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聚应｜诗教赓续 弦歌鹰扬 天水历代诗歌史述论
天水被誉为“羲皇故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诗歌等文学创作生发早慧。自黄帝时《弹歌》发慷慨之遥音，启萌芽之生机，秦风浩荡，玉振金声。诗教赓续，弦歌鹰扬。卷帧浩繁、诗潮不绝的文脉流淌，都昭示着这块文明之乡曾有的盛世繁华，丕显着陇人尚武崇文、敢为人先的辉煌与雄风。
历史沿革与人文传统
天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大地湾遗址发掘证明，早在8000多年前，天水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天水之名源自“天汉源头”之意，与秦人早期活动于西汉水上游的历史记忆有关。其地处陕、甘、川三省之要冲，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西倚天门，东扼陇坻”之称。历史上这里既是中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统御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境内历史文化资源富集，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早期文化、三国古战场文化、麦积山石窟文化等熠熠生辉。
天水夏商时期属雍州，因毗邻关中，受商周文化影响较大，成为秦人的发祥地和中原王朝连接西域的桥梁。周孝王十二年（前9世纪），嬴非子在秦池（今张家川县一带）为王室养马有功被封于秦，号嬴秦。《史记·秦本纪》云：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灭邽戎、冀戎，置邽、冀二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县级建置。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设陇西郡。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献公时，渐次征服诸戎，进而东迁关中，问鼎中原。这一过程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有深远影响。
秦汉时天水属“雍州之域”，唐时与京师临近，为“关陇本位”之倚重，因而成为天水历史上最辉煌的“秦汉隋唐时代”。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从陇西、北地二郡析置天水郡，辖16县，始有“天水”建置之名。汉武帝经营西域，天水便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之一。初始元年（8年），天水郡改镇戎。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析雍州置凉州、秦州。晋泰始五年（269年），合雍州陇西、天水、南安、略阳、武都及凉州金城、梁州和陇南阴平等七郡置秦州。魏晋北朝时期，天水始终是前秦、北周、西魏政权重点经营的州郡之一。东晋永和六年（350年），秦州归前秦。隋唐时天水为陇右道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开放的前沿地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云：“自远门（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有宋一代，因郡望天水而称“天水一朝”。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北宋秦州辖成纪、天水、陇城、清水四县，伏羌、甘谷二城，定西、三阳、弓门、静戎、安远、陇城、鸡川七寨。南宋时，原属北宋疆域的秦陇地区多为金所占，州治仍设成纪县。元统一后，秦州属陕西行省巩昌总帅府，辖成纪、秦安、清水三县。明代，秦州辖秦安、清水、礼县三县。清康熙五年（1666年），陕甘分省，秦州属甘肃巩昌府。雍正七年（1729年），秦州升为甘肃直隶州，辖秦安、清水、两当、徽县、礼县五县。民国三年（1914年），天水为渭川道属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甘肃省政府设立第四行政督察区，辖天水、秦安、清水、甘谷、武山、西和、礼县、徽县、两当、成县等十县。
天水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多元文化融合互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人文传统看，天水自上古伏羲、女娲神话传说创始，及其与长安、中原的频繁交流，文化积淀厚实，文人辈出，形成了孕育、推动天水文学创作发展的丰富广博的文化资源和人文传统。悠久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开放包容的文化品质，崇文尚武、自然质朴的民风习俗等，对天水文人与文学，以及诗歌审美理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天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天水通史》序言中，对天水先秦部分的历史人文给予了至少四个方面的总结。一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联系天水大地湾文化指出：“天水地区是寻觅中华文明发祥地的重要地点”；二是伏羲氏古史传说问题，他联系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和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指出：“天水是伏羲氏传说的中心”；三是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问题，他联系周人先世在今甘、陕地带活动的历史和传世典籍记载指出：“天水一带，是周朝与戎人交界对峙的边际地区，于当时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四是秦人兴起的问题，他联系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及天水甘谷朱圉、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等历史文献和考古指出：“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天水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久，民本自然质朴，而俗好崇文尚武，故歌谣慷慨，文重气质。天水诗歌创作因之而早熟早慧，底深蕴远。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开放包容的文化品质。天水东接中原、西通西域，宜农宜牧的自然地理因素赋予其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融合的文化特征。多民族融合聚居，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品质。而胡汉交融的地域环境，提供了天水诗歌创作在内容与艺术审美上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表现着质朴刚健与豪放慷慨的艺术品性。同时，天水在文化上与关中一脉相承，深受京师长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深厚影响，关陇本位文化特征鲜明，故通常“关陇”并称。
尚武崇文、自然质朴的民风习俗。作为秦人的发祥地，天水雄奇秀美的自然环境、近边与胡汉杂居的民风特点，对生民性情及其尚武习俗影响深远，使尚武崇文成为一种悠久的民风习俗。民风剽悍，尚武崇文，而尤以尚武为要。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云：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又《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
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自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而天水历来就是朝廷招募精兵的主要区域，故《史记》云“名将多出焉”。赞中所举西汉因勇武而名列青史者13人，属于今陇东南及陇中者11人。其中天水飞将军李广、壮侯赵充国、西域都护段会宗、蜀汉大将军姜维、前秦王苻坚、南宋抗金名将刘锜等，就是杰出的代表。民国时期爱国将领邓宝珊也是天水人。
天水古代在武将辈出的同时，也涌现出了诸多颇有建树的文人，如道家始祖之一的尹喜，被尊称为“陇上三贤”的孔门弟子秦祖、壤驷赤、石作蜀，皆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后世皆被封伯封侯。以后儒者如隐士姜岐、辞赋家赵壹、小说家王嘉、散文家李翱、陇右大儒胡缵宗、陇南文宗任其昌、霍松林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尚武崇文成为陇人固有的特质基因而积淀于民族性格的深层，这种气质注入诗歌创作，形成了天水文学特有的清新刚健与慷慨悲凉。
诗歌创作发展及其演进
天水诗歌传统源远流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丰厚的人文精神孕育了关注社会人生、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创作传统。从诗歌创作总体特征看，天水诗歌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现实精神充盈，地域特色鲜明，风格慷慨悲凉。从创作发展看，天水诗歌生发早慧，作品代不乏篇，本客籍诗人名家众多，皆有名篇，诗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特征明显。
天水诗歌发展源自《诗经》，《诗经·秦风》是其本源及其光辉的起点。从《诗经》始，赓续绵延，并于汉魏晋六朝及隋唐五代，形成创作高峰。至清代、近代以及现当代，都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流芳传世。诗歌创作表现出题材广泛、名家辈出、诗集鸿富、影响深广的特点。而重视诗教的传统，使天水诗歌创作自始至终与厚重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也使直面现实、率真质朴、慷慨悲凉成为天水诗歌的主基调。同时，一些知名文人多于天水宦游流寓，登临游览，推动了天水诗歌的创作发展，提升了知名度，并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文学家以李陵与赵壹为代表。尽管他们留下的诗作有限，但在古代诗歌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陵（？—前74年），在五言诗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亦有佳作传世。钟嵘《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肯定了李陵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贡献。李陵诗如《别歌》，直抒胸臆，悲壮凄凉，极具感染力。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生卒年不详），著有《刺世疾邪赋》《穷鸟赋》等十六篇，有《赵壹集》二卷。其《刺世疾邪诗》与《刺世疾邪赋》相为表里，激愤犀利，事理明晰，以批判的尖锐性著称文坛。同时，《刺世疾邪赋》《穷鸟赋》对汉代体物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演变作出了杰出贡献。
及至魏晋六朝，临渭苻氏家族多才学之士和有诗名者。苻融《企喻歌》、苻朗《临刑诗》质朴自然，豪放慷慨。这一时期，乐府民歌创作丰富多彩，歌咏多聚焦陇山陇水与时事，尤以《陇头水》《陇头歌》为著名，在形成歌咏陇头山水诗歌传统方面，是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郭仲产《秦州记》和《辛氏三秦记》引了两首《陇头歌》，这是最早关于“陇头水”的民歌，抒写边塞行役劳顿之苦，将陇山地理特点与行役之人远离家乡的感受相结合，形成了以悲凉疏离为主的陇头之歌，成为乐府诗题和创作传统。梁陈时代“陇头水”依然成为一种范式，唐代以“陇头水”“陇山”“陇首”为题者大量出现，李白、杜甫、王维、岑参、高适等著名诗人皆有这一题材的诗歌创作。宋以后这一主题依然延续，影响至深。
这一时期乐府诗中，歌咏英雄内容的诗歌多感人之篇，重质尚气、雄浑劲健。以《企喻歌》《陇上为陈安歌》为著名之篇。女诗人苏蕙的《织锦回文诗》（又称《璇玑图诗》），才情妙思，回环曲折，在中国诗歌史上颇有影响。
及至唐代，天水诗歌创作迎来高峰。一是流寓诗人名家多、诗歌创作数量大、叙写天水地域题材佳作多；二是本籍诗人多才高位重名显者，诗歌创作亦多巨制；三是题材紧密联系家国现实，感慨深邃；四是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但因晚唐五代战乱，诗歌创作多散佚不存。如权德舆族亲诗人权审等，皆有文集，甚至作诗千首。王仁裕作诗万首，然存世者寥寥。
就流寓诗人看，其重者有诗仙、诗圣足涉天水，堪称诗坛佳话。而杜甫的到来，实为天水古代诗歌增添了最为光辉的一页。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秋，杜甫流寓秦州三月之久，留下诗作一百多首，其中《秦州杂诗二十首》更是光彩夺目的诗篇。在秦州，杜甫诗歌创作开始由重大社会题材的书写转向了家国与自我的统一，内涵丰富，情感细腻，全方位观照秦州自然山水、风情遗迹，以及诗人自己艰辛的流寓生活。这些艺术水准极高的作品，叙事精深、描写生动、情感真挚。
唐五代天水本籍文人如李翱、权德舆、权无待、权若讷、权同光、权审、权澈、王仁裕等都是权臣和文学名家。李翱为陇西成纪（今秦安）人，韩愈学生，著有《李文公集》。宋欧阳修称：“唐文之善，则曰韩（愈）李（翱）。”实际上，李翱赋的创作如《感知己赋》也很出色，但未引起重视。王仁裕称“诗窖子”，有诗过万。故值得注意的本籍诗人为权德舆等权门文人。
权德舆（759年—818年），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秦安陇城）人。唐韩愈《唐故相权公墓碑序》言其“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及长好学，未尝一日去书不观”。《旧唐书》本传言其年十五，有文章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颇负盛名。有《权载之文集》五十卷，其中诗歌十卷。诗歌内容丰富，坦露心境，书写性情，情感真挚，语言清新凝练，含蓄蕴藉。诗歌中经常流露不愿从俗的矛盾心情和内向求静的一面。其仕宦江南时的诗歌非常关注山水之美，即景抒情，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是其鲜明特色。他的诗也一往情深，于朋友、妻儿之情驾轻就熟，别有韵味。大量的“赠内诗”极有特点，被认为是“赠内诗”的确立者。其他如卦名、药名等诗，文化生活趣味很浓。
五代时期的王仁裕（880年—956年），字德辇，秦州上邽（今天水）人，在诗文、音律、金石、小说诸方面皆有成绩，但在诗歌史上往往被忽略，原因是他所留诗作不多。据《旧五代史》记载，王仁裕“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北宋陶岳《五代史补》言：“王仁裕平生有诗万余首，蜀人谓之‘诗窖’。”但目前所能见到的已不足20首，主要为与蜀后主王建巡幸之诗及酬唱之作。另有一些写景游览之诗，如《题麦积山天堂》《题斗山观》等，别具一格。
两宋时期，天水诗歌创作处于低潮，本客籍诗人少，作品数量不多。北宋李师中、张方平、游师雄、蒋之奇等人在秦州任职期间，也有一些诗作留世，如李师中《麦积山》、游师雄《马跑泉》、蒋之奇《天水湖》等。另如北宋诗人文同途经天水陇城县，有《将至陇城县》等。南宋张镃、张炎为名将秦州成纪人张俊之后，有诗集《南湖集》和词集《山中白云词》传世。张镃诗歌多为登临山水及宴饮之作，如《杂兴》《晚晴》等作品典雅清新。
金元时期，天水诗人诗作很少。元明之际邾经，祖籍陇右，后迁居维扬海陵（今江苏泰州）一带，有《观梦集》《玩斋集》行世。梁志通为元代道士，天水玉泉观第二代祖师，其《梁志通诗碑》现留存于玉泉观左碑廊。
金元时期有记载并留下诗作的还有元好问诸人。太和八年，元好问叔父元恪任陇城县令，兼凤翔府路第九处正将。大安二年（1210年）春，元恪身患鬓疽，其嗣子元好问一直守在身边侍奉。病故后，元好问扶元恪灵柩从陇城回忻州故里，多年后作《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表达对叔父及陇城生活的怀念。
明代的天水诗坛，数量较多，且不乏有影响的名家，如胡缵宗等。诗歌创作反映民生疾苦和治乱兴亡，诗风古朴雄放，感受较深。明中叶以后，在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影响下，诗歌多停留在形式技巧的模拟上，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
此时，天水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是，本地一些重要的文化遗迹成了诗人重点观照的对象，他们或在秦州做官，或在秦州游历，伏羲庙、卦台山、麦积山等名胜成了一时的创作焦点。如陈讲《登卦台》《谒太昊宫》、杨溥《谒太昊宫》、秦文《瞻拜太昊宫》、唐龙《谒伏羲庙》、孙永思《登卦台》《别卦台》、宋贤《过画卦台》、冯惟讷《游麦积山四首》、甄敬《登麦积山岩三首》、甘茹《重游麦积山六首》、胡安《游麦积山次太溪甘公韵》、李筵《隆庆元年四月望月登麦积山岩小憩二绝》、王君赏《宿麦积禅林》、冯子履《麦积山候杨藩伯不至》等等。
明代天水本籍诗人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推胡缵宗。胡缵宗（1480年—1560年），字世甫，原字孝思，号可泉，别号鸟鼠山人，秦安人，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历任安庆知府、河南巡抚等职，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二月，因官署失火烧毁符敕被免职归里。胡缵宗归里后，仍继续专心著书，所作凡《鸟鼠山人集》《拟涯翁拟古乐府》《拟汉乐府》《近取录》《早朝诗》及其《愿学编》《安庆府志》《秦安志》《春秋集传》《读子录》等散文诗歌及史志传注十多部数百卷。文章导源六经，嗣以秦汉，于史学尤长方志。其《鸟鼠山人集》十八卷、《乐府》四卷、《近取录》四卷均被收入《明史·艺文志》，部分作品还被《四库全书》收录。胡缵宗诗歌成就在明代甘肃籍诗人中仅次于李梦阳，其诗讽喻朝廷，吟民疾苦，激昂悲壮，自然流畅。代表作《早朝诗》，民间至今流传很广。
胡缵宗诗歌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质朴古雅，在明代天水诗歌创作中成就最高。艺术上他认同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主张，是明代复古运动的力行者。胡缵宗诗歌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诗或揭露讽喻统治者，如《拟古杂诗》其三，讽刺正德十三年，明武宗到大同的荒淫事。或书写民间疾苦，如《东阿道中》《白龙吟四首》等；或感叹仕途艰险，如《君不见行赠朱士光太守》，一口气列举了历史上好人倒霉遭迫害的九个实例；或抒发对正直文人受迫害的不平之鸣，如《怀杨殿撰用修三首》，抒发了对杨慎因议大礼受廷杖削籍的不平与怀念，激昂慷慨；或描写歌颂祖国山河之美，如《登天柱阁三首》《太湖六首》等。尤其《可泉》《可泉歌》，歌颂家乡秦安的九龙山和可泉，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鸟鼠山人集提要》评曰：“其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砺之音，是其所短。”道出了其诗刚健粗犷的风格。另外，胡缵宗的悼亡诗，如《哭内》等，感情细腻，令人感动。然而这样的名臣文人，在文学史上却被冷落。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在《鸟鼠山人胡缵宗诗选》序言中说：“像当时吴门唐伯虎、祝枝山等人逃世于书画，玩世不恭，倜傥不群，他（胡缵宗）是不肯干的，这大概是胡氏出生于西北高原，唐、祝出生于东南繁华之会，地土不同，流风遗俗有异罢。可是唐、祝诸人喧腾于众口，纷呈于近数百年来的笔记、小说，至今江南一带故老还津津乐道他们的遗事，并且还有并非事实的传说。而胡氏之后迄今四百多年却默默无闻，寂寞身后，不见于记载，更无传于口耳，这是历史的不公平！”
清代的天水诗坛，诗歌创作活跃，诗篇数量超越了前代，似有中兴气象。一是此时本籍诗人较多，亦有名家。粗略统计，诗人超过100位；二是诗歌创作数量多，保存流传下来的也多；三是从创作题材看，关注民生国运的家国情怀依然占据了主要内容。虽然一些作品多登高游览、个人愁苦，但反映民族兴亡、寄托故国之思之作，内容丰富，风格沉雄。至道光、咸丰年间，以诗抨击时政，批判现实者渐多。同治、光绪年间，反映新思想文化和社会矛盾的诗歌创作富有时代精神；四是诗歌创作地域特色鲜明。一些文化古迹与风景名胜，如卦台山、伏羲庙、南郭寺等成为登临描写重点。
清代天水诗歌创作诗人众多，从诗人群体看，最有代表性的客籍诗人为王际有、蒋薰、宋琬、牛运震、毕沅、董平章等。王际有《仙人崖》《北流泉》《隗嚣宫》《望石门》等，宋琬《过马跑泉》《胡亭二首》《雨后胡亭》等，毕沅《麦积山》《朱圉山》《南山寺双柏行》《唐权文公墓》等，这些诗篇对秦州文化景观皆有精彩描写。其中浙江海宁蒋薰（1610年—1693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迁甘肃伏羌知县。其《留素堂诗删》中的《西征引》《塞翁编》中有百余首诗歌记录了他在秦州以及伏羌（今天水甘谷县）的生活，内容涉及山川风物、地域习俗、登临游历、民生疾苦以及思乡念亲等内容，细腻深沉，表达了南方文人宦游西北边地的复杂情感。山东莱阳人宋琬（1614年—1674年），清初著名诗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任陇西右道佥事。宋琬诗入杜、韩之室，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目。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等合称为“燕台七子”。著有《安雅堂集》及《二乡亭词》。兖州滋阳牛运震（1706年—1758年），字阶平，号真谷，乾隆三年（1738年），授甘肃秦安知县，后兼摄徽县、两当县，调凉州府平番县（今永登）。牛运震在陇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如其《县城晓望》《秦安春日》《过东柯草堂》《怀胡静庵釴》等诗篇，展现了时代特点与秦陇地域特色，在清代天水客籍诗人创作中独树一帜。
进入清代后期，福建闽县人董平章，咸丰年间任秦州知州，辞官后因归途受阻滞留秦州十余年，任士言、吴西川、郭凤鸣等皆出其门。其《秦川焚余草》六卷近一千首诗歌，真实、全面反映了在秦州的生活见闻与感受，将个人见闻与时代风貌，以及清代晚期西北人民生活状貌融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
清代本籍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大放异彩，名家名集名篇鸿富。伏羌巩建丰有《朱圉山人诗集》，诗风质朴，淡然平实。然清代天水诗词创作之最杰出者无疑是号称“关陇三诗杰”的胡釴。胡釴（1708年—1770年），字鼎臣，号静庵，秦安县人。雍正十三年拔贡生，例入监读书以侍养，辞归，入皋兰书院。乾隆中官高台学博。尝与吴镇同学于山东滋阳牛运震，一时名重。雍正十二年（1734年）拔贡，后屡试不第。乾隆六年（1741年），主讲秦安书院。奖掖后进，致力于诗赋创作。时甘肃巡抚黄廷桂、陈宏谋、杨应琚等器重其才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官高台训导，三十五年兼署肃州学正，同年以病辞归。
胡釴天赋过人，博通经史，擅长音律，工诗善文，以诗文闻名于乡里，与狄道吴镇、潼关杨鸾并称“关陇三诗杰”。杨鸾《胡釴墓志铭》云：“发为辞章，庞蔚炳朗，必穷极物态，而清新自得，不苟为藻绘。至制举之文，则源本先正，而以古文行之。”胡釴好读书，邃于学问。晚年无意仕途，以诗酒自娱，奖劝后学为事，有《静庵诗钞》（刻本）《静庵诗词稿》（稿本）传世。其诗精神高蹈不俗、艺术风貌独特，展示了怀才不遇文人的内心抑塞不平之气。后人评其诗曰：“诗境清腴，而曲尽事情，虽刻苦研炼，而自然流转如脱口出。”
以善五言著称者有秦州吴西川，其《沁芳吟馆诗草》才气横溢，温润秀美；伏羌王权（1822年—1905年）有《笠云山房诗集》，诗歌敢于直面现实，多忧国忧民之作；“陇南文宗”秦州任其昌（1830年—1900年）有《敦素堂诗文集》，其诗思力沉厚，宗法杜甫，善于用典，诸体皆能。其子任承允有《桐自生斋诗文集》，承继优良家学，诗文俱佳；“陇上铁汉”安维峻（1854年—1925年），有《望云山房集》等，其诗歌内容丰富，体现了他大勇无畏、忠君报国的爱国文人精神和拳拳赤子心。其他如巨国桂、孙海、郭凤鸣、张世英等，皆是秦州诗人中的佼佼者，留下了大量优秀诗作。另外，近代后期如陈青选《逸鹤鸣秋集》、哈锐《蜕庵诗稿》、周务学《忠武堂诗草》等，更是折射了时代巨变与民族精神。
总之，清代天水诗歌创作异军突起，客籍诗人名家名篇较多，本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诗歌创作在数量、关注社会的深广度上都有超迈，在诗歌艺术方面创获良多，在中国诗歌史和天水诗歌创作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民国时期，天水诗风仍盛，蔗境弥甘，激情不减。于右任、罗家伦等客籍诗人都有关于天水的诗歌创作，如于右任的《清水早发》《秦岭》《过秦州》等纪行诗影响很大。本籍诗人笔耕不辍，诗歌创作成绩令人瞩目，其中冯国瑞《绛华楼诗集》、霍松林《唐音阁诗词集》、李克明《紫歌梦轩诗稿》、汪青《轮虱室诗》等都是佳作。适逢社会大变迁，抗日烽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大批重大社会历史题材，都使天水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诗歌或反映抗战等重大民族历史，或叙写新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沧桑感和历史感。而一些咏怀古迹、吟咏性情、感伤时事之作，也能反映天水诗歌发展之新貌。尤其是一代文化大师霍松林先生，其诗其词堪称近代以来天水诗歌创作之最有成绩、最有影响者。作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其所著唐音阁诗词，造境写境，思清旨远。唐音之旨，胥在是已。钱仲联先生在《唐音阁吟稿》序文中言其学养鸿富，受益名家。指出：“松林之为人，能文、能书、能依声、能研说部、能雕文心，而尤长于诗。恬吟密咏，情深而文明，志和而音雅，乃若不类秦陇间魁垒尚气之士所为者。”程千帆先生在《唐音阁吟稿》序文中指出：“松林之为诗，兼备古今之体，才雄而格峻，绪密而思清，而其得意处，即事长吟，发扬蹈厉，殆不暇斤斤于一字一句之工拙。”又言其词云：“松林之词，大声镗鞳，小声铿锵，富豪情奇气，而以疏宕出之。调高而思深，言近而旨远，有一唱三叹之音矣……松林之词，不莽不纤，自饶逸致，赋手文心，为倚声家开一境，亦如其诗之能自树立、不因循者。”其诗歌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主张用新观念、新感情、新语言表现新时代、新现实，率先用“新声新韵”尝试创作，其《金婚谢妻》和《八十述怀》等七律组诗，是吟坛公认新声新韵的奠基之作，在中华诗史上有划时代意义。正因为如此成就与影响，2008年12月20日，霍松林先生与李汝伦、孙轶青、叶嘉莹、刘征5位诗家，荣获由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全国只评选了五位，亦足见天水诗歌创作前有古人，后亦有来者。
审美特质及其地位影响
天水古代诗歌创作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审美特征：即关注现实人生的创作精神；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真率质朴的情感抒发；古体为本的形式追求。
（一）关注现实人生的创作精神
天水诗歌创作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思想内容上对现实人生的高度关注与深刻表现是一条红线。古代天水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展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的人文精神，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诗经》、两汉乐府民歌和古体诗的艺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把现实人生这个严肃的主题引进了诗歌领域，抒写人生走向社会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与悲剧意识，并且透出追求自我价值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外展现了现实人生广阔的社会全景，向内抒发了自我的真血性、真性情，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深刻性而言，天水古代诗歌表现出的就是文学与良心的兼备。诗歌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举凡现实生活、人生重大问题都有反映，展现了一种面向广阔社会现实的创作传统和人文精神，既有审美价值，亦具历史价值。因此，就审美性而言，天水诗歌充满关注社会人生的创作精神，表现出刚健劲拔的风格、质朴真淳的情感、雄奇壮美的审美特征。
（二）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
与关注现实人生的创作精神相适应，天水诗歌体现着古朴自然、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风骨与气韵充盈，文辞富有感染力。诗与社会人生、诗与历史文化紧密关联，在艺术上非常准确地表现为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具有典型的河朔遗风。如《诗经·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此诗描写了秦国军民同仇敌忾的雄壮气势，以及激昂慷慨的出征场面，表现了同仇敌忾的英雄主义精神，洋溢着催人奋进的艺术力量。
与中原、江左文人及其诗歌相比，天水诗人更多依靠其质朴真淳的情感和自然天成的本色性格来创作，因而绝少被繁缛的文学典故与绮靡的辞采所遮蔽，在自然真淳中形成了自己的抒情深度。从审美理想看，天水诗人的审美心态习惯于呈现自然本色，真情自然流露，平淡道来，却又耐人寻味。这种特性促成了天水诗歌率直真淳、自然质朴的情感特征。语言质而不鄙，浅而能深，近而能远，随语成韵，随韵成趣。
天水古代诗歌创作中这种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使诗歌创作在内容上很好地发挥了社会生活的记录作用、治理得失的匡正作用、修德明理的教化作用、泄导人情的言志作用、传播价值的载道作用、关注社会的美刺作用和重视礼义的人伦价值作用。
（三）真率质朴的情感抒发
情感导向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根本属性。天水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以人为本、以仁爱为核心，在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四个方面造就了诗歌的抒情性本质。天水诗歌以最便于歌唱的诗形式，不断丰富深化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的力量与价值，着意于表达真情实感，朴实无华。而天水人的怀乡恋土观念格外浓厚，很多诗以家乡名胜为题，很多作品以“故乡”和“家园”为中心，表达游子的乡恋思归，充满泥土芬芳的乡情。
天水诗人存真抱朴，不谐俗相，拙于处世，性情耿烈。诗歌多哀民生之艰、抒家国之恨、原人性之真、言风物之情。他们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态色彩，抒情真率坦诚，较少堆砌典故营构诗境，语言多选择口语，辞色追求本色自然，以清新质朴展示其原创性，这与中原文人引经据典、堆砌辞藻、婉曲见义形成鲜明对比，它促成了天水诗歌真率直露的情感特征，为中国诗歌平添了一份真率直露的本真美、质朴美。
（四）古体为本的形式追求
古代天水强健剽悍的尚武精神、粗犷豪迈的民风，与浓郁的黄土气息和汉胡杂居的文化特质相结合，形成了天水古代诗歌创作自然质朴的艺术美感。这种雄浑豪放之气、自然真率之情、苍凉悲壮之景以及粗犷民风，最适宜于古体诗歌艺术形式的表达。因此，就古代天水诗歌创作形式来看，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上多采用叙事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句式灵活多样，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艺术形式，但总体表现出以古体为本的形式追求。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天水诗歌创作以质朴性孕育开放性，以通俗性展示原创性，以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性呈现无比绚丽的多样性，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在甘肃文学中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地域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德格尔说：“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在这片星球上。”21世纪，我们都在追求民族国家的诗和远方，追求我们自己的诗和远方。诗在当代不仅具有普世价值，更是人们高雅生活新的标尺。古代天水诗歌在《诗经》和汉乐府等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精神影响下，集而为源，气势磅礴；顺流而下，波澜壮阔。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讫清代、近代，蔚为大观。从远古走向现代。
新时代的天水诗歌，也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潮流中，在天水人民建强省域副中心、推动老工业基地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展示天水新形象、展现天水新精神、助推天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名片。
（本文节选自《甘肃历代诗歌选注·天水卷》概述部分，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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