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典范”“高地”成果展上的展品精彩纷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敦煌,时间的宝藏,岁月的沉淀。
敦煌,历史的回响,文明的灯塔。
敦煌,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80年来,敦煌研究院致力于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传承弘扬、展示交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铸就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作出积极贡献。
9月22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创新与发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集中采访活动,敦煌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围绕全力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主题,回答记者提问。
采访活动中,中央媒体以及省内外主流媒体记者针对文物发现与保护、敦煌学研究、数字化建设、国际合作、文旅融合发展等内容与敦煌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交流,专家学者分享发展经验,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汇聚起创新发展的思路。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莫高窟,一处璀璨的文化瑰宝。
历经1600余年,莫高窟魅力依然,得益于一代代莫高窟人毕其一生的接力守护。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文物保护对于敦煌而言,是传承历史记忆的关键。
在几代莫高窟人的努力下,敦煌文物保护一直在扎实推进。今天还能看到栩栩如生的雕塑、色泽鲜艳的壁画,得益于代代莫高窟人的赓续守护。“守护敦煌是莫高窟人毕生的使命。”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苏伯民动情地说,敦煌石窟保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历史结束。
第二阶段,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崖体进行加固,莫高窟的洞窟及崖体得到了有效保护。
第三阶段,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保护理念和科学技术。同时,制定出台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形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莫高窟经验”。敦煌石窟逐渐成为我国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典型。
“当前,敦煌研究院基本建成以保护和管理并重,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为保障的综合保护管理体系。”苏伯民介绍。
实际上,过去二三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技术已经走出敦煌,服务一些全国的重要遗址保护。短短几年时间,承担了将近上百项全国各省的文物保护工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认为‘典范’就在于不仅能把自己的文物保护好,还能为国内其他文物保护提供技术支撑。”苏伯民介绍,目前,敦煌研究院形成了三方面的保护能力。一是壁画彩绘的保护和研究能力,二是岩体的加固技术和水平,三是夯土城防工事。
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
80年来,敦煌研究院代代学者前赴后继研究敦煌学,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历史等学科在学术界走在最前列。
“你如果不把石窟的内容搞清楚,其他人怎么研究?”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坦言,敦煌研究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上摸清了莫高窟每个洞窟的内容和时代,90年代对莫高窟北区进行全面清理,调查了200多个洞窟。后来对全部洞窟都进行了研究,目前基本明确了每个洞窟的功能、目的以及当初建成的基本情况,“最近,敦煌研究院发布了两部考古报告,应该说在全国的石窟考古研究方面具有典范作用。”
“要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就要在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走在前头。同时创造更好的平台,团结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研究敦煌学。”赵声良说,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专家深入研究敦煌学的各个领域,比如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艺术研究,敦煌文献的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美学、民族学等,“种种努力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带动世界的研究。”
研究敦煌学,不来敦煌怎么行?
“敦煌研究院积极搭建平台,依托学术交流活动和创办的期刊等,集中发布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院刊《敦煌研究》是目前敦煌学研究最权威的刊物,国内外研究敦煌学都要参考。”赵声良介绍,敦煌研究院通过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建立合作联系,依托敦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敦煌学研究水平。目前,已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高校建立合作,国内与北京大学共建敦煌学研究中心,与兰州大学共建敦煌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都有着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推进石窟与土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刊载科技考古、文物数字化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敦煌研究院又创办了学术期刊《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
找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平衡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在切实保护和管理好文物的前提下,负责任地做好文化旅游开发,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地的重要作用。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雷政广介绍,针对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敦煌研究院对所管辖的洞窟从容纳面积、病害情况和窟内环境等进行科学评估,得出结论:具备开发条件的洞窟占总数的20%左右。
“根据可开发的洞窟位置、艺术表现特点、时代特征等情况,我们编排了12条参观线路。”雷政广说,敦煌研究院还在石窟内布设监测预警系统,利用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对洞窟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微环境指标,以及客流分布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为了抢救敦煌石窟珍贵的文物信息,使之得以永久真实地保存,20世纪80年代开始,樊锦诗提出敦煌石窟壁画数字化的宏伟设想。如今,敦煌研究院完成了295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86个洞窟的图像拼接,以及一系列洞窟和彩绘的三维重塑。
“敦煌研究院还做了所管辖的西千佛洞、榆林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寺等的数字化工作。完成的数字资源已经超过400TB的数据存储容量。”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俞天秀介绍。
这些数据成果还推广到其他业务领域,比如,考古报告、美术临摹、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了让公众和研究机构能够便捷获取数字资源,敦煌研究院打造了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全球学者、文化爱好者,以及艺术创意者登录网站,在线签约或授权即可快速使用。
如今,莫高窟景区已构建起单日总量控制、门票网络预约、数字洞口展示、实体洞窟参观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成为目前不可移动文物单位开放利用的一种有效模式。