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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城始建于何时?《史记》中这一记录可推理真相

来源/ 天水日报 作者/ 时间/2024-09-09 22:38:19

原标题:秦州区枣园庄古城墙遗址刍议

枣园庄旧城墙遗址 韩仪麟 摄

枣园庄旧城墙遗址 韩仪麟 摄

张广成

城垣(城墙)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由蒙昧时期步入文明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上城垣的出现,依据文献,多数资料述说是夏代。诸如《世本·作篇》载:“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记载:“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云:“昔者,夏鲧作九仞之城。”总之,是说夏禹的父亲鲧就已经开始建造城郭了。也有不同载述,如《史记》曰:“黄帝时为五城。”则又早于夏代而在炎黄时期就已有构筑城垣之举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湖南澧县城头山、浙江良渚、安徽凌家滩、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遗址中发现了城垣遗址。其中,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距今约6000余年,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良渚城址,距今5000年左右,城垣布局周详、规模可观,曾荣冠“中华第一城”之誉。以上考古发现,从时段相比对,超出了传统古籍所载的年代断限。毋庸置疑,远早于夏代之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步入文明,有筑建城垣之壮举了。

天水始建城垣是什么时候呢?传统文献没有直接的记载,只能以史籍所载事件,予以推断。

据《史记·秦本纪》所述:“(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十年,即公元前688年,是说这一年秦武公征服了邽戎、冀戎原居之地,并首先设立县制行政建构,将该地纳入其版图辖治。

冀县就是今甘谷县,而邽县就是后来的上邽县,即今天水市秦州区(《上邽故址考》)。遗憾的是,《史记》并未明述设县后上邽有筑城之事,我们只能如下推断:

首先,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筑城之事,竞相比拼、兴味极浓,秦人当也不甘落伍。继秦武公之后的秦德公,就在今陕西凤翔营建雍城,经考古发掘,雍城遗址城垣周长达13000余米,面积约10.56平方公里,其规模是令人惊叹的。足证,此前秦人早就掌握了能建构相当规模城垣成熟的筑城技术,也折射出秦人具有筑城守土的强烈战略意识。

其次,城郭初始的功能是基于军事防守的,正如《墨子·七患》所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其属性纯粹是屯兵戍守,所以“城”之本原实为军事工程。后来有百姓入住,城而有市,遂形成军事、社会民生兼融的“城”,又增加了如《穀梁传·隐公七年》:“城,为保民为之也。”即绥靖保民的功能。

据此推断,秦人扩疆拓土,征占邽、冀戎之地,即时设置县制,当自然以屯军守土为首要选项,为达此军事目的,修筑城垣而强化戍卫,应是设县后必然跟进的战防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姑且认定:天水(上邽)城垣当始建于公元前688年或此后不久,是接近历史实际的。

时至汉代,天水城垣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郦氏此注清晰说明,天水城垣,早在汉武帝设郡之初,就已是“五城相接”,其格局之宏大,令人赞叹。“五城”为何名,惜未明录。

此后,天水城垣历经沧桑岁月,屡遭战乱兵燹和自然灾害之厄,毁圮迭生,相继修缮。

至明代,秦州(天水)城垣其貌“若囱棂之星列,角楼之峰峙,堞铺之云布,城扉之银铺,槛垣之壁粲,桥纽之虹垂”(明·胡缵宗《重修秦州城记》)之壮观,成为“陇以西为州者五,惟秦为最巨”(清·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记》)的陇右各州居首的城垣。格局是“官之所莅为卫城,环廓面城者四,睥睨相属者联珠”,亦是有“五城相接”的规模。

至清代,虽遭地震毁城之灾,经修复达到“其城郭峙如也,其楼观翚如也,其馆廨翼如也,其坛壝亭鄣巍如也,烟火万家,鸣吠之声相闻也”(宋琬《重修秦州城垣记》),城垣已恢复到相当规模。

存留的天水(秦州)明、清城垣,属版筑夯土类型。于今,依然有遗址留存,有关部门采取了保护措施,修筑园林景点,可供一览。

近年来,秦州区枣园庄发现一段旧城墙遗址,引起社会多方关注。对其年限断代,颇为热议,但一手资料孱弱,难有定论。

笔者萦系于怀有日,终于在地方志中觅得资信,现照录于下:

《光绪重纂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之二《秦州》(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肃府县志辑)条:“东乡出东关城,过濛水,旧有桥,今废。《元和郡县志》云:司马懿垒俗名上募城,诸葛垒俗名下募城,又东八里有姜维垒(注:‘姜维垒’的引文有异。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陇右道上·秦州·上邽县》条:‘姜维垒在县北八里。’)今诸葛垒在路南,其余不可考。又东五里铺有古城遗址,俗名韩公城。南折过耤水,又东二里,有云章阁。又东为十里铺。”

依《志》文所述,觅踪求迹。州城(今秦州区)出东关城,沿路(约今岷山路)迤逦东行。“濛水”今罗玉河,又行,有“诸葛垒在路南”,诸葛军垒原址就在今路南,现迁移。续行,为东五里铺,今名犹是。向南折行过耤水(今有五里铺耤河大桥),又(沿今羲皇大道)东行“有云章阁”,民间称曰奎星阁,现为一企业家属区,至今保留奎星阁之名。“又东为十里铺”,今有村落,村名亦是。

可见《志》文所述,其方位、地貌、里程、地面建筑物和附着物等,今昔比对,亦然有留存参照可稽,所叙颇具真实性、可信性。缘此,可资采用为据,对秦州区枣园庄发现的旧城墙遗址的年代,予以诠释,聊为刍议。

《志》文曰:“东五里铺有古城遗址,俗名韩公城。”“东五里铺”,与今枣园庄所处地理位置吻合;“有古城遗址”,明确此处有古城遗址留存;“俗名韩公城”,“俗名”即民间社会认定的、经久沿袭的称谓。“韩公”指北宋韩琦,也就是说,此古城遗址是北宋名臣韩琦所筑。

韩琦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夏四月辛巳,知秦州”(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韩琦莅任秦州知州,即奏请朝廷,谋划修筑天水(秦州)城垣,“初,知州韩琦,以为州东、西居民及军营馑万余家,皆附城而居,无所悍蔽,因请筑外城”(《长编》卷一百三十五)。显见韩琦筑城之初衷,是为秦州居民之栖身安居而萦怀,也是为恪职戍疆卫边而谋划。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辛未,秦州言筑东、西关城成”,筑城完工。新修的城垣规模是“凡十里,计工三百万,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并进行了竣工嘉奖,“赐总役官吏金帛有差”(《长编》卷一百三十五)。韩琦新修的天水城垣,世代誉称“韩公城”。

何以秦州区枣园庄发现的这段旧城墙遗址,在东、西关城郭之外呢?可推断,应当是韩琦同期(公元1041年—1042年)所筑的附城近郊屯兵军营遗址,或是供参与筑城的军民工役的居住遗址。总之,都与韩琦相关,所以,方才有世传“俗名韩公城”之称谓。

更需缀叙。韩琦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曾与范仲淹共同戍边,时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史纪事本末》)韩琦曾与范仲淹推行著名的“庆历新政”。韩琦亦曾“相三朝,厥功大矣”,病逝后朝廷赐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宋史》)

韩琦任秦州知州,仅一年左右。其间,韩琦“招怀种落,训练士卒”,团结各民族练兵对敌。西夏之所以未敢侵犯秦州,皆因“韩琦为守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秦州得免兵燹,惠泽一域,显见韩琦镇守有方。

  韩琦这位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曾知秦州,这是历史的机缘,无疑给天水(秦州)这方热土增添了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尤需称道的是名人筑名城,“韩公城”为天水(秦州)这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古城的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传世之笔。更为有幸的是,枣园庄“俗名韩公城”存世于今,亦属珍稀。倘如此,此枣园庄城墙遗址已接近千年,庶几是韩公之功绩碑,亦不啻是天水古城历史文化的一处熠熠生辉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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