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
莲花形玻璃托盏
铜奔马
《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鲵鱼纹彩陶瓶
《仪礼》简（局部）
彩绘木轺车
《法句经》局部
彩绘木六博俑
高善穆石造像塔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本版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
茹 实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走进博物馆，便能触摸到这里的历史文脉与基因。
坐落于黄河之滨的甘肃省博物馆，凭借陇原大地丰厚卓异的文化底蕴，汇集了甘肃境内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珍宝，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粹宝、古生物化石等珍贵文物独具特色。它们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生动诠释了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历程中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687件(组)，其中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甲类（国宝级文物）有16件，它们均出土于甘肃省境内，承载着甘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甘肃在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的绝佳“代言”。
1.冠绝“彩陶之乡”：鲵鱼纹彩陶瓶
鲵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5500年-5000年），甘谷县西坪出土。器腹一侧正中用黑彩绘一只弯躯折尾的鲵鱼，头部细节刻画颇似人脸，双臂、手指等亦具有人格化特点，或许具有人神合一的意味。有人认为该图案可能与传说中人文始祖伏羲有关，其神秘怪异的形象，或许是早期“龙图腾”之一。它不仅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众多彩陶中唯一一件国宝级文物，也是“彩陶之乡”甘肃的唯一一件彩陶类国宝级文物。
2.汉代木雕艺术的旷世杰作：彩绘木六博俑
彩绘木六博俑，西汉，武威磨嘴子出土。木俑为两位跪坐对局的老者形象，二者间设一长方形棋盘。老者神情凝滞，蓄势待发，显然正在紧张的六博对局之中。考古发现中不乏汉代博局、棋子、骰子等六博器具，汉墓画像砖中也常见相关图像，但以雕塑刻画六博对局却极为罕见，这件文物充分体现了汉代木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与境界。
3.迄今发现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彩绘木轺车
彩绘木轺车，西汉，武威磨嘴子出土。轺车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汉代木雕作品，也是现存汉代木轺车马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对于研究汉代车舆和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据汉代制度，推断墓主人生前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
4.目前所见《仪礼》最古版本：《仪礼》简
《仪礼》简，西汉，武威磨嘴子出土。分木质和竹质两种，共496枚，编为甲、乙、丙三本，系先编后写。甲本为《仪礼》17篇中的7篇，乙本仅存《服传》一篇，丙本仅存《丧服》一篇。该简册保存基本完好，与传世的郑玄注本不同，应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
5.医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医药简牍
医药简牍，东汉，1972年武威市旱滩坡出土。共计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78枚简为一卷册，分为两种：一种宽度1厘米，边侧有锲口，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0.5厘米，边侧无锲口，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14枚牍为一卷册，有二道编绳，先书后编。这批简牍内容丰富，保存医药方有30多个，所列药物近百味，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针灸学和药物学的重要资料，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6.汉笔佳作：“白马作”毛笔
“白马作”毛笔，东汉，武威磨嘴子出土。竹制笔杆，端直均匀，管状中空，笔杆前端缚扎丝线且髹漆。笔芯及锋外覆较软的黄褐色毛，富有弹性。笔杆中部阴刻隶书“白马作”三字，“白马”当为制作此笔的工匠名。笔尾端削为钝尖，便于簪插，出土时位于男尸头部左侧，是汉代文职官吏“簪笔”之制的印证。由于时代久远，汉代毛笔出土物极为罕见，这支制作精良、保存完整的汉代毛笔得以驰名海内外。
7.傲世凌空 一骑绝尘：铜奔马
铜奔马，东汉，1969年武威市雷台墓出土。马作奔腾状，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展翅飞翔、回首惊顾的飞鸟。奔马全身着力点集于超掠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把握了力学平衡。蹄踏飞鸟，表现出马行迅疾，在鸟惊回首的刹那已经超越了飞行的鸟。铜奔马铸造精美，构思巧妙，为我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杰作，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它以卓绝的艺术造诣千古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积极进取伟大气质的象征。
8.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法句经》
《法句经》，前凉，卷轴装写本，黄麻纸，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隶书缮抄《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两品经文，前有裁切痕迹，题记“升平十二年（公元368年）沙弥净明。咸安三年（公元373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为沙弥净明的两次诵经记录。该文物是所知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其书法艺术展现了“经书体”楷法初期的特有风姿。
9.中国早期古塔实例：高善穆石造像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1969年甘肃省酒泉市出土。宝盖、相轮、塔颈、塔肩、塔基一应俱全，底部有榫头。宝盖顶端中间刻北斗七星，塔腹阴刻《增一阿含经·结禁品》的前半部分及发愿文，有承玄元年（公元428年）纪年。塔基为八面形，每面阴刻一像，像左侧上方刻八卦符号。该造像塔是现存北凉石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在造型上继承了犍陀罗供养小塔的基本造型特征，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塔顶端的北斗七星，塔基的八卦符号等，体现出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和佛教思想的重要标本。
10.唐代写经典范：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
该写经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用硬黄麻纸24张书写，保存完好。卷首题“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迦叶菩萨品之二”，卷尾题“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二”。卷首下方题“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日于右任敬观”。经文中“世”“愍”字均有缺笔，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当为高宗年间所写。写经纸质入潢后打蜡砑光，厚实平整。楷书修整自持，端庄严谨，数千字始终如一律，不失行次，堪称唐代写经的典范之作，对研究当时佛学及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1.佛教中国化的实物见证：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泾川县大云寺出土。最外层的石函由质地坚硬的灰色大理石制成，四壁阴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言》，并有参与舍利发现和奉安仪式的职官、僧众题名，共千余字，纪年为“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其内层层套置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和玻璃舍利瓶，舍利瓶内装舍利14粒，形如米粒。这套舍利容器精巧华丽，光彩夺目，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细工的最高技艺。这套舍利容器是考古发现最早的以中国传统棺椁制度设计舍利容器，并置于地宫之中实例，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习俗相融合的重要实物见证。
12.丰肌秀骨 盛唐气韵：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唐代，原位于天梯山第3窟左壁龛。主尊坐佛圆髻广颐，低垂下视，双唇紧闭，流露出一种庄严沉思的神情。身着通肩式袈裟，线条流畅，洗练写实，表现出衣饰质地的柔软厚重。此像经后世多次重妆，彩绘已然斑驳，但比例匀称，体态雍容，不失盛唐神韵。左、右两侧胁侍菩萨面庞圆丰，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肌肉丰满匀称，体态优雅，正是唐代“丰肌秀骨”的典型。
13.敦煌艺术绘画珍品：《报父母恩重经变》图轴
该画为绢地设色，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画面中心为说法图，一佛二菩萨法相庄严，诸菩萨、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赴会圣众”围绕周围。两侧及上方分布15幅经变故事图，以连环画形式铺陈展现《佛说父母恩重经》的基本内容。其上绘七佛、弥勒与七宝，其下墨书《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最下方自左向右排布地藏菩萨、《绘佛邈真纪》、引路菩萨及比丘尼戒行邈真像。该绢画保存完整，色彩绚丽，是敦煌《佛说父母恩重经》诸变相中，内容最复杂，画面情节最多，特点最鲜明，风格最独特的一幅，且有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明确纪年，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
14.玲珑剔透 精美绝伦：莲花形玻璃托盏
莲花形玻璃托盏，元代，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群之汪惟孝墓出土。托盏为半透明玻璃质地，整体呈普蓝色，晶莹润泽，色泽纯正。由盏和托盘两部分组成。托为平口，八瓣莲花形边沿；盏为花口，由七瓣仰莲组成。该托盏完整成套，造型华美，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和谐之美。
15.元代“国际通行证”：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
八思巴文虎头银符铁牌，元代，符牌两面镶嵌八思巴文银字，译为“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廓外上有叶状钮座，座内铸虎头纹，座顶有椭圆形环钮。这种虎符圆牌专为传递“军情急务”而设，持之可进出全国各地及四大汗国，域跨欧亚，故有“国际通行证”之称，是研究元代急递制度以及政治史、民族文字等方面的珍贵实物资料。这种符牌使用范围十分严格，故全世界现存数量极少。
16.我国书法艺术宝库：肃府本《淳化阁帖》
肃府本《淳化阁帖》，明代，采用陕西富平所产质量特优铜磐石摹刻，共计142块。《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艺法帖，集宋以前书法之大成，编印于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此帖印数不多且刻版毁于大火，故流传的少量帖本成为稀世珍宝。明朝朱元璋第14子朱瑛就藩肃王时，获御赐宋初拓印本淳化阁帖。肃王府一直视之为传代之宝，秘不示人。延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方由著名金石摹刻专家历时七载完成两面刻文的帖石。这套刻石是现存时代最早、质量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帖刻石，逼真再现了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繇、索靖及欧、褚、颜、柳等宋以前书法巨匠的精品，堪称我国书法艺术的一座宝库。（作者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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