥兵壮，不应急于出兵，“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但由于秦州都督石鉴与杜预有“宿憾”，加之二人对进兵时机意见不一，致使在平叛初期秦州陷入都督与东羌校尉的严重内斗。在石鉴的弹劾下，杜预被“征诣廷尉”，他提出的“须春进讨”鲜卑的良策未能在平定叛乱上发挥作用。
晋惠帝元康年间，西北动乱再度波及秦州。《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秦雍氐羌悉叛，东羌校尉何攀“遣长史杨威讨之，违攀指授，失利。征还……”面对陇右、关中氐羌入侵秦州，东羌校尉何攀详定讨叛之策，后派遣校尉府长史杨威依策进讨。但杨威在进兵中“违攀指授”，讨叛失利，何攀因此征还京师。虽然史籍所见的东羌校尉在征讨叛乱时多以失利、被罪征还告终，但他们的积极作为仍证明东羌校尉在协调中原王朝与陇右各民族关系、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叛乱平定之后，为军事监护新降服的鲜卑、氐羌，朝廷常以名将镇守秦州，并授以东羌校尉一职，这与此官治理秦州民族事务的职能息息相关。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武威太守马隆率孤军三千讨平持续十余年的河西鲜卑叛乱。这一近乎奇迹的胜利，为马隆赢得巨大声威，“每为边患”的南虏成奚部不敢作乱。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朝廷以西平太守马隆兼领东羌校尉，命他既镇抚湟中羌人，又监管陇右氐羌，稳定了河陇的民族形势。《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担任东羌校尉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后有略阳太守严舒“密图代（马）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征还马隆的命令下达后，陇右氐羌聚结，百姓惊惧。朝廷为安定陇右，命马隆官复原职。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将军孟观率领禁卫军讨伐氐帅齐万年叛乱。《晋书·孟观传》载其“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威慑氐羌各部。平乱后，朝廷即命孟观转任东羌校尉，以震慑参与叛乱的陇右氐羌，维护地区稳定。
西晋后期，都督雍凉的河间王司马颙涉足八王之乱，战火由中央波及陇右，不少河陇士人参与宗王混战。在这段秦州政局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东羌校尉扮演了重要角色。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河间王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争夺秦州。河间王颙以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为爪牙，围攻长沙王乂的党羽秦州刺史皇甫重。永兴二年（公元305年）皇甫重战败身死，秦州被河间王颙掌控。河间王颙将秦州刺史授予南阳人张辅，却对在秦州争夺战中颇有功劳的游楷、韩稚等河陇士人酬赏不足，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游楷的支持下，东羌校尉韩稚集结校尉府兵讨伐张辅，张辅战败身死。
张辅之死，不仅反映河陇士人对外来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坚决排斥，还与西晋政局演变关系密切。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河间王颙被东海王越击败，势力大衰。河陇士人开始背弃河间王颙，转投东海王越。如河间王颙败走长安时，秦国内史贾龛、安定太守贾疋等纷纷“起义讨颙”。因此，诛杀张辅、逐河间王颙势力出秦州，也是河陇士人交好东海王越的有效手段。随着武威大族贾龛继任秦州刺史，河陇士人完全掌控秦州刺史与东羌校尉两职，暂时形成河陇士人独霸秦州的局面。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南阳王模都督雍凉，秦州再度陷入两股势力的角逐：以南阳王模为首的宗室势力，以韩稚、裴苞、贯与为代表的秦州地方官员。另有近在肘腋的凉州张轨一直暗中插手秦州事务，亦是影响秦州政局的关键人物。永嘉初年，南阳王模授意张轨率凉州兵讨伐东羌校尉韩稚，韩稚迫于兵威不战而降。借助张轨凉州兵，南阳王模不仅重挫秦州地方武力，还控制了东羌校尉的选任。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南阳王模以世子司马保出任东羌校尉，旨在以此职为管道，将势力渗入秦州，与刺史裴苞争夺秦州的控制权。裴苞洞悉南阳王模所图，坚拒司马保赴任。南阳王模出兵击败裴苞，使司马保顺利就任。借助司马保东羌校尉一职，南阳王模控制秦州部分地区，并获得陇右氐羌归附，为其后司马保“全有秦州之地”奠定基础。
西晋后期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频发争斗，证明东羌校尉的军事实力足与秦州刺史抗衡。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立异，将削弱刺史对秦州的控制。但换个角度来看，东羌校尉若与秦州刺史联合，有助于强化后者对秦州的掌控。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秦州刺史裴苞与东羌校尉贯与“据险断使”，表明在东羌校尉的支持下，秦州刺史甚至可以形成割据陇右之势。但由于河西张轨势力的介入，裴苞据秦州自守的状态只维持了较短时间。张轨出兵攻裴苞，裴苞败走安定郡。兵逐裴苞，不仅为张轨开辟东进陇右的道路，还使他再度染指秦州，巩固在河陇地区的霸主地位。
总之，魏晋东羌校尉的设立及发展，与陇右政局关系甚密。魏、蜀陇右之争，促使曹魏设置此官招附陇右氐羌，争取他们对陇右防御战的支持。西晋设立秦州后，东羌校尉在治理陇右氐羌外，进一步涉入秦州地方政治。特别是在西晋后期南阳王模、河陇士人、凉州张轨三方势力逐鹿河陇，东羌校尉作为秦州的重要武力为各方势力竞相利用，在夺取秦州控制权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晋以后，东羌校尉逐渐丧失稳定建制，仅成汉、后秦偶有设置。南北朝时期，宕昌羌崛起，东羌校尉一职被纳入册封体制，成为南朝授予宕昌国国王的固定官衔，在职官性质上较之魏晋已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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